天涯文学_古诗词

　　杭州西湖的旖旎风光，给文人骚客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灵感和情思。歌咏西湖的散曲作品，也如同湖山美景那样争奇斗妍，各具风致。这首《醉中天》，是其中不落常套的一首。

　　起首四句，剪裁出四幅不同的画面。第一句，远眺。相思树即连理树，原指异根而同枝相通；西湖岸上花卉林木互相依偎簇拥，交柯接叶，远远望去便会产生连理的感觉。第二句，近观。“折枝”是花卉画中突出局部主体，而稍取旁景衬托的剪裁性的特写，作者为各色禽鸟所吸引，伫神凝望，连同近旁枝叶的背景，不正是一幅幅绝好的折枝图吗。第三句，湖中。“双双比目鱼”，当然不是《尔雅》所说的那种唯生一目、“不比不行”的缣鲽，不过是因为游鱼成群，圉圉洋洋，所以看上去都好像是结伴成对的了。何况观鱼最容易引起像庄子于濠上产生的那种物我一体、移情游鳞的感受，而西湖的澄澈明丽，亦自在句意之中。第四句，岸上。曲中用“鸳鸯户”三字，造语新警。它既形容出湖岸鳞次栉比的人家，又会使人联想起门户内男欢女悦、熙熙陶陶的情景。这四句固是状写西湖花木之繁、鱼鸟之众、人烟之稠，然而由于用上“相思”、“比目”、“鸳鸯”等字样，便平添了热烈、欢乐和美好的气氛。四幅画面交叠在一起，本身还是静态的，而下承“一步步金厢翠铺”一句，就化静为动了。“金厢”即以金镶嵌，有富贵气象，而“翠铺”又不无清秀的色彩。这一切，自然而然引出了“世间好处”的考语，用今时的话语来说，这正是“人间天堂”的意思。

　　铺叙自此，用笔已满，作者突然一折，接上了一句“典卖西湖”的冷隽语，还特地附上了小注。细细思味，令人叫绝。从注释三所引的原注来看，台、谏分掌弹劾和规谏，所谓有“言责”；省、院制法令、行政务，所谓有“官守”；均属于“轩冕”一流。典也好，卖也好，平民百姓不会沾染，“轻视轩冕”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从原注理解，便是说：西湖风光如此美好，可不要糊里糊涂，去争当什么台谏省院的高官啊。当了官便不自由，不能流连山水，“无往不可”。这是避名利、乐山水的一层意思。另一方面，作者引用的是“宋谚”，宋社已屋，对宋而言，最终结果不啻是“典卖了西湖”。“休没寻思”这一句，也多少隐含着对前朝误国君臣的嘲弄，隐含着一点兴亡盛衰之感。双关之意，是颇为巧妙的。

　　《观刈麦》是白居易任周至县县尉时有感于当地人民劳动艰苦、生活贫困所写的一首诗，作品对造成人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提出指责．对于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表现了一个有良心的封建官吏的人道主义精神。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诗人三十六岁。周至县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县尉在县里主管缉捕盗贼、征收捐税等事。正因为白居易主管此事；所以他对劳动人民在这方面所受的灾难也知道得最清楚：诗人想到自己四体不勤却饱食禄米，内心十分惭愧。于是直抒其事，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全诗分四层，第一层四句，交代时间及其环境气氛。"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下文要说的事情就发生"人倍忙"的五月。这两句总领全篇，而且一开头就流露出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派丰收景象，大画面是让人喜悦的。可是谁又能想到在这丰收景象下农民的悲哀呢?

　　第二层八句，通过具体的一户人家来展现这"人倍忙"的收麦情景。婆婆、儿媳妇担着饭篮子，小孙儿提着水壶，他们是去给地里干活儿的男人们送饭的。男人天不亮就下地了；女人起床后先忙家务，而后做饭；小孙子跟着奶奶、妈妈送饭时一齐到地里。她们是要在饭后和男人们一道干下去的。你看这一家忙不忙呢?"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这四句正面描写收麦劳动。他们脸对着大地，背对着蓝天，下面如同笼蒸，上面如同火烤，但是他们用尽一切力量挥舞着镰刀一路向前割去，似乎完全忘记了炎热，因为这是"虎口夺粮"，时间必须抓紧呀！舍不得浪费。天气如此之热，白天又如此之长，而人们却竭力苦干，就怕浪费一点时间，可见人们对即将到手的麦子的珍惜程度。"惜"字在这里用得非常好，是用一种违背人之常情的写法来突出人们此时此地的感情烈度。白居易的《卖炭翁》中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之语，"愿"字的用法与此处"惜"字的用法正同。

　　笫三层八句，镜头转向一个贫妇人，她被捐税弄得破了产，现时只能以拾麦穗为生，这是比前述阖家忙于收麦者更低一个层次的人。你看她的形象：左手抱着一个孩子，臂弯里挂着一个破竹筐，右手在那里捡人家落下的麦穗。这有多么累，而收获又是多么少啊！但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是收麦的时候，还有麦穗可捡，换个别的时候，就只有去沿街乞讨了。而她们家在去年、前年，也是有地可种、有麦可收的人家呀，只是后来让捐税弄得走投无路，把家产，土地都折变了，至使今天落到了这个地步。第四层六句，写诗人面对丰收下出现如此悲惨景象的自疚自愧。

　　作品的题目叫《观刈麦》，而画面上实际出现的，除了刈麦者之外，却还有一个拾麦者，而且作者的关心也恰恰是更偏重在后者身上。他们二者目前的贫富苦乐程度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日凄凉可怜的拾麦穗者是昨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又安知今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明日不沦落成凄凉可怜的拾麦者呢?只要有繁重的捐税在，劳动人民就永远摆脱不了破产的命运。作者在这里对当时害民的赋税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对劳动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寄寓了深切的同情。而且不是一般的同情，是进而把自己摆进去，觉得自己和劳动人民的差别太大了，自己问心有愧。这时的白居易的诗歌确实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呼出了劳动人民的声音。

　　这首诗写作上的基本特点是不带任何夸张地、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场景。他选取了举家忙碌和凄凉拾穗这两个镜头，使之构成强烈对比。前者虽然苦、虽然累，但他们暂时还是有希望的，至于后者，则完全是断梗浮萍，朝不保夕了。两个镜头所表现的场面、气氛、形象、心理都很好。

　　诗人由农民生活的痛苦联想到自己生活的舒适，感到惭愧，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段抒情文字是全诗的精华所在。它是作者触景生情的产物，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白居易写讽谕诗，目的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在这首诗中，他以自己切身的感受，把农民和作为朝廷官员的自己作鲜明对比，就是希望“天子”有所感悟，手法巧妙而委婉，可谓用心良苦。

　　自汉迄今，对《鸡鸣》的阐释大致经历以下三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是“诗人介入式”的解读方式，以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最为典型，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孔颖达认为，《鸡鸣》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之言，下两句是诗人对夫人话语的评判。卒章皆为夫人之辞。在诗中，始终是夫人在说话，男子没有言语，诗人介入其中，起解说作用。

　　第二种是“半联句体”解读方式，以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为代表，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方玉润认为，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言，下两句是丈夫言，末章全是夫人言。

　　第三种是“问答联句体”，以程俊英为代表，在《诗经注析》中提出，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程俊英等认为，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言，下两句是丈夫言，末章上两句是丈夫言，而下两句是夫人言。

　　此诗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思贤妃”，说：“（齐）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宋朱熹《诗集传》则以为是直接赞美贤妃。而宋严粲《诗缉》以为是“刺荒淫”，清崔述《读风偶识》以为是“美勤政”，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是“贤妇警夫早朝”。

　　也许此诗只是表现一对贵族夫妇私生活的情趣。全诗以夫妇间对话展开，构思新颖，在《诗经》中是别开生面的。姚际恒说：“愚谓此诗妙处须于句外求之。”（《诗经通论》）本来这对夫妇的对话是非常质朴显露的，谈不上有什么诗味妙语，只因为有的类似傻话、疯话，叫人会心发笑，包含着“无理见趣”之妙。古制，国君鸡鸣即起视朝，卿大夫则提前入朝侍君，《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即是。此诗开头写妻子提醒丈夫“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丈夫回答“匪鸡则鸣，苍蝇之声”。想来鸡啼、苍蝇飞鸣古今不会大变，如非听觉失灵，不至二者不分。从下面二、三章妻子所云“东方明矣”“会且归矣”，可知当是鸡鸣无疑。而丈夫把“鸡鸣”说成“苍蝇之声”，是违背生活常识的，当然“无理”。

　　但如果换一角度理解，看作是丈夫梦中被妻子唤醒，听见妻子以“鸡鸣”相催促，便故意逗弄妻子说：不是鸡叫，是苍蝇声音，表现了他们夫妇间的生活情趣，也是别有滋味。“反常”而合乎夫妇情感生活之“道”，这正是姚氏所指出的妙在句外。

　　下两章时间由鸡鸣至天亮，官员由已上朝至快散朝，丈夫愈拖延愈懒起，故意把天明说成“月光”，贪恋衾枕，缠绵难舍，竟还想与妻子同入梦乡，而妻子则愈催愈紧，最后一句“无庶予子憎”已微有嗔意。表现夫妇私生活，可谓“真情实境，写来活现”（姚际恒《诗经通论》）。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言，句式错综，接近散文化。此诗以男女对话展开，创意新颖，构思巧妙，好似一出小品，人物形象呼之欲出。押韵亦有其特点，头两章四句皆用韵，而首句与次句韵脚同在第三字，而末尾是语助词“矣”，也算韵，王力先生称这为“富韵”。另外第一、二章首句与第三句韵脚同字。第三章则是第一、二、四句押韵，也可见此诗用韵富有变化。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