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秦观借描写春景春情，集中表现交织在一起的今与昔、政治上的不幸和爱情上的失意，抒发贬谪之痛、飘零之愁的一首词作。
上片着重写今日生活情景。首写眼前景致，“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二句，点明地点、时令，轻轻着笔，朴实自然。紧接着“花影乱，莺声碎”二句，细写春景特色，以“乱”字状花之纷繁，“碎”字表莺声盈耳，用笔尤工，各极其妙，洋溢着对自然的喜爱之情。“飘零”以下四句，忽而由喜转悲，由春景春情转写远谪索居，形体瘦损，不复有以往对酒当歌之情，转折有致，词情哀怨。歇拍“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二句，人情艳情，孤情凄情，蕴藉含蓄，耐人寻味。
下片抒发由昔而今的生活之情。换头直点昔日西池宴集，以“鸩鹭同飞盖”描写其盛况。比喻形象，用语简明，隐含着不能忘怀的情味。“携手处”以下四句，又由昔而今，由喜而悲，景物依旧，诸友却已飘泊云散。委婉曲折，缠宛凄侧。结尾“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再由眼前想到今后。“飞红万点”是春归的自然写照，“愁如海”却新奇绝妙。这两句既是惜春春去，又是对前途的无望。
此词在内容上由春景春情引发，由昔而今由今而昔，由喜而悲，由悲而怨，把政治上的不幸和爱情上的失意融为一体，集中抒发了贬徙之痛，飘零之苦。在艺术上一波三折，一唱三叹，蕴藉含蓄，感人肺腑；以景结情，境界深远，余味无穷。
新旧党争，损害的不只秦观一人，所以此词抒发的感情是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的，苏轼、黄庭坚、孔平仲、李之仪等人都有和词存今，可见对“元祜党人”震动之大，感触之深。
词中所体现的情感极为悲伤，充分体现这位“古之伤心人”（冯煦语）的性格特征。即：当他身处逆境之时，往往不能自拔，无法像苏轼那样，善于自我解脱，而是自叹、自伤，一往而深，直至于死。所以，当他的朋友看到这首词的时候，即担心其“不久于世”（后作者逝于五年后）。这也就是作者所谓独具善感“词心”的体现。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前两句是说，高峻的峨眉山前，悬挂着半轮秋月。
诗从“峨眉山月”写起，点出了远游的时令是在秋天。“秋”字因入韵关系倒置句末。秋高气爽，月色特别明亮。以“秋”字又形容月色之美，信手拈来，自然入妙。月只“半轮”，使人联想到青山吐月的优美意境。在峨眉山的东北有平羌江，即今青衣江，源出于四川芦山县，流至乐山县入岷江。次句“影”指月影，“入”和“流”两个动词构成连动句式，是说月影映入江水，又随江水流去。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定位观水中月影，任凭江水怎样流，月影却是不动的。“月亮走，我也走”，只有观者顺流而下，才会看到“影入江水流”的妙境。所以此句不仅写出了月映清江的美景，同时暗点秋夜行船之事。意境空灵入妙。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后两句是说，夜间乘船出发，离开清溪直奔三峡。想你却难相见，恋恋不舍去向渝州。
次句境中有人，第三句中人已露面：他正连夜从清溪驿出发进入岷江，向三峡驶去。这位“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青年，乍离乡土，对故国故人不免恋恋不舍。江行见月，如见故人。然而明月毕竟不是故人，于是只能“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了。末句“思君不见下渝州”，表达依依惜别的无限情思，可谓语短情长。
诗中连用了五个地名，构思精巧，不着痕迹，诗人依次经过的地点是：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诗境就这样渐次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千里蜀江行旅图。除“峨眉山月”以外，诗中几乎没有更具体的景物描写；除“思君”二字，也没有更多的抒情。然而“峨眉山月”这一集中的艺术形象贯串整个诗境，成为诗情的触媒。由它引发的意蕴相当丰富：山月与人万里相随，夜夜可见，使“思君不见”的感慨愈加深沉。明月可亲而不可近，可望而不可接，更是思友之情的象征。凡咏月处，皆抒发江行思友之情，令人陶醉。连用五个地名，精巧地点出行程，既有“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豪迈，也有思乡的情怀，语言流转自然，恰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本来，短小的绝句在表现时空变化上容易受到限制，因此一般写法是不同是超越时空。但这首诗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上达到了驰骋自由的境地，二十八个字中出现了五个地名，共计十二个字，这在万首唐人绝句中是仅见的，人们不但不感到重复，而且认为是绝唱，其原因就在于诗境中无处不渗透着江行的经验和思友之情，无处不贯穿着山月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形象它把广阔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统一起来。其次地名的处理也富有变化。“峨眉山月”、“平羌江水”是地名附加于景物，是虚用；“发清溪”、“向三峡”、“下渝州”则是实用，在句中的位置也有不同，所以读起来就觉得不着痕迹，自然入妙。
诗歌首联从景物描写入手，将触觉与视觉相结合，描绘出一幅和煦宜人的春日图景。风和日暖，黄鹂进村，好一幅优美和谐、闲适安宁的画卷。
颔联运用两个典故。“潘子县”中的“潘子”，指潘岳。据晋潘岳《闲居赋》载，潘岳曾为河阳令，于县中满种桃李，后因以“潘花”为典，形容花美，或称赞官吏勤于政事，善于治理。“陶摇门”中的陶摇，一般的说法指东晋的陶渊明。晋陶潜《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陶渊明曾为彭泽县令，归隐之后，门前种五株柳树并以五柳先生自况，后遂用“五柳、陶潜柳、陶家柳、陶摇柳、彭泽柳、陶令柳、先生柳、门前五柳、陶宅五株、五株柳”等称归隐、隐居，亦借以形容环境幽雅，隐居闲适。“花明潘子县，柳暗陶摇门”，描写出陶处士居所的优美环境，以环境的清新幽雅烘托出人物的雅趣与闲情。
“药碗摇山影，鱼竿带水痕”，一联中的“摇”“带”两字用的十分生动，岑参在写景诗的诗句中总是使用一些奇巧的字来增加对景物的修饰，使诗句具有更风韵的艺术感官，这里用奇巧的动词将两个景物联系起来，使之具有明晰的层次感，将生机注入景物中，营造出一种奇趣。写出陶处士服药养生、持杆垂钓的自得其乐的生活情形，塑造了一个闲适洒脱、自得其乐的陶处士形象。
尾联在前三联写景状物的基础上，以问句来引人思考，南桥驾车马的人，为什么苦苦喧喧，奔波着追逐名与利呢？与“南桥车马客”往来奔走相对比，写出陶处士远离尘嚣的安宁心境。表达作者对陶处士生活态度的认同。 这首诗语言清新质朴，风格近于田园诗，与作者为人熟知的边塞诗风差别较大。他的语言风格是以通俗浅近的口语、俊秀挺拔的笔调为基础的，通过奇特的想象表现富有传奇色彩或童话般的生活而锤炼出来的，类似李清照词那样“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
这是一首和诗，诗人闲话家常，回答友人刘遗民的提问，并对其表示安慰和劝勉之意。
在陶渊明的众多诗文中，《和刘柴桑》向来被人们认为是讨论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的重要作品，而有人认为历来将其与陶渊明“雅不欲予莲社”相联系得出陶渊明反佛之说实为误读。清代吴瞻泰《陶诗汇注》谓“此诗为庐山无酒而发”，张玉榖看作是“别刘归家和刘之作”（《古诗赏析》），方东树《昭昧詹言》却说是“和刘即自咏”。见仁见智的理解中，却折射出这首诗歌的潜在容量与张力。题材上，这是首田园交游诗，融田园诗、交游诗于一体，首四句、末八句畅叙交游，中间八句共话田园。
诗歌前四句组成一个独立整体。“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为刘柴桑的问语，“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是陶渊明的答语，二者浑然地融于一体。援引他人的问语入诗，一问一答，是陶诗的新创。陶诗《饮酒二十首》（其九）“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直接镶田父语入诗；《九日闲居》“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直接援引旁人的规劝语入诗，而不是陶渊明的自述语。前两句“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相问，后两句“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作答。陶渊明以“爵”、“虚罍”自比，表示不愿受尘垢的沾染；“寒华”比喻入仕的营苟之人，“徒自荣”表明陶渊明不愿效仿他们，人各有各的操行。从这四句一问一答的方式看，可能在此之前曾有人劝仕过陶渊明（如《归去来兮辞》序云：“亲故多劝余为长吏”），陶渊明作了这首诗表明长期归隐的心迹，算作回答。这种问答体的写作范式，对后来杜甫 “三吏三别”的创作影响很大。
“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是兴来之笔，半空劈面而至；“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陡然作答，前句淡然，后句紧促，奠定了全诗的内容基调。下句“良辰”、“奇怀”紧承“未忍言索居”而来，是“未忍”的落脚点；“挈杖”、“西庐”展现的是隐居之人、之境的惬意、悠然。整体构筑而出的是一幅人、物交相而织的静穆画面。这种静谧随着一“入”一“还”，顿时洋溢着的仿佛满是动感，微微起伏着，荡漾着。这一“入”一“还”，带着鲜明的方向感，仿佛由画面的一个小角边缘向中央延展。“入”动作轻快敏捷，“还”行动缓慢蹒跚，在同一组动态的画面中构成鲜明的比照。一急一缓，朝着同一方向进发，目标的指向上传递而出的是同一种浓郁的归宿感，一种自然、温馨、心灵的归宿。“良辰”给人的是扑面而来的自然春光，下句“新畴”、“谷风”、“春醪”的田园风光，就围绕着“良辰”而展开。“良辰”成了中间八句田园写景的“诗眼”。“奇怀”情意深长，耐人寻味。陶渊明嗜奇，爱读奇书，好采“奇”字入诗。“奇翼”、“奇文”、“奇歌”、“奇光”、“奇姿”、“奇绝”、“奇踪”等意象，在其笔端层出不穷，铸造奇幻纷纭的精彩世界。
如果说“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展示更多的是幽雅、闲适，那么“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就顿然衰败不堪了。“荒途”、“无归人”、“时时”、“废墟”，字字用力，着墨狠重。显然前后两组镜头有着天壤之别，但却又都是真实的描绘，是诗人“挈杖还西庐”途中所见的真实写照。诗人所处的江州为东晋军事重镇，屡经桓玄、卢循叛军的蹂躏掳掠。诗人也不止一次地描绘过这种衰败：“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归园田居》其四）、“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还旧居》）。回看这些诗，语气外似平淡，但一个个狠重、密集的衰败意象攒集，其力透纸背的力量也绝不逊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平淡之中，却足以穿透时空，传响于古今。这种“诗而史”的写法，表明诗人在欣赏着“良辰入奇怀”的惬意与飘然时，并未忘怀现实。他依然还在回答着“未忍言索居”中“未忍”的理由，亲旧固然是一方面，“良辰”也是一方面，但他最“未忍”忘却的恐怕要算是触目惊心的废墟了。留下来整饬这些时时可见的“荒途”与“废墟”，就成了他不“见招”于“山泽”的最大原由。“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清晰地展示着诗人整饬一新的景象；“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一种整饬后的劳累与欢愉溢于言表，跃然纸上。四句既是自然田园风光的描绘，也是一种社会风光的象征性写照。陶渊明并非真的忘却世事，在百事凋敝、儒业失传的年代里，他牢记“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着本分的事。弃官归隐后，他从事讲习之业（《感士不遇赋》序），传授门生。所以诗中“茅茨”、“新畴”，就不是简单的自然物象，而是如屈原《离骚》中“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一样，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不仅仅是香草之名，而且成了诗人培养下人才的代名词。所以这四句写景之中，又暗蕴着比兴之体。
“栖栖”以下六句，作者又从大处上进行劝勉，回想尘世中的事，忙忙碌碌，而现在岁月已使人们彼此越来越远。耕田织布，只要自己够用，也没有过高要求。百年之后，身体与名声是都会被淹没的啊！这种人生苦短的思想自然有消极的成分，但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浮云富贵，敝屣功名的观点也好似一副清凉剂，对那些热衷于刀口上舔血的如蝇小人也是一篇极好的醒世之文。
全诗语言朴素，平白如话，娓娓道来，亲切感人，给人一种情真意切，平易随和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