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又名《江亭怨》，原题于荆州江亭之柱上，故由此得名。作者并不可考，《冷斋夜话》、《异闻录》等著作言其是吴城小龙女之作，使这首增添一种神秘的色彩。
以词意来看是一个流落异乡的少女感物伤怀思乡想家之作。但由其艺术手法来看，其内容之深刻，画面之丰富，手法之巧妙，给人感受之丰富不似一个初出笔坛的少女之作。
词的上片描写流落异乡，客居他所的少女思乡远望的画面。
“帘卷曲阑独倚，江展暮天之际。”怀着难言的哀愁，少女寂寞孤独地倚在栏杆上，面对暮色笼罩下的江面，泪眼朦胧，遥望故乡。
“泪眼不曾晴，家在吴头楚尾。”“吴头楚尾”源自宋朝洪刍《耿方乘》，其中曰：“豫章之地，为吴头楚尾。”这里豫章代指江西，缘由其在吴地之上游，楚地之下游，因此得名。这句话意思是说少女泪眼朦胧地望着她家乡江西的方向。上片短短四句，却把少女那种满腔哀怨的感情，满目思乡之泪，形象与情感、人与物、景与情深然一体。
词的下片，写思乡望远的少女内心丰富丽情感。受惊的沙鸥任意飞翔，而自己却流落异乡，有家难归一股难言的伤感顿上心头。
“数泪雪花乱委，扑鹿沙鸥惊起。”雪花喻浪花。扑鹿，象声词，指沙鸥拍翅的声音。此句用意巧妙，不言少女伤怀，却言沙鸥不受羁绊，实际上把少女离乡后的不自由与沙鸥自由翱翔作了对比，通过移情联想，她的无限伤感流露纸端。“诗句欲成时，没入苍烟丛里。”少女多想抓住眼前这引人深思的景象作诗，然而却在转瞬之间那惊起的沙鸥却消失在苍烟水草丛中了。多么形象，又是多么生动，一幅少女思乡感伤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美的愉悦。
这首词妙语横生，妙意满目。语句不多但词意深远，给人留下广阔的联想，使人余味不绝。
诗的开头描写山鹧鸪的生活环境和不安的情状：“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苦竹岭是山名，在今安徽省铜陵市西南。“秋月辉”，点明这是秋月高挂的夜晚；“鹧鸪飞”，写鹧鸪在月的辉照之下惊飞；“南枝”，点明惊飞的范围。夜鸟不能远飞；只能在枝头近处雀跃小飞。这正如辛弃疾在《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所写的“明月别枝惊鹊”的情景。
接着写鹧鸪的夜不安眠，惊飞不定，除了因为秋月高照之外，还因为她即将经历一场生活的变迁：“嫁得燕山胡雁婿，欲衔我鸪雁门归。”原来她被许嫁给燕山胡雁，燕山胡雁正以夫婿的身份来接她迁到雁门那里去。
底下写众鸟前来相劝、挽留：“山鸡翟雉来相劝，南禽多被北禽欺。”“翟雉”，长尾的山鸡。鹧鸪的好友或“左邻右舍”，山鸡、翟雉等纷纷来劝她不要走。说在南方生活的禽鸟到了北方，多被北方的禽鸟欺侮。这显然是众鸟们生活经验的总结，但这里并未展开，大概因为鹧鸪也是知道的，不必饶舌。
“紫塞严霜如剑戟，苍梧欲巢难背违。我今誓死不能去，哀鸣惊叫泪沾衣。”最后四句写鹧鸪的决心和悲哀处境。
鹧鸪说：雁门地方风霜严酷有如剑戟刺人，我决不到那样的地方去，我已决心在南方九嶷山上筑巢生活，再也不愿违背自己的心愿了。胡雁一定要我跟着它去，而我誓死不去，这该怎样了结啊!想起来不禁哀鸣惊叫，泪水沾衣。这四句写鹧鸪的心理活动，先是婉转：它不像山鸡翟雉那样直统统地说“南禽多被北禽欺”，而归怨于雁门的严霜如戟；次是坚定，誓死不违背巢居苍梧的心愿；后是悲哀：可以想到胡雁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而自己的处境能否安然无恙，实在担心，所以不免哀鸣落泪。这样写，曲折深入，合情合理。
全诗写的其实是山鹧鸪巢居南方、不愿北去的习性，但诗人用故事敷陈开去，在禽鸟生活中加进了婚嫁、逼迁、劝留、相欺、哀叫、落泪以及其他心理活动，仿佛人间生活的缩影，饶有风味。
这首词宛如一篇充满情趣的月夜泛舟游江记，诗情画意十分深浓。
词的上片用一问句开头。到太湖揽胜，早有所约，却一直未能成行，词人为自己长年奔波劳碌，无暇亲近山川胜景而感到悔恨，反衬出这次出游的难能可贵，和作者对这次出游的重视，因而兴致勃勃。接着触景生情写出游经过和江上风物。夕阳西下，暮色苍茫，游伴们相互招呼着坐上一艘大船，乘兴打桨，从容向江心驶去。“暝入”三句点明傍晚应邀乘舟出游，“一叶夷犹乘兴”一句表现出自在悠闲、雅兴盎然的风致。此时，劳碌了一天的渔民都收网回家歇息去了，只有归鸟不时掠过水面。月轮渐渐升入长空，四周便万籁俱寂了。岸边的沙汀和江心的小洲在烟月辉映下静静地躺着，显得格外幽冷。船到中流，但见四周水平如镜，一片空明。词人情不自禁地停止划桨，让船慢悠悠地随水漂行，唯恐损坏这美的画面和静的氛围。“画桡不点清镜”一句妙处在于以虚写实，主要写静景，而静中有动，景中有人，成功地勾画出那种特有的优美环境和恬适的心境。
下片转而从想象入手。换头三句呼应词序中的“或弹琴”。从湘江上响起的琴音联想到湘灵鼓瑟的古老传说，于是思绪象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腾不息：是谁唤起那“烟鬟雾鬓”的湘灵，在这里理弦奏曲。琴、瑟、筝，同是弦乐器，湘灵亦出于想象，故不妨活用，令其弹筝。以下由幻境收回到实境，说座中游客都是当时的风流名士，也是大可令人赞叹的赏心乐事，坐客们挥动着玉柄的麈尾拂尘高谈阔论，“或弹琴，或浩歌，或自酌，或援笔搜句”，婉丽的女神与悠然的名士雅集，正可互相映衬。词接下来由近而远，把笔触再伸向自然界。夜色渐浓，岸边的柳树丛被凉风吹得瑟瑟作响，遥挂在蓝天上的星星曳着长长的尾巴向下坠落。这秋的信息容易引发人怀念故土的情思，结尾“鲈鱼应好，旧家乐事谁省。”蕴含两层意思，既是同行人游兴勃勃，大有乐而忘归之慨，故曰“谁省”。而反问语气，又隐隐流露出自身怀思“旧家乐事”之心情。
这首词通篇记游写景，像是一幅长长的画图。画图上的景物，不论是山是水，是鸟是树，是月是星，是游船还是渔网，都在摇曳着融成一片，笼罩在清冷的辉光里，显得淡雅而又有些朦胧，结尾处的怀旧情思尤为朦胧。总的来说，这首词是作者通过写月夜泛舟湘江，来抒发自己的感想。王国维说姜夔写景的作品“虽格调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人间词话》）。其实，雾里看花，别有一番风味，未必就比“不隔”逊色。就构造意境的功能来说，它似乎高明得多。因为诗词作品纯然为写景而写景的极为罕见，它们大都缘情而发，或睹物思情，或借景抒怀。这样，出现在作品中的“景”就不再是纯自然的东西，而带有浓厚的主观因素，被情的“烟云”所缭绕。借用《谈龙录》里的话来说，它已由首尾爪角鳞鬣毕具的常龙化作屈伸变幻莫测的“神龙”。神龙穿行云中，忽隐忽现，故而显得兴象玲珑。写景的诗词只有达到了如此境界，才可能有超然于畦封之外的恬情雅志。这首词含蕴深厚，读后有悠悠不尽之感，引人入胜，原因盖在于此。词中所描摹的清幽景色，和词人幽远的情怀相表里，相契合，恰如覆盖其上的朦胧月色，使之摇曳变幻，风姿别具，从而构成迷离浑化、耐人寻味、使人流连忘返的美妙境界。
这篇文章题目虽名为“记”，但实际上是一篇论文。着眼点不是“阁”而是“尊经”，所以文章的重点并未放在其阁之规模、样式及内部结构上，而是阐述儒家经典的作用和意义，抨击不能正确对待儒家经典的现象，从理论上说明了“尊经”的重要性。充分表现了王守仁看问题的思想的深度、角度与一般文人的不同。
文章的中心是要人们尊经，所以作者开篇首先指明儒家经典是泳但而普遍的规范、法则，由此引发，作者说，它在自然界叫做命。它给予人时叫做性，主导人身时叫做心。心、性、命，其实都是同一东西，它们都是由儒家经典来主宰的。所以儒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它是永恒而普浪的规范、法则。这一段可说是全文的纲，它强调了儒家经典涉及的范围之广，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第二段作者开始具体深人地说明濡家经典在指导人们为人处事方而所起的作用。反映在情感上，它可以指导人们能同情他人，知道羞耻，懂得谦让，明辨是非。这是儒学中所说的四端（仁、义、礼、智）。反应在人事上，它可以教导人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达是儒学中所说的五伦。由此，作者进一步强调家经典确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那么，儒家经典究竟指的是什么。作者在第三段引出“六经”，说明“六经”就是儒家的经典。这“六经”包括《易》，它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发展变化；《书》，它用来说明典章法制的实施；《诗》，它用来歌唱思想感情的抒发；《礼》，它用来讲解各种不同礼仪制度的规定；《乐》。它用来表达欢愉与和平心理的产生；《春秋》，它用来记录真假与邪正的区别。“六经”可说是从自然变化的运用一直到诚伪邪正的区别。真是涵盖天地、包罗古今，无所不在起作用。所以作者又一次强调濡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直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
作者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传习录》）这个“心”实际上是指人的思想意识。他认为心是世界的本原，因此在强调儒家经典“六经”时，尤其重视它主宰人心的作用。所以，在第四段作者重点提出“六经者非他，奋心之常道也。”作者认为，《易》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矛盾变化的；《书》是记录人们内心的典章政事的；《诗》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歌咏性情的；《礼》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礼仪制度的；《乐》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欢愉与和平的；《春秋》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真伪与邪正的。人是具有“良知良能”的，因此，儒家经典是人们心灵中永恒普遍的规范，也是人们内心的自然反映。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要尊祟儒家经典，就必须以经为准则，时时反求自己的心灵，以经书与内心相验证，所以作者说：“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作者就这样从不同的角度为人们指出，以六经的规范来端正自己的心灵，恢复良知，尊祟六经才是成为真正的君子的途径。
第五段，作者从端正心灵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人们应如何对待六经，学习六经。作者先用了一个鲜明的比喻：古代圣人为了树立做人的录高道德标准，虑及后世，而著述了六经；这正像有钱人积蓄了财产担心后代子孙遗亡散失，不能自保而登记在帐簿上传给子孙一样。这一形象的比喻明，六经是古代圣人传给后世的精神财富，并非仅仅是单纯形式上的六经。如何对待这笔精神财富呢，作者接着前喻又一次设喻说明应该继承六经的精神实质，把它牢记在心，正象把财富积蓄在家里一样，而帐簿上记载的只是名称，数量等形式罢了，作者服着又设一喻：有些人不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而只是对六经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测、考订，或只在文字词义的细节上纠缠，这正象有钱人家的子孙不尽力看守、享用先辈留下的财富，直到它遗亡散失殆尽，变成穷人、乞丐，却还指着帐簿说：“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一样。这个比喻也是根据前两个比喻而设，三个比喻层层深人，形象而鲜明地说明学习六经应采取的方法，纠正了当时一些学经者不正确的倾向。
在第六段中，作者进一步深人分析批判了在借家经典学习研究中的不良倾向。其中，看重功利、崇尚邪说的是“乱经”，只学习注解、死记硬背，沉溺在浅薄的见识里的是“侮经”；大放厥词，争相诡辩。掩饰奸邪的思想和丑恶的行径，追随世俗，垄断利益，却还以为精通经典的是“贼经”。正因为社会上有这种“乱经、侮经、贼经”的现象，所以六经的学问在世上不能发扬光大。作者在这里指出这些不良倾向，一方面是对之批判、讽刺，使之丑态暴尽无遗；另一方面也是与前面所说的尊经对比，对比之下，孰是孰非，便一目了然了。在段末，作者又一次设喻：“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这结合上段的比喻面设的比喻，再加一态度明确的反请，更深一步说明这种人的作为尤不可取。
最后一段，作者说明自已写这篇文章的缘由及目的，希望世上研习借家经典的人，读过这篇文章后认真进行反思，以求有所悟解，这样也许就能够知道该怎样做才算是尊经了。真是满怀希望、语重心长，可谓用心良苦。
全文的主旨是号召人们尊祟借家六经。在论述中，作者将自已“天下无心外之物”（《传习录》）的哲学观点应用在学习、尊崇播家的经典上。让人们以儒经为本，反求内心，加强个人的内心修养。不过作者只注重内心的省察却忽视了客观外界对人思想的影响，因此论述也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盲目空谈，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作者在论述中，强调了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否定了在学习六经时只重视字句的考证、探索，衰无根据地猜测和崇尚邪说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只是舍本求末，是“乱经。侮经、贼经”。这种论述对当时盛行的、死守教条的程朱理学是有一定的冲击作用的，对打破传统、解放思想也有一定的作用。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