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令题为“怨风情”,很明显是描写一位闺中女子对爱情的埋怨和绝望,其中交杂着忧愁、猜忌、悲伤、怨恨等多种复杂情愫。在这支小令中,乔吉运用了一系列的双关和比喻的手法来衬托主人公心中对爱情的失望。这首小令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女子失恋后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心世界,其中纠结着相思忧愁、困惑疑猜、怨愤绝望等复杂的情感,令人倍感伤情。
当往事渐渐成为往事,熟悉的渐渐变得不那么熟悉,回忆却像一条蛇还停留在曾经的故事里,女主人公虽然不能忘情,但她面对现实,必须努力走出失恋的阴影,从而减轻因失恋带来的梦魇式的痛苦、相思的煎熬和忧愁的折磨。因此,小令起首用一鼎足对将这种复杂的心境展露无遗。这里的“眼中花”并非真花,而是自己的心上人,“怎得”表明白己与意中人的爱情山穷水尽,很难结合在一起。为此,她忧心忡忡,双眉紧蹙,仿佛被一把锁紧紧困住。她不能就此自怨自艾终其一生,必须找到打开眉上锁(亦即心锁)的那把钥匙。“描笔儿勾销了伤春事”,可见,描几笔字画无疑是她情感释放的最佳方式,于是,她在抑郁之中,提笔写下断肠诗,她希望那些失恋的相思、怨愤和痛苦能找到一个隐秘的突破口发泄出来,那些青春爱情的烦恼、令人感伤的琐碎情节和心灵的痛苦能就此一笔勾销。可是,蓬山已远,锦书难托,纵然写好情书又不知寄往何处。
“闷葫芦铰断线儿”,心上人没有说什么,就无缘无故中断了联系。她在心里反复掂量这件事,种种可能的原因被一一提起,又一一被否决,最终,像闷葫芦一样,她找不到发生变故的原因所在,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他。“锦鸳鸯别对了个雄雌”,困惑之余,她猜测心上人很可能是看上了别的女子,另觅新欢了。
最后三句,写出了她的怨恨和绝望。她没料到,自己的心上人和其他轻浮薄幸的男子一样,不把感情当回事,像野蜂一样,到处寻花问柳,踪迹难寻。这个痴情的女子在刹那间彻悟了男人的劣根性,恨自己为什么那么痴傻,何苦要为这样滥情不专的臭男人坚守贞操,白白地害相思。她的心底升腾起一种愤激的情感,她要自己坚强起来,要像蚕蛹一般停止吐丝,把曾经的心上人从心里摈弃,从而决绝地告别过去,活出一个真正的自己。最后三句看起来具有“俚曲”特点,从正、反、侧三个方面,又多用衬字,描写出了自己的失意。
这首小令大量采用俗语口语人曲,摈除典故和藻采,一以本色出之,使这位女子声口毕肖,生动传神,尤能展现元代散曲质朴通俗的特点。曲中每句皆用比喻,形象得体,语言活泼俏皮,清爽洒脱,风格迥别于赋体小令和清丽之曲,值得品味。
“幸与松筠相近栽,不随桃李一时开。”欲写迎春,却落墨于松竹、桃李,曲笔有致。松竹皆岁寒不凋、翠叶常青。迎春则能“带雪冲寒折嫩黄”(韩琦语),最先点缀春色。因而它友于松竹,与纷艳一时的桃李不能同日而语。自古来文士都视松竹为坚贞高洁的象征。陶潜谓:“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白居易则“植竹窗前,日日观照。”(《竹窗》)说迎春欣喜自得为松竹近邻,实是赞人的高风亮节、卓然独立。唐人爱牡丹,最不喜桃李。刘禹锡《杨柳枝词》道:“城东挑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更以桃花讽刺显赫一时的满朝新贵。白居易曰迎春花“不随桃李一时开”,是麻姑手搔到了刘禹锡心头的痒处。语似平易,实则痛快淋漓。
“杏园岂敢妨君去,未有花时且看来。”杏园,据说那里是“花卉环周,烟水明媚”。唐代每年科举放榜后,新登进士多游宴于此(见《松窗杂录》)。这是个众芳斗撼 热闹非凡之处。然而迎春花却自有佳处,它先于群芳,应春傲然怒放。迎春花热情地邀请刘禹锡在桃、李、杏等花未开时,不妨来看一看。其超群拔俗的品格,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两句紧扣诗题“招”,极为贴切。“岂敢”二字下得遒劲、有力,“且”字用得玩皮、冷峻。联系刘禹锡的生平事迹看,这两句显然是借花喻人。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政治革新失败后,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派人物一一遭贬。十年后,刘、柳等应召人京,待起用。谁知刘禹锡不肯改悔,游玄都观时作《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讥刺权贵,因之刘、柳等又再度被谗毁、出贬。十四年后,刘禹锡仍然不易初衷,从洛阳一回到长安就旧地重游,并以诙谐、嘲笑的笔调作了《再游玄都观》。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不像是渡尽劫波人的口气,倒是有一种坚持立场、九死不悔的战斗精神和胜利后的豪放风度。这正是诗人笔下迎春花的气派。
刘、白交往数十年,相知甚深。故此诗虽然只就普通的迎春花着笔,却点活了人物的神采,含蓄地写出了刘禹锡的政治倾向、铮铮铁骨和倜傥风流。此可谓是善于小中见大,超然物外。作为一首咏物赠人小诗,非莫逆至交者,写不得这么深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