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写景之诗，而诗人很能捕住一系列富於特色的自然景物，把明丽而具动感的自然图景呈示读者眼前。
首句写竹与藤，以“斜挂”两字把二者连在一起，竹为藤所绕，藤依竹而生，相依为命。次句写花草，一丛丛野花在幽僻的地方静静地开着，杂草亦随处乱生，花装点草，草映衬花。这二句，一个“瘦”字一个“幽”字，点出所在地的荒僻与恬静。一个“斜”字一个“乱”字则突显了山野植物自由自在的生长姿态。
首二句是近景，三四句是远景。第三句写林与风，由於树高，山风吹来，摇曳多姿。末句写苔与水，由於青苔很滑，水从上面流过，了无声响，份外清幽。要是细察一下，这末二句写的景象都是以因果关系呈现的，而全诗四句是两两相对仗，十分工整！再说，诗人把八种自然景象通过有机的连接，形成一幅美丽的画面，生动地写出山居的清幽环境，真是妙手。所以，不选金代绝句则已，若选，则此诗总会获选。
《吕氏春秋》说：“禹年三十未娶。行涂山，恐时暮失嗣，辞曰：‘吾之娶，必有应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于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证也。’于是涂山人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于家室，我都攸昌。’于是娶涂山女。”此段引文系据《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转引，今本《吕氏春秋》失载。又《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亦有《涂山歌》，全诗为：“绥绥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一》亦有《涂山歌》，全诗为：“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于家室，我都攸昌。天人之际，於兹则行。”这两个版本文字较繁，是据《吕氏春秋》又加增补而成。《吴越春秋》中并说到涂山女的名字叫女娇。（《吴越春秋》：“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者，王之证也。’于是涂山之人歌之。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
夏禹娶亲之事，发生在治水过程中。《史记·河渠书》说：“禹抑洪水十三年。”《汉书·沟洫志》说：“禹湮洪水十三年。”关于这十三年中的情况，《史记·夏本纪》中有概括的介绍：“（大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但《尚书·益稷》记大禹的自述为：“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又《吕氏春秋》说：“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这两则材料都是说大禹只告了四天“婚假”，即“复往治水”。可见其婚娶是在治水期间。《史记》所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是不包括回家结婚这一次的。《孟子·滕文公上》说大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或许此“八年”是从新婚离家时算起；这样，大禹“三十未娶”，于三十岁这一年结婚时，在外治水已有五年的历史。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见《礼记·曲礼上》，但《仪礼·士冠礼》等说十九而冠），表示已成年，可以娶妻了。大禹至三十岁而未娶，已是晚婚的“大男”。《吕氏春秋》说他急于结婚是“恐时暮失嗣”，即担心年纪大了不能生育，无法传宗接代。他对女色并不贪恋，所以新婚才四天便重又离家去治水了。
大禹的婚姻，据开头所引《吕氏春秋》中的资料，可见是很带有传奇性的。在走到涂山时，他预感到自己的婚事将会一帆风顺，所以说：“我娶亲，一定会有想嫁我的人。”正当其时，有一只长着九条尾巴的白色狐狸来到他面前。古代一般认为狐狸是瑞兽，是吉祥的征兆，因而他说“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证也”，意思是出现白狐，也就是象征衣裳也是白色的自己将迎来吉利的事。涂山当地的人，也从白色九尾狐的出现预感到把涂山的一位少女嫁给大禹，将会降福给涂山，于是便编了这首短歌吟唱。首句中的“绥绥”是描述狐狸的样子。前人对《诗经·卫风·有狐》的“有狐绥绥”之“绥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雌雄并行貌或独行求匹貌。《涂山歌》中之白狐既然有一定的象征性，当以独行寻求配偶的后一解释较为近是。次句以表示厚实、粗大的“庞庞”形容白狐的“九尾”。以上两句，是用具有象征和比喻意味的瑞兽白狐独行求匹的意象起兴，接着的后两句即转向关于大禹求偶的正题。古人所谓“女有家，男有室”（《左传·桓公十八年》），指男女的结婚成家。故“成于家室”，即指大禹同涂山当地的女子成婚。涂山人认为这件婚事意义深远，故结尾一句说“我都攸昌”。“都”，原指城邑，这里具体指涂山当地；后两句合起来的大意就是：大禹与涂山女子成亲会使当地繁荣昌盛。
这首《涂山歌》的传奇性，从另一角度来审视，便具有一定的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吴越春秋》中的《涂山歌》所增补的句子中有“天人之际，于兹则行”二句，更是直接站出来表明九尾白狐与大禹婚事二者之间正是一种天人感应的关系。从科学的观点看，将社会人事同自然现象作简单的比附，这当然是荒唐的；但从人类社会的演进史来看，诸如此类的天人感应，正好反映了人类童年时代的思维幼稚的一面。读这样的诗，除了令人感受到时代的进步之外，也使读者如同成年人面对幼稚天真的儿童一般，可以领略到一份意想不到的轻松与喜悦。
本诗一开头就用一个“好”字赞美“雨”。为什么好呢，因为它“知时节”。这里就是把雨拟人化，其中“知”字用得传神，简直把雨给写活了。春天是万物萌芽生长的季节，正需要下雨，雨就下起来了。它的确很“好”。
颔联进一步表现雨的“好”，其中“潜”、“润”、“细”等字生动地写出了雨“好”的特点。雨之所以“好”，好就好在适时，好在“润物”。“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仍然用的是拟人化手法。“潜入夜”和“细无声”相配合，不仅表明那雨是伴随和风而来的细雨，而且表明那雨有意“润物”，无意讨“好”。如果有意讨“好”，它就会在白天来，就会造一点声势，让人们看得见，听得清。惟其有意“润物”，无意讨“好”，它才选择了一个不妨碍人们工作和劳动的时间悄悄地来，在人们酣睡的夜晚无声地、细细地下。
紧接着颈联从视觉角度描写雨夜景色。在不太阴沉的夜间，小路比田野容易看得见，江面也比岸上容易辨得清。如今放眼四望，“野径风俱黑，江船火独明。”只有船上的灯火是明的。此外，连江面也看不见，小路也辨不清，天空里全是黑沉沉的风，地上也像风一样黑。看起来这雨准会下到天亮。这两句写出了夜雨的美丽景象，“黑”与“明”相互映衬，不仅点明了风厚雨足，而且给人以强烈的美感。
尾联是想象中的雨后情景，紧扣题中的“喜”字写想象中的雨后之晨锦官城的迷人景象。如此“好雨”下上一夜，万物就都得到润泽，发荣滋长起来了。万物之一的花，最能代表春色的花，也就带雨开放，红艳欲滴。诗人说：等到明天清早去看看吧，整个锦官城（成都）杂花生树，一片“红湿”，一朵朵红艳艳、沉甸甸，汇成花的海洋。“红湿”“花重”等字词的运用，充分说明诗人体物细腻。
诗人盼望这样的“好雨”，喜爱这们的“好雨”。所以题目中的那个“喜”字在诗里虽然没有露面，但“‘喜’意都从罅缝里迸透”（浦起龙《读杜心解》）。诗人正在盼望春雨“润物”的时候，雨下起来了，于是一上来就满心欢喜地叫“好”。第二联所写，是诗人听出来的。诗人倾耳细听，听出那雨在春夜里绵绵密密地下，只为“润物”，不求人知，自然“喜”得睡不着觉。由于那雨“润物细无声”，听不真切，生怕它停止了，所以出门去看。第三联所写，是诗人看见的。看见雨意正浓，就情不自禁地想象天明以后春色满城的美景。其无限喜悦的心情，表现得十分生动。中唐诗人李约有一首《观祈雨》：“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和那些朱门里看歌舞的人相比，杜甫对春雨“润物”的喜悦之情自然也是一种很崇高的感情。
这首诗前四句写杭州父老挡住道路，设盛宴送别的场面。后四句写诗人向杭州父老告别，送别者泪水潸然，告别者情意真挚。这首诗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通篇叙事，而又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
首联以“归”与“别”二字扣题，开篇表明这是一首离别诗。离别有千万种情境，当杭州刺史白居易离任时，是这样的画面：有“耆老”相送，有“壶浆”为饮；但这都还不够，作者更进一步，透过“遮归路”和“满别筵”的一“遮”一“满”，铺绘当时送别的盛况，展现出在他即将离开之时，乡民们的热情与不舍。也由此可以看出，白氏在任期间，定是一位深得民心的好官。
颔联是白氏自谦之语。“甘棠”之说化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甘棠》一诗之典故。在父老心中，白居易有如昔日棠树下那位勤政爱民的父母官。然自居易却认为，自己为政期间并没有什么建树，父老不应该他的离开而潸然泪下。此二句“无一树”的谦虚之言与“泪潸然”的感激不舍相对比，充满了情感上的张力。白氏越自谦自惭，越是令人体味到他与当地乡民之间难得的官民相惜之情。
颈联笔锋一转，从之前饱含深情的徐徐道来，陡然转入残酷的现实书写中。直白犀利地指出了中唐时期，在“税重”与“旱田”的双重压迫之下，处处是贫户、饥民的艰辛世道与凋敝境况。咏至第三联，虽只是简单的寥寥数字，却使得诗作的境界一下子开阔起来，从之前徐缓的个人情感，进入到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之中。看似不带感情的白描之笔，却蕴藏着对统治阶层盘剥民众的谴责，及对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之下的底层劳苦大众的怜悯同情。
然而，对于这样一种极不如人意的现实状况，自居易虽身为官员，办法却是有限。尾联起始的“唯”字，便道出了这样的无奈。事实上，对杭州刺史白居易而言，人为之祸难凭一己之力改变，但在天灾的预防上，他却对此尽了极大的力量。尾联所书之“湖水”指的是钱塘湖。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期间，曾于钱塘湖修筑堤坝，疏浚六井，预防旱涝之灾。诗末二句所言即为此事。白氏在任期间所做的水利工事影响深远，而且其所作为不止于此，是以这一抒发无奈的“唯”字，亦包含着谦虚之意。
在将个人情感陡转为书写现实之后，白居易又以个人之作为及意愿平稳收尾。此间一张一合，在看似直言无奇的跌宕中，留下令人品味的余韵。亦有着人将远去，而心意长存之况味。
全诗记事抒情与历史价值兼具。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以直白如话的词句，生动地将一幅幅画面铺展开来。通篇叙事，而又不着痕迹地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初感平淡，细品却可察觉出词句间时徐时疾的张合之力。言辞谦虚，却又能在叙述间看出作者不曾歇止的爱民恤民之心和乡民对这位好官的爱戴与难舍。
此诗从题材上来说属于应酬之作，但是由于诗人与张祜同是怀才不遇，深有感触而发，故而这首和诗写得很有真情与深度。
首联盛赞张祜诗才高绝：他的才华高过建安七子，连曹植与刘桢都不在话下。这显然是杜牧对张祜的过誉之词，但由于是古人赠答诗中常见的客套话，也就无足深怪。
颔联叙述张祜的不平遭遇：他曾得宰相令狐楚的荐举，就像当日孔融推荐祢衡一样；但是他却没有遇着蒯通那样的人为之旁敲侧击说好话，却碰到了说坏话的元稹，以至于终身没有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此处诗人使用正反两个典故，十分含蓄而得当。
颈联表现张祜对朝廷不改其忠贞，隐居乡野之间也不放弃自己的志向：他在梦中还一直牵挂朝廷，他的胸怀就像流经住处的长江一样浩大，有并吞万里长空之势。以“北极”比喻朝廷是诗中所常用的，而下句的“西江”既在形式上与上句的“北极”构成对仗，是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也是张祜胸怀抱负的曲喻，在修辞上十分巧妙。
尾联归结到张祜文才高妙而不得重用的不幸遭遇上：他所作的《宫词》，在皇帝的后宫中被宫女们广泛传唱着，可是又有什么用呢?这并不能对他的身世遭遇有所改变，所以说是“虚唱”；而“故国三千里”，一方面是张祜《宫词》的原句，另一方面也是暗示张祜隐居乡野之间，距离朝廷十分遥远。全诗就在这深沉的慨叹之中戛然终止，给人留下无穷感叹。
此诗使用典故巧妙自然，感情真挚深沉，写得有气势，表现了杜牧对张祜的赞赏。当时的诗人郑谷，故称有诗吟咏此事：“张生故国三千里，知者惟应杜紫微（指杜牧，曾任紫微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