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以梅花自况，咏梅的凄苦以泄胸中抑郁，感叹人生的失意坎坷；赞梅的精神又表达了青春无悔的信念以及对自己爱国情操及高洁人格的自许。
词的上半阕着力渲染梅的落寞凄清、饱受风雨之苦的情形。陆游曾经称赞梅花“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落梅》）。梅花如此清幽绝俗，出于众花之上，可是“如今”竟开在郊野的驿站外面，紧临着破败不堪的“断桥”，自然是人迹罕至、寂寥荒寒、倍受冷落、令人怜惜了。无人照看与护理，其生死荣枯全凭自己。“断桥”已失去沟通两岸的功能，唯有断烂木石，更是人迹罕至之处。由于这些原因，它只能“寂寞开无主”了，“无主”既指无人照管，又指梅花无人赏识，不得与人亲近交流而只能孤芳自赏，独自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而已。“已是黄昏独自愁”是拟人手法，写梅花的精神状态，身处荒僻之境的野梅，虽无人栽培，无人关心，但它凭借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也终于长成开花了。宝剑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野梅不平凡的遭遇使它具有不同凡响的气质。范成大《梅谱序》说：“野生不经栽接者，……谓之野梅，……香最清。”可是，由于地势使然，野梅虽历经磨难而独具清芬，却无人能会，无人领略其神韵。这犹如“幽居见。那么，野梅为何又偏在黄昏时分独自愁呢?因为白天，它尚残存着一线被人发现的幻想，而一到黄昏，这些微的幻想也彻底破灭了；这也如前人闺怨诗所说：最难消遣是黄昏！不仅如此，黄昏又是阴阳交替，气温转冷而易生风雨的时辰，所以；除了心灵的痛苦之外，还要有肢体上的折磨，“更著风和雨”。这内外交困、身心俱损的情形将梅花之不幸推到了极处，野梅的遭遇也是作者以往人生的写照，倾注了诗人的心血！ “寂寞开无主”一句，作者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在客观景物之中，首句是景语，这句已是情语了。
上阕集中写了梅花的困难处境，它也的确还有“愁”。从艺术手法说，写愁时作者没有用诗人、词人们那套惯用的比喻手法，把愁写得像这像那，而是用环境、时光和自然现象来烘托。况周颐说：“词有淡远取神，只描取景物，而神致自在言外，此为高手。”（《蕙风词话》）就是说，词人描写这么多“景物”，是为了获得梅花的“神致”；“深于言情者，正在善于写景”（田同之《西圃词说》）。上阕四句可说是“情景双绘”。让读者从一系列景物中感受到作者的特定环境下的心绪──愁，也让读者逐渐踏入作者的心境。
下半阕写梅花的灵魂及生死观。梅花生在世上，无意于炫耀自己的花容月貌，也不肯媚俗与招蜂引蝶，所以在时间上躲得远远的，既不与争奇斗妍的百花争夺春色，也不与菊花分享秋光，而是孤独地在冰天雪地里开放。但是这样仍摆脱不了百花的嫉妒，可能会被认为“自命清高”、“别有用心”甚至是“出洋相”……。正像梅花“无意苦争春”一样，对他物的侮辱、误解也一概不予理睬，而是“一任群芳妒”，听之任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同时，不论外界舆论如何，我以不变应万变，只求灵魂的升华与纯洁，即使花落了，化成泥土了，轧成尘埃了，我的品格就像我的香气一样永驻人间。这精神不正是诗人回首往事不知悔、奋勇向前不动摇的人格宣言吗！“群芳”在这里代指“主和派”小人。这两句表现出陆游标格孤高，决不与争宠邀媚、阿谀逢迎之徒为伍的品格和不畏谗毁、坚贞自守的崚嶒傲骨。最后几句，把梅花的“独标高格”，再推进一层：“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前句承上阕的寂寞无主、梅花黄昏日落、风雨交侵等凄惨境遇。这句七个字四次顿挫：“零落”，不堪雨骤风狂的摧残，梅花纷纷凋落了，这是一层。落花委地，与泥水混杂，不辨何者是花，何者是泥了，这是第二层。从“碾”字，显示出摧残者的无情，被摧残者承受的压力之大，这是第三层。结果呢，梅花被摧残、被践踏而化作灰尘了。这是第四层。看，梅花的命运有多么悲惨，简直令人不忍卒读。但作者的目的决不是单为写梅花的悲惨遭遇，引起人们的同情；从写作手法说，仍是铺垫，是蓄势，是为了把下句的词意推上最高峰。虽说梅花凋落了，被践踏成泥土了，被碾成尘灰了，请看，“只有香如故”，它那“别有韵”的香味，却永远如故，一丝一毫也改变不了。
末句具有扛鼎之力，它振起全篇，把前面梅花的不幸处境，风雨侵凌，凋残零落，成泥作尘的凄凉、衰飒、悲戚，一股脑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作者从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发，做出生命的表白。悲忧中透出一种坚贞的自信。词人借梅言志，曲折地写出险恶仕途中坚持高沽志行。不媚俗．不屈邪．清真绝俗，忠贞不渝的情怀与抱负。这首咏梅词．通篇来见“梅”字．却处处传出“梅”的神韵．且作者以梅自喻。比必寄托。物我融一。对梅的赞咏中，显示词人身处逆境而矢志不渝的崇高品格。
纵观全词，诗人以物喻人，托物言志，巧借饱受摧残、花粉犹香的梅花，比喻自己虽终生坎坷，绝不媚俗的忠贞，这也正像他在一首咏梅诗中所写的“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气怜”。陆游以他饱满的爱国热情，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诗篇，激励了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真可谓“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
上片写初春已至。以细腻的笔触，描画初春景色，梅花傲雪怒放，柳条含烟抽叶，仿佛在告诉人们，严冬即将过去，初春已经来临。“藏”、“著”二字，颇传神，正如唐朝马怀素《正月七日宴大明段》诗所吟“就暖风光偏着柳，辞寒雪影半藏梅”。再看那刚刚送走的鸿雁人，快要听闻的黄莺啼声，绿池水面泛起层层微波浪。“初”、“欲”二字，写春天已经一天天临近。可见，所写的春景是动态的，主人公的心境是欢愉的。雪中藏梅、杨柳烟绕之时，大约春天就快要来到了。这时，送走了鸿雁，期待着黄莺的啼鸣，门外绿池波浪荡漾。这一切的描述，表达出词人对春天的急切期盼，对美好生活的急切渴望。词人先从细小的节物变化写起，展示了腊尽春回、阳气初生之际的优美自然景色。暖气初动，其明显标志就是雪里梅花开放、柳枝绽芽含烟；这一新景致，昭示初春时节到来了。作者放眼望去，发现春意继续萌动，逐渐遍及诸物。一“初”一“欲”，见禽鸟之感春才刚刚开始。继言春水已“生”，则春色已渐渐分明了。可见作者体物描景，文心极细。
下片写开筵欢饮。在花期设宴，留宾客醉饮，去年亦是如此情味。有金盏酒，焚玉炉香，词人愿长长的白日都在这样欢快的环境中度过。词人过着富贵的生活，秋日、春日，去年、今年，都是赏美景，饮美酒，过得舒适畅快。回忆去年的一次盛宴，与客同醉，那份情味，依然记得。时隔一年，事不重复，人也难聚，主人公唯有举起金杯的美酒，和着玉炉的香烟，任凭他红日长。词作排解心中的惆怅的方式，反映了晏殊的旷达情怀。作者感春忆旧之情。这是由今而忆昔：初春景色是如此美好，作者设宴赏景，留客共醉，不觉回忆起“去年”此时的情事，心中怅然。风景不殊，而人事已非，怎不令人慨叹。如何开释这满怀的惆怅呢，作者以富于理性的思索回答道：我惟有在玉炉香中举起金盏酒，且寻眼下的快乐，以驱除胸中的无聊之感，任他窗外红日自长吧。此词表现的，是典型的大晏风度和大晏情调。他就是如此善于以理节情，排忧适性，自我解脱，以跻身于旷达的人生境界的。
这首词描写的是冬去春来之时风物的变化，以及由此触发的追怀忆旧之情。词的高妙之处在于作者对于节物变化的细心体察和妙笔表达。立春过后，日长一线，春意在不知不觉之间，遍布于各个角落。梅和柳之间的变化是最直接的标志。古代慧心的文人们早已体察及此。唐代诗人杜审言《和晋陵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春光最先光顾的就是风雪中开放的梅花和最早探知春意的杨柳。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说“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残雪还压着梅朵，而因阳气上升，湿气氤氲着柳枝，已渐渐显出浓浓春意来了。刚刚送走大雁，将要听到莺啭，而池塘之上，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正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时节。在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时候，举金盏、采名花、歌新曲。年年岁岁花相似，去年此时，亦是如此度过，是年复一年，还是物是人非呢。轻轻地感喟，淡淡地放开，玉炉名香，且来消受这迟迟春日吧。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词林纪事》根据《宣和遗事》载：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词云云。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卫士送归。
词中记述宣和年间，元夕观灯的盛况。上片写京都的繁华。元宵节日，灯宣交辉，歌舞腾欢，笙乐通宵。下片写观灯女子饮酒窃杯的一段月话。这首小词，反映了当时都市生活的繁华，也反映了当时的佳风之盛。通篇以一个民间女子的口吻，写得婉转自然，颇具诗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