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是长江中游地区流行的民间曲调，词人即用它来歌咏当地的史事和传说。
“十二山晴花尽开。”“十二山”，即巫峡十二峰，在今四川巫山县东，长江北岸。其中以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起句点地，将风光奇丽的巫峡写得花团锦簇。而此地又不仅以风景胜，更有着古老的历史遗迹与浪漫的神话传说，于是乃于第二句“楚宫汉阙对阳台”让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楚宫”，是春秋战国时楚王的离宫，俗称“细腰宫”，在巫山县西北，三面皆山，南望长江。“阳台”，一名“阳云台”，在巫山来鹤峰上，南枕长江，高一百二十丈。相传战国时楚怀王曾梦与巫山神女交欢，神女临去时自称“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来，怀王之子顷襄王也梦见过这神女。说见旧题宋玉所撰《高唐赋》和《神女赋》。此句言楚王离宫正门两侧的对称形门楼与神女出没的阳台遥遥相对，明显是影射神话传说中怀王父子与巫山神女间所发生的风流韵事，牵出了楚王荒淫好色的内容。第三句“细腰争舞君沉醉”即进一步渲染之。“细腰”，代指楚宫美人。春秋时，楚灵王以细腰为美，其臣下为了邀得灵王的宠爱，遂皆节制饮食，束紧腰带，甚至于饿得有气无力，须扶着墙壁才能站起身来。事见《墨子·兼爱》。据此推论，则楚宫中的美人自必为细腰了。美人投楚王之所好，扭动纤细的腰肢，争先翩翩起舞，而楚王也就在这欢快气氛中饮酒作乐，终至沉醉。三句层层铺垫，一笔笔勾出了一幅热闹喧天的“楚王行乐图”，其实都是在为第四句蓄势，势既蓄足，即开闸放出一库冰水，只“白日秦兵天下来”七字，就将前二十一字的歌舞升平气象收了个干干净净。据《史记·楚世家》，怀、襄二王统治时期，秦国曾多次举兵攻打楚国，其中以公元前278（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焚烧楚国先王祖坟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的那一次最为惨烈。自此，楚国一蹶不振，五十余年后终于为秦国所灭。此篇结句，就形象地集中地概括了这段史实；虎视眈眈的强秦瞅准了楚王沉醉于酒色之中的机会，光天化日之下，长驱直入楚境，将这富庶而美丽的南方大国并吞了去。
其实，《高唐》、《神女》二赋是否真是宋玉所作，向来就有争议，即便真是，文学作品容许虚构，怀王、襄王父子梦交神女之事也未必属实。二王在历史上并不特别以好色著称，楚国之所以亡于秦，自有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错综复杂的因素在相互作用。然而，咏史词毕竟是“词”而不是“史”，作者不必拘泥于具体的历史事实，他有权遗貌取神。大凡历代的误国、亡国之君，未有不纵欲的，好色贪杯固是一大通病。所以词人攻此一点，也算抓住了要害。
此篇在选材上，它熔铁于金，糅合正史与稗官小说，虚实相济，乃显得活泼而不拘谨。隶事时，又移花接木，叙怀、襄二王的行状而不假外求，信手拈出其祖先灵王好“细腰”的典故，给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楚君好色其来也有渐的历史暗示，手法十分机巧。不过，推究其本身的格律，它又符合于一首纯粹的七言绝句，而咏史七绝正是中晚唐作家的拿手好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还不宜夸大它在咏史词发展进程中的意义。
这首诗仍然是写无穷无尽的相思。有人类就有爱情，有爱情就有相思。其意是，花儿随着春风的吹拂，一天天地衰败下去，结婚的佳期也是渺茫无期。结识不到如意的郎君，编结再多的相思草，也只能是空欢喜一场更使人愁上加愁，让人心碎这里的“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是作者在佳期渺渺，没有同心人的情况下，对自己以草结同心的行动表现出自怨自艾的无比痛苦心情。
这首诗与第二首诗一样，都是刻意伤春之词，春望，在这里意味着春天里的盼望，其中包含首着一个妙龄少女渴求自己爱情而最终归于失望的故事。女主人公兴致勃勃地揽摘芳草来打同心结，要将它赠给自已的“知音”。打同心结，是表达爱情的方式，把全部希望放在“同心结”上，然而，春鸟发出哀吟，昔日的同心结，今日成了断肠草。人世间留下了一颗破碎的心，情天恨海平添了几行血泪。
女主人公仍在编结“同心草”，不过此时是“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不是不愿结同心人，而是无法结同心人，故而，也只有“空结”同心草了。一个“空”字，写尽了她伤心欲绝的情味，与尽了她无法诉说失恋和绝望的痛苦……也只好木讷地用双手编结“同心草”来打发失去了人生意义的时光。用结同心草的细节，写出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而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动人心弦的悲剧美。
可见，薛涛是写爱情诗的高手，这恐怕也与她自己的命运有关吧女诗人写爱情诗，自然有她得天独厚的条件：真切深刻细腻，易于感人至深。这正如胡云翼先生所说：“婉约而温柔的文学，总得女性来做才能更像样…无论文人怎样肆力去体会女子的心情，总不如妇女自己所了解得真切;无论文人怎样描写阔怨的传神，总不如妇女自己表现自已的恰称。”这是对女性创作的高度肯定与赞扬，也是对薛涛爱情诗的肯定和赞扬。黄周星在《唐诗快》评第一首与第三首诗为：“二诗皆以浅近而入诗，故妙。”这四首诗，以第一首与第四首写得较好，其审美价值更高一些，可读性更强一些，也更耐人寻味一些第四首诗的立意与第一首诗相同，不同的是这首诗多了一些形象性的描写，其诗就更加具体，更加感人。第四首又与第一首诗相呼应，满目春色，非但不让人喜，反而更是着恼：恼在个独赏!梳妆打扮，又有何用呢？镜里的花容月貌，又有谁看呢？又是为了谁呢？这也只不过孤芳自赏罢了。
“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 ，这两句是抒情式描写，漂泊天涯、饱受艰辛的诗人，面对浩荡的大江，想起过去的种种，那种突然涌上心头的辛酸、悲苦一下子爆发了出来，声泪俱下。天边老人，杜甫自谓。大江，指嘉陵江。
“陇右河源不种田，胡骑羌兵入巴蜀”，这两句说的是引发诗人临江哭泣的原因，一是有家不能归，一是国家正在遭受外族的入侵，山河破碎。陇右，指陇右道，属于唐代十道之一。包括今天甘肃陇山以西，新疆乌鲁木齐以东及青海东北部的地区。河源，在今天青海省境。763年七月，吐蕃攻占河西、陇右这些地方，十二月陷落松、维、保三州，以及云山、新筑二城。这就是这两句所咏的史事。
“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鹙后鸿鹄。”这两句写临江所见到的景物，波浪滔天，狂风撼动巨树，鸿鹊飞在了秃鹜的后面。这两句是即景寓情。上句写到了世乱的景象，下旬就感慨自己不能够奋翅急飞，因为前面有“秃鹜”。秃鹜，水鸟，一种比较凶猛的动物。后鸿鹄，指后飞的鸿鹄，“飞”字从上文而省，句法与“东飞驾鹅后鹜鸽”（《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同。
“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最后这两句也是说哭泣的原因，多次给在洛阳的家人写信，却没有收到回信，没有亲人的消息，分外的担忧。骨肉，这里指兄弟。九度，指九次。这里极力说其多，不一定是确数。
唐中宗以后，宦官日益得势。玄宗时，多至三千人，其中有一千多人被抬上五、四、三品高位。以杨思勋、高力士最为显赫一时。比如杨思勋就被授予辅国大将军（正二品）称号，后又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称号，封虢国公。再如高力士，曾经手阅处一应进奏文表，文表所奏事项，他甚至有权自行处理，只有遇到大事方才报告皇帝。唐朝有名的将相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都是走高力士的后门才爬上去的。
诗人杜甫看透了“开元盛世”掩盖下的这些腐败现象，在诗中逼真地描摹萤火虫的光影形状，诗人借咏萤火虫而讽刺宦官。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句写萤火虫本质下贱，不敢在太阳下飞行的阴暗心理。“腐草出”就已经极不体面，作者又巧妙地在句首加上一个“幸”字，则显出即就是那肮脏发霉的腐草，萤火虫也只有遇到侥幸的机会，方能从中出生。另外，古代在皇宫中当宦官的人，入宫前必须接受“腐刑”（也叫“宫刑”，即男子去势）。这第一句中的“腐草”，正足以启人联想到受过腐刑的宦官。
三、四句以“未足临书卷”否定可以照人读书的传说，写萤火虫成事不足；“时能点客衣”说专以玷污别人为能事，写萤火虫败事有余。
“随风隔幔小，带雨傍林微。”句写萤火虫通常活动情形：它那微小的躯体，常在慢帐外随风飘荡，或在林边树下带雨挣扎。“随风”有本无根基，借势飘游的意思；“带雨’’有在将死前强作挣扎的意思。“隔慢”“傍林”写它欲潜藏形迹； “小”、“微"二字写形体，也写其本质。
最后“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两句写萤火虫不久将自行消灭，表达了作者对结束宦官专权制度的强烈愿望。
这首吟咏落梅的诗作，寄托了深沉的政治感慨，这对于只求形似的六朝一般咏物诗来说，是一大发展。
“新叶初冉冉，初蕊新霏霏”，起首两句便暗寓忧惧的心理。“冉冉”，说明梅花的嫩叶还很柔弱，意指自己在政治上并不是强有力的；“霏霏”，说梅花的新蕊随风飘落，暗寓自己政治地位的不稳。明写落梅，暗写政治。
从“逢君后园讌”至“翡翠比光辉”，这六句以美人自拟，写他同随王的亲密关系。意思说他的美才可比战国晋文公时的美女南威之貌；参与随王后园宴会，又如《诗经·卫风》所写“硕人”之“巧笑”，相随而归；又说随王亲手摘下梅花赠送给他，他便像古美人把花插到发髻上，其光彩胜过翡翠美玉。这段话表达了他受到随王宠幸的感激之情。
“日暮长零落，君恩不可追”，结尾两句语气一转，由乐转忧，以梅花之落，喻指君恩之衰。忧君恩之衰的心理，是由介入皇室内部矛盾斗争所产生的危惧心理引发出来的，与担心“时菊委严霜”同义。这末两句，从篇幅来说，只是全诗的五分之一，然而从中心思想而言，却是全诗的主干与核心。也可以说，担心斗争失败，反而招来杀身之祸，这才是他借咏落梅委宛地向随王吐露出来的真情。
咏物诗至六朝而自成一格，宫体诗中之咏物已极尽图貌写形之能事，其所追求者在于形似。与山水诗至谢朓手中由客观之描写转而介入主观之抒情一样，咏物诗至谢朓手中亦一变，由求其形似，转而求其寄托。谢朓之咏物诗既有与时代相通的善于写物图形的特性，又汲取了《诗》《骚》以来比兴的传统，在客观的物象之中寄托主观的旨意。这首《咏落梅》诗便是如此。传统的所谓“香草”“美人”的比兴，这里都用上了。诗中既以“落梅”（香草）自拟，又以“南威”自拟，其所比拟均在似与不似之间，即所谓不即不离，不粘不脱者也。这一艺术境界成了唐宋咏物诗词的最高准则。可以说，这首诗的艺术，正标志谢朓在咏物诗方面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