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唐代边塞诗以表现征戍生活的艰险和将士思乡的哀怨为多。即使一些著名的豪唱,也不免夹杂危苦之词或悲凉的情绪。但读到李益这篇塞上之作,感觉便很不同,一下子就会被那天地空阔、人欢马叫的壮丽图景吸引住。它在表现将士生活的满怀豪情和反映西北风光的壮丽动人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诗句中的“蕃州”乃泛指西北边地(唐时另有蕃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县西,与黄河不属),“蕃州部落”则指驻守在黄河河套(“黄河曲”)一带的边防部队。军中将士过着“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的生活,十分艰苦,但又被磨炼得十分坚强骁勇。首句只夸他们“能结束”,即善于戎装打扮。作者通过对将士们英姿飒爽的外形描写,示意读者其善战已不言而喻,所以下句写“驰猎”,不复言“能”而读者自可神会了。
军中驰猎,不比王公们佚游田乐,乃是一种常规的军事训练。健儿们乐此不疲,早晚都在操练,作好随时迎敌的准备。正是“为报如今都护雄,匈奴且莫下云中”(同组诗其四)。“朝暮驰猎黄河曲”的行动,表现出健儿们慷慨激昂、为国献身的精神和决胜信念,句中饱含作者对他们的赞美。这两句着重刻画人物和人物的精神风貌,后两句则展现人物活动的辽阔背景。西北高原的景色是这样壮丽:天高云淡,大雁群飞,歌声飘荡在广袤的原野上,马群在绿草地撒欢奔跑,是一片生气蓬勃的气象。
征人们唱的“燕歌”,有人说就是《燕歌行》的曲调。目送远去的飞雁,歌声里诚然有北国战士对家乡的深切怀念。然而,飞鸿望断而“燕歌未断”,这开怀放歌中,也未尝不包含歌唱者对边地的热爱和自豪情怀。如果说这一点在三句中表现尚不明显,那么读末句就毫无疑义了。
“牧马群嘶边草绿”。在赞美西北边地景色的诗句中,它几乎可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奇句媲美。“风吹草低”句是写高原秋色,所以更见苍凉;而“牧马群嘶”句是写高原之春,所以有油然生意。“绿”字下得绝佳。
因三、四对结,上曰“塞鸿飞”,下对以“边草绿”,可见“绿”字是动词化了。它不尽然是一片绿油油的草色,而且写出了“离离原上草”由枯转荣的变化,暗示春天不知不觉又回到草原上。这与后来脍炙人口的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都以用“绿”字见胜。在江南,春回大地,是啼鸟唤来的。而塞北的春天,则由马群的欢嘶来迎接。“边草绿”与“牧马群嘶”连文,意味尤长;似乎由于马嘶,边草才绿得更为可爱。诗所表现的壮美豪情是十分可贵的。
此篇以少女的形象、口吻写春愁春感,写其春晓护眠,娇慵倦怠,又暗生自怜的情态与心理。
春晨,窗外屋檐滴水的声音将她唤醒。一“惊”分明写出了女主人公些微娇嗔恼怒之意,分明睡得香甜,不料漏声扰人清梦,合是十分该死。本就恋梦,这一醒来方知春暖花开,正是春眠天气,遂倦意袭来,无法抗拒。且看这句“格外娇慵只自怜”,“娇慵”谓柔弱倦怠的样子,李贺《美人梳头歌》中就有“春风烂熳恼娇慵,十八鬟多无气力”的句子,想必本词的女主人公也同这位女子一样,满脸睡意,辗转反侧,别有一番风韵。而“格外”一词,更是把这位慵懒的女子渲染得楚楚动人,似有千般柔情。是也,春天是生命生长,万物复苏的季节,却也是春愁暗滋,风情难抑的时候,少女们面对着春日美景而暗自生怜,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现在,这位女子醒了。那么醒后干什么去呢?“寄语酿花风日好,绿窗来与上琴弦。”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趁着明媚的阳光,和园中的花朵打招呼,催促它们早点绽放。的确,“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春天是美好的,亦是短暂的。遂要这个晨起的小女子,去催促百花你争我赶竞相开放,免得错过了这春意盎然的季节而后悔不迭。然后推开碧纱窗,好让自己优雅的琴声飘得更远一些。词写此处,这位少女的春感,已转悠远、朦胧,同时又挟有一分淡淡而莫名的愁思,可谓言尽意不尽,含蓄蕴藉而后留白深广了。
此诗意在“感叹”孔子的际遇。全诗以疑问入笔,表现出作者于孔子神像前谦恭行礼,心中感慨万千,口内喃喃自语的情状。作者着笔于“叹”“嗟”“伤”“怨”,写出了对己对孔子虽“叹”实“赞”之情,立意集于以“叹”代“赞”,既表达了自己对孔子一生郁郁不得志的叹息之情,又赞扬了孔子“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超凡脱俗的用世精神,发人深省。
此诗用典极多。首联“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即出自《论语·宪问》:“微生亩问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欤?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疾固也。’”此句本是孔子的愤懑之言,孔子自称忙忙碌碌,并非逞口舌之长,只是痛恨世人顽固不化,才著书立说,教化世人。作者化用此典故,抒发了自己的无限感慨,像孔子这样的大圣人,虽终其一生于诸侯之间,劳碌不停,但最终也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作者的同情之心,一览无余。另一方面,孔子一生奔波劳苦,为的却是天下的苍生,虽屡遭误解,仍孜孜以求,这又是无比可敬的。因此这一句诗便高度概括了孔子一生的功绩和高贵品质,也表达了作者对孔子的景仰和钦服。
颔联承接上句,依旧是引用典故,赞叹了孔子的旧居,孔安国《尚书序》载:“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升堂闻金石丝竹之声,乃不坏宅。”写帝王诸侯想要扩建宫殿,也不敢妄动孔子的故居。表明孔子的功绩即便贵为王侯也望尘莫及,旨在高度评价孔子的尊崇地位。这里诗人借用此典故以孔子的旧邑故居因为其主人的威望,得以保存至今日,意在侧面说明孔子受后世万民的敬仰,故居尚且如此,何况孔子本人。含蓄、婉转地表达了自己对孔子的敬重之情。同时,在这里,诗人委婉地把帝王举止和孔子功绩结合起来,暗示读者自己也希望入孔子般,承载万民兴衰于双肩。
颈联是孔子的自伤之词,也是借用典故,借孔子自叹命运不济,生不逢时,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真实再现了孔子当年孤寂,凄凉的心境。《论语·子罕》中载:“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传说凤凰现身,河洛图出,是象征圣王出世的瑞兆,然而孔子生逢春秋乱世,刀兵四起。诸侯们只关心自己的领土、霸权、兵力,没有肯行仁义的圣王,因此孔子自叹儒学之道没有用武之地,而自己这些致力于推行德政的人也如那只被愚人猎捕的麒麟一般,早晚要被这个穷兵黜武的时代所绞杀。“嗟身否”感怀身世,“伤麟怨”则叹息王道难行。这些都足以唤起了人们对孔子的深深同情和深切的感慨。也表明作者决意推行仁政,以告慰孔子泉下亡灵。
尾联既是孔子“昨日”的梦想,也是“今日”的现实,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作者一直都有拜祭孔子灵位的梦想,终得实现。“两楹奠”出自《礼记·檀弓上》,本表示出祭奠礼仪的隆重与庄严,用于此,更意为后世对孔子的万分敬重,末句“与梦时同”又完全符合孔子生前梦见自己死后,灵柩停放在两楹之间的梦境。孔子不求生前得到大家的认同,只希望在自己死后,儒学能够得到弘扬,王道能够被人主推行,而今梦想成真,也算是对孔子辗转一生的弥补吧。诗人举目仰望,孔子的塑像正端坐在殿堂前的两楹之间,受人祭拜。作者满怀慰藉之情,祭拜于孔子的灵前,不论是叹惜、感伤,还是哀怨都深深地融入到了对孔子的“赞”中,以“与梦同”表达了自己对孔子梦想终于实现的欣慰之情,也表达了诗人对孔子的“明之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一用世精神终被广大人民所接受的肯定。
这首诗追述了孔子一生郁郁不得志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孔子令人悲叹的命运。为实现“郁郁乎文哉”的理想社会,孔子一生碌碌奔波,结果却无处安身,甚至被困陈蔡,险些丧命。但孔子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道德信仰。纵使明知凤图难出,王道难行,明知自己必将如麒麟般惨遭捕杀,也要坚守道德的崇高,只为将来自己的仁义思想能够大行于天下,为苍生谋福,也就在所不惜。既表达了自己对孔子的深切同情,又赞美和褒扬了孔子。结合史料可知,唐玄宗对儒学确实非常推崇,因而他对这位儒学创始人的感情也是真实而深挚的。正是因为作者能把自己的崇敬融入到孔子的深致悼念中,才使得这首诗读来深切质朴,令人信服。
就艺术形式来看,这首诗句句用典颇有堆砌典故之嫌,且诗语质朴无华,在遣词造句上也并无推陈出新之处,算不上是上乘之作,但此诗所反映出的思想和胸襟在历代帝王之作中并不多见。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另外,悼念孔子所选择的视角十分准确也是一大成功之处。孔子一生生活复杂坎坷,此诗只选择他的栖遑不遇的一面,简单几言,就概括了孔子一生的大事。首两句是叹惜,三、四句是叹美,五、六句是再叹惜,后两句再叹美。全诗命意构思,严正得体。比及一般的咏叹之诗,颇显境界之大,立意之深。
这是王维十九岁时写的一首七言乐府诗,题材取自陶渊明的叙事散文《桃花源记》。清代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曾说:“意思,犹五谷也。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也。”好的诗应当像醇酒,读后能令人陶醉。因此,要将散文的内容改用诗歌表现出来,决不仅仅是一个改变语言形式的问题,还必须进行艺术再创造。王维这首《桃源行》,正是由于成功地进行了这种艺术上的再创造,因而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得以与散文《桃花源记》并世流传。
《桃源行》所进行的艺术再创造,主要表现在开拓诗的意境;而这种诗的意境,又主要通过一幅幅形象的画面体现出来。
诗一开始,就展现了一幅“渔舟逐水”的生动画面:远山近水,红树青溪,一叶渔舟,在夹岸的桃花林中悠悠行进。诗人用艳丽的色调,绘出了一派大好春光,为渔人“坐看红树”、“行尽青溪”作了铺陈。这里,绚烂的景色和盎然的意兴融成一片优美的诗的境界,而事件的开端也蕴含其中了。散文中所必不可少的交代:“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在诗中都成了酿“酒”的原材料,化为言外意、画外音,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去体会了。在画面与画面之间,诗人巧妙地用一些概括性、过渡性的描叙,来牵引连结,并提供线索,引导着读者的想象,循着情节的发展向前推进。“山口”、“山开”两句,便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通过概括描叙,使读者想象到渔人弃舟登岸、进入幽曲的山口蹑足潜行,到眼前豁然开朗、发现桃源的经过。这样,读者的想象便跟着进入了桃源,被自然地引向下一幅画面。这时,桃源的全景呈现在人们面前了:远处高大的树木像是攒聚在蓝天白云里,近处满眼则是遍生于千家的繁花、茂竹。这两句,由远及近,云、树、花、竹,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面中,透出了和平、恬静的气氛和欣欣向荣的生机,让读者驰骋想象,去领悟、去意会,去思而得之,而所谓诗的韵致、“酒”的醇味,也就蕴含其中了。接着,读者又可以想象到,渔人一步步进入这幅图画,开始见到了其中的人物。“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写出了桃源中人发现外来客的惊奇和渔人乍见“居人”所感到服饰上的明显不同,隐括了散文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意思。
中间十二句,是全诗的主要部分。“居人共住武陵源”,承上而来,另起一层意思,然后点明这是“物外起田园”。接着,便连续展现了桃源中一幅幅景物画面和生活画面。月光,松影,房栊沉寂,桃源之夜一片静谧;太阳,云彩,鸡鸣犬吠,桃源之晨一片喧闹。两幅画面,各具情趣。夜景全是静物,晨景全取动态,充满着诗情画意,表现出王维独特的艺术风格。渔人,这位不速之客的闯入,使桃源中人感到意外。“惊闻”二句也是一幅形象的画面,不过画的不是景物而是人物。“惊”、“争”、“集”、“竞”、“问”等一连串动词,把人们的神色动态和感情心理刻画得活灵活现,表现出桃源中人淳朴、热情的性格和对故土的关心。“平明”二句进一步描写桃源的环境和生活之美好。“扫花开”、“乘水入”,紧扣住了桃花源景色的特点。“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两句叙事,追述了桃源的来历;“峡里谁知有人事,世间遥望空云山”,在叙事中夹入情韵悠长的咏叹,文势活跃多姿。
最后一层,诗的节奏加快。作者紧紧扣住人物的心理活动,将渔人离开桃源、怀念桃源、再寻桃源以及峰壑变幻、遍寻不得、怅惘无限这许多内容,一口气抒写下来,情、景、事在这里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不疑”六句,在叙述过程中,对渔人轻易离开“灵境”流露了惋惜之意,对云山路杳的“仙源”则充满了向往之情。然而,时过境迁,旧地难寻,桃源已不知在何处了。这时,只剩下了一片迷惘。最后四句,作为全诗的尾声,与开头遥相照应。开头是无意迷路而偶从迷中得之,结尾则是有意不迷而反从迷中失之,令读者感喟不已。“春来遍是桃花水”,诗笔飘忽,意境迷茫,给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
将这首《桃源行》诗与陶渊明《桃花源记》作比较,可以说二者都很出色,各有特点。散文长于叙事,讲究文理文气,故事有头有尾,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交代得具体清楚。而这些,在诗中都没有具体写到,却又使人可以从诗的意境中想象到。诗中展现的是一个个画面,造成诗的意境,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去想象、玩味那画面以外的东西,并从中获得一种美的感受。这就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原因。
王维这首诗中把桃源说成“灵境”、“仙源”,现代的人多有非议。其实,诗中的“灵境”,也有云、树、花、竹、鸡犬、房舍以及闾巷、田园,桃源中人也照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处处洋溢着人间田园生活的气息。它反映了王维青年时代美好的生活理想,其主题思想,与散文《桃花源记》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首诗通过形象的画面来开拓诗境,可以说,是王维“诗中有画”的特色在早年作品中的反映。此外,全诗三十二句,四句或六句一换韵,平仄相间,转换有致。诗的笔力舒健,从容雅致,游刃有余,颇为后人称道。清代王士禛说:“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佳者,王摩诘(王维)、韩退之(韩愈)、王介甫(王安石)三篇。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红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池北偶谈》)这“多少自在”四字,便是极高的评价。翁方纲也极口推崇说,这首诗“古今咏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极。”(《石洲诗话》)这正是结论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