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作诗，常常喜欢把历史上与现实中有同种遭遇的人联系在一起。因西汉的贾谊是洛阳人，能文，曾被贬长沙太傅，而贾至不仅与他同姓，而且同为洛阳人，也擅长作文，被贬岳州的地方与长沙也很相近，因此诗人开首就以贾谊来比贾至。由于西汉和唐代的京城都在长安，位在岳阳、长沙的西北面，故诗中称“西望”。而贾谊、贾至本来都是朝中京官，都是由京城被贬而出，但又时时关心朝政的状况，因此诗中又用上了“忆京华”三字，这一“望”一“忆”二字，实际上已将贾至当时被贬后的失意而又关心朝政的复杂心理揭示了出来。
正因为贾至当时失意怨望，却又时时地向往着京城，故而诗人在第二句中就开始劝慰起友人，既然已被南贬迁徙到湘浦这地方来了，就不要再去哀怨嗟叹了，次句中的“莫怨嗟”三字，完全是从首句“西望忆京华”中来的；因为“望”、“忆”之中有怨嗟意，所以才劝其“莫怨嗟”。
李白既然是劝慰朋友，总不能空口相劝，最好能找出一些劝慰的话或事来，这样对朋友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于是诗人想到：贾至虽然被唐肃宗贬至岳阳，但岳阳毕竟在长沙的北面，距离京城要比长沙近些，从这一点上来说，唐肃宗还不算太薄情，他至少没像汉文帝那样把贾至贬到长沙。于是，末二句中有所谓的“圣主恩深”、“怜君”等，都是从这个意思上来说的，都是一些宽慰之词，并不意味李白认为唐肃宗就是明君。相反，诗中话中有话，那唐肃宗与汉文帝的做法实只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屈才则同。这讽刺意味是十分委婉而深长的。
此诗一无华词，二无想象，却一气流走，天然成韵，既有着关切同情，又有着安慰宽解和委婉的措意，充溢着诗人对被贬友人的一片真挚之情。
这首诗的前二联状写外家南寺的深秋暮景，景中寓情。后二联抒发国破家亡的感慨，议论警醒。诗中用秋梧、晚烟、乱蝉等富有象征意义的凄凉意象，构成一幅萧瑟黯淡的深秋图景，使读者自然而然地的体味诗人在诗中所涵咏的意味，体现了“神余象外”的艺术特点。
首联抑扬有致，渲染悲秋氛围。时值秋日傍晚，高大挺拔的梧桐树，伸展繁枝茂叶，不停地摇晃，舞动着一缕缕袅袅上升的炊烟。庭院内，秋风瑟瑟，秋露滴滴，诗人才感觉到深秋已悄然来临。梧桐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嘉美的奇树。齐谢眺《游东堂咏桐诗》说它“高枝百丈余，枝生既婀娜，叶落更扶疏”。一个“动”字，给梧桐树注人了生机，仿佛是它在傍晚时分当空舞动着轻袅的炊烟。秋日梧桐的繁盛丰茂，在视觉上给人一种错觉，使诗人未能强烈意识到秋色的浸染；只是满院的风露，才从触觉上使诗人真切感受到浓重的秋意。前扬后抑，顿挫有致。这两句不避重复，连用两个“秋”字，浓浓地酿造了“悲哉秋之为气也”的气氛。
颔联虚实相参，传写故国哀思。眼中看到的是高岸崩陷，变成洼地，深谷填塞，反成山陵。诗人用自然界地理上高下易位的变化，比喻世事发生巨大变化，这觉指国破家亡。沧桑之感与悲怆之情，使诗人久久陷在深重的忧愁觉。而西坠的残阳，乱噪的寒蝉，又添愁助恨，使诗人更加心烦意乱。这觉，“高岸”、“深谷”并非“眼中”所见的实有之景，而是诗人拈来比喻的虚拟之物；“残阳”、“乱蝉”是“眼中”具象的实有之景，诗人却将它们置于抽象的“愁觉”。笔姿虚实互生，更增沉郁之情和顿挫之致。
颈联今昔对比，喟叹沧桑巨变。元氏家族几代为官。曾祖做过北宋的隰州团练使，祖父为金朝的柔服丞，父隐居不仕，叔父格屡任县令，诗人官至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可谓“世代衣冠”。然而，金亡后，他沦为阶下囚、亡国奴，自此，他抱定“今是中原一布衣”（《为邓人作诗》）、“衰年那与世相关”（《乙卯端阳日感怀》）的生活宗旨，成为金朝遗民。从昔日的“世代衣冠”到今日的“中原布衣”，他有多少故国盛衰兴亡的感叹啊！他回到儿时读书的外家南寺时，人已垂垂老矣，物是人非，怎不追忆当年那寻梨觅栗的生活情景呢！从“衣冠”到“布衣”，地位悬殊，从少年到白头，岁月漫长，时空的强烈对比呈示诗人内心巨大的怆痛。
尾联抚事兴叹，回首人生历程。诗人从外家南寺“僧窗借榻眠”开始读书生涯，辗转二十多年后，又回到外家南寺，“依旧僧窗借榻眠”。人生仿佛画了一个圆圈，一切重又回复原样。只是诗人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位匆匆过客，经历了人世间各种变迁，参透了人生真谛，如今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翁。平平的叙述，却蕴含着深沉的身世感叹和深邃的历史内涵。“依旧”二字看似等闲，万不可轻轻放过：以前是金廷臣民，现在金廷虽亡，自己“依旧”不改忠于金廷的初衷。这二字正体现了他矢志不仕的民族气节。
这首诗善于运用富有内蕴的物象呈露内心情感世界的震颤。秋梧、晚烟、风露、残阳、乱蝉，这些肃杀、萧瑟凄凉、衰微的意象，一经诗人驱使，即准确而有力地渲染了环境氛围，成为诗人宣泄哀伤悲痛心绪的媒介。这首诗又善于在平和冲淡的叙述中寓含深刻强烈的议论。“今日”、“当年”的兴亡感喟，“白头”、“依旧”的忠贞信念，不着一字，却让人受到深深的感染，其内含的精神力量胜过长篇泛泛而谈的大论。
周邦彦这首《烛影摇红》是奉旨“增损”修改他人词作而成的。对于改写者来说，这是一项颇有难度的工作。首先是奉旨修改，宋徽宗以原作不够“丰容宛转为恨”，下令修改。要迎合精通音律的皇上心意，做到“丰容宛转”，这的确是一件难事；修改他人的作品，尤其是一首较为成功的作品，既要保持原作意旨、风格，又要使之更完美，更上一层楼，这又是一难；对于清真这样已经成名了的作家，修改他人之作，自亦需写出自己的风格特点，此为三难。而难能可贵的是，周邦彦把这三者都做到了，且做得天衣无缝。
首先周邦彦拓展了词作的容量，上片全为其所增写，并为下片的抒情做了很好的铺垫。原作主要是写离情别恨，周邦彦便在上片把时间往前推移，着力刻绘这位女子的美貌，以及两人的心心相印。这便为下片叙写思2之情作了很好的铺垫。刻画这位女子的美貌，改写者抓住她的“娇波眼”米做文章。其“芳脸”、“黛眉”虽然也精致，但“风流天付与精神，全在娇波眼”，这便传神地表达了这位女子的风韵。这位女子不仅天生丽质，而且还顺心于他，致使他“几回枢见，见了还休”，以致有“争如不见”之叹。这样，上片由”风流天付”写到相见倾心，便为下片的描写旧思，作了准备。
周邦彦“增损”的笫二步，便是在下片，即原作上作了几处改动。改动的原则是更能使原作的意旨和主题得到表现。原作第二、三、四句为“向夜阑，乍洒醒，心情懒”，周词改为“夜阑饮散春宵短”，不仅较原作精炼，而臣还写出了男主人公夜阑饮散之后的孤独，这样就为下一句叙写回忆思绪作了铺垫。第二个改动之处是“当时谁为唱阳关？”原作为“尊前谁为唱阳关？”周词的改作最主要之处是将原作的简单叙述眼前之情形改为回忆往昔，这样不仅在写法上显得婉转，有波折，避免了直说、直叙之弊，更重要的是突出显示了主人公的挥之不去的思念之情。正因为有上片对人物形象刻画的铺垫，打肓此铭心的思念，从整首词作看，也显得浑然一体。第三个改动之处在“争夺云收雨散，凭阑干，东风泪满”，原词为“无奈云沉雨散，凭闹干，东风泪眼”这一层改动的关键句在“无奈”改成“争奈”，粗看两词并无什幺很大区别，ffi细辨起来，“争奈”除了有“无奈”的意思外，还有承受不了的意思，表露了男主人公为相思之情所重压。还有“云收雨散”，“东风泪满”都较原闻有少许改动，改动的结果，就是内含更显深广，更加突出了主题。
第三，这首词经过一番“增损”，不仅使原作的意旨更加突出，而且还商’深打上周词的风格烙印。如经过改写后，全词在篇章结构上显得严密而有最次，且多变。周邦彦抓住离恨这一主题，在现实与同忆上做文章，于腾挪顿挫开合之中，多层次地表现离恨别绪，避免了过多直说、直叙而造成的弊病，厨词之讲究用字，用典是相当著名的，该词囿干原作，没有用什么典故，但叉闲其是改写，庄讲究用字上是很突出的，这在上面已经阐述了。
这是一首别具风味的药名闺情词。词中以深挚的感情和浅近的语言，别具一格、匠心独运地妙用一连串药名，通过闺中人以书信向客居在外的夫君倾诉相思之情的情节，抒写了闺中人思念远人的款款深情。
词的上片通过闺中人书信难表相思之深的描写，抒写她对丈夫的深情厚意。
“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檀郎读。”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自从与夫君离别以后，思念之情日渐加深，这短短的信笺，无法写尽我要倾诉的思情。信中的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我的相思之苦，希望夫君仔细阅读，明白此情。
“参商”，指参、商二星。参星在西，商星（即辰星）在东，此出彼没，永不相见，比喻双方隔绝。“檀郎”，是美男子的代称；此指闺中人的丈夫。“苦参商”三字极为传神，谓因夫妻离别、隔如参商而苦恨不已。这正好说明闺中人为什么“相思意已深”而“白纸书难足了”。
上阕写书信难表相思之深，以见闺中人的浓情蜜意。其中“相思”、“意已（薏苡）”、“白纸（芷）”、“苦参”、“朗读（狼毒）”均为药名。
过片“记得约当归”前添上“分明”二字，更显出分手时的相约印象甚深。“分明”二句，写闺中人回忆当日分手时的情景：她一再叮嘱丈夫，最迟不要超过樱桃红熟时（指夏季）回家。但她等了又等，盼了又盼，却她终不见心上人回来。于是，她不禁爱怨交织地问道：“现连菊花都开了（指秋天），为什么还不回来呢？”这四句一气呵成，情味深长，含蕴不尽，可看作是信中内容的延续，也可看作是信外的心底思忖。
词的下片，以怨詈口气，进一步抒写闺中人怀念远人的情怀；结尾出以反问，更显思念之深切。词中使用的药名，有“当归”、“远至（志）”、“樱桃”、“菊花”、“回乡（茴香）”等。
一、二句写雪后初霁，济南在望时的心情。将到济南时，见到大雪之后初次放晴，苏轼心中豁然开朗，不由赞叹济南的春光美好。苏轼刚到济南城东六十里处的龙山镇，便感到马蹄轻快了。这两句是即景而兼即事，并且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描写以及旅况的叙述，传达出轻松、欢快的心情，而这同即将与友人李常相见是分不开的。“马足轻”，应是从王维《观猎》诗“雪尽马蹄轻”一句变化而来，既关合自己风雪载途的旅况，与前句“雪初晴”相照应，又是借物写人，体现出人的轻快的心情，所以显得自然入妙。
三、四句重提旧事，写当年湖州歌女送别的深情，并提醒李常不要忘怀。其所以如此着笔，一是因为李常来齐州前，曾任湖州知州，而苏轼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由杭州赴密州任时，又曾过访李常于湖州，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第二，此处写歌女（其社会身份是歌妓）送别，与唐、宋时代特殊的文化背景有关。写歌女临别时极度伤心（“肠断声”），带有夸张的成分，因而又成为苏轼、李常二人之间的戏谑之辞。第三，苏轼借写湖州歌女伤别，来表达自己的怀友之情。这是一种“请客对主”的写法，歌女尚且如此，何况苏轼别后怀思。而且提到湖州歌女，也会勾起李常对旧日会面与交往的联想，而使友谊的温馨油然而生。
全词，以夸张、引用的写作手法，记录了苏轼要与友人李常重逢时的喜悦之情，和对过去苏轼、李常二人离别时情景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