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紧扣题中“遇”字。“已过才追问”,直接切入路遇情境,起笔简洁省净。沈德潜赞赏说:“起语得神,与‘乍见翻疑梦’同妙。”但同妙并不同工。“乍见翻疑梦”写一照面的心理活动,是凝定的场景。“已过才追问”写的是“乍见”后的下意识反应,仿佛流动的镜头。两句都表现久失消息,不期而遇的疑惑。前者直接道出,是确信后的不敢相信;后者却通过“追问”的动作蕴含其中——恍然面熟,但犹疑不定,需“追问”才能确认。故下句递接“相看是故人”,上前仔细打量,原来真的是老友。
既然是“故人”,如何见面竟难以确认了呢?颔联宕开一步,作了回答:“乱离何处见,消息苦难真”。这里“乱离”指明末清初的战乱。在动乱中分离之后,再无从相见,那偶或传来的消息也难辨真假。可以想见,频年兵戈,人的死伤误传,比比皆是。后面“惊魂”两字暗示,也许这消息里就有对方不测的说法。正是这“苦难真”的传说,才使作者有“已过才追问”的行为。动乱之中,自己身家性命已如累卵,却仍探问对方情况,一个“苦”字,道出了两人情谊的深厚。
颈联的“拭眼”,既是说擦去激动的泪水,又有重新拭目,再仔细相看的意思。乱世重逢的旧友,该有多少苦辣酸辛互相倾诉,但写去略而不及,只一个简单的动作,便将情感的无限波澜尽含其中,这就是所谓白描传神。一番问候后,擦净朦胧泪眼,望着眼前旧友,才彻底安下心来,所以说“惊魂定”。随后自然是庆幸,喜悦,当然要“衔杯笑语频”了。此处写由悲而喜,悲喜交加的情态极为生动,转换跳跃又极自然,具有对人生同类心态、行为普遍的概括性。但一次偶然相遇的“衔杯”,难以尽诉各自乱世遭际的感受;而且一旦分手,谁又能保不会再度失去对方呢?
“移家就吾住”——作者不由分说,要“旧友”索性搬来同住。难舍难分,正是重情重义的体现。更在这“旧友”的情义之中,作了别有深意的开掘。清王朝建立后,从明朝过来的许多人不仕清朝,称为“遗民”。本诗作于清顺治七年(1650),此时吴梅村尚未被迫出仕,故以“遗民”自居。“白首两遗民”道出两人坚守“气节”的共同情操,从而使诗中表现的友情,蕴含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格气质。“两遗民”的“两”字除实指外,还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战乱中有多少旧侣亲朋死于刀兵,又有多少前代文臣武将摇变为新朝权贵。而他们两人幸存于劫后,那同气相求的友情不更以一种自豪自傲显得尤为珍贵吗?
“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诸弟益相思”,值此白露时节,秋草已生满庭院,更加思念远在长安的亲人。“秋草”、“白露”更加形象的体现出秋天的清冷,为下文抒别情离思定下基调。南朝宋诗人谢惠连有《捣衣》诗,亦写秋景秋意,其中有云“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韦诗与之如出一辙。所不同者,谢诗写思念丈夫,韦诗写思念诸弟而已。
唐代草书大家怀素与韦应物生活在同一时代,年岁也相仿。据说怀素在寺院附近种有一万多株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蕉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没日没夜地练,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的故事,在当时就颇为流传。诗人戴叔伦比韦应物大五岁,晚年上表请为道士,他写过一首《赠鹤林上人》绝句:“日日涧边寻茯苓,岩扉常掩凤山青。归来挂衲高林下,自剪芭蕉写佛经。”可见在芭蕉叶上写字、抄经卷在当时已形成一种风气。据统计,“芭蕉”意象在《全唐诗》中出现过七十次,多与思人有关。诗人于百无聊赖中,乃于芭蕉叶上题诗。“独”字的运用更突现思弟心情之急,更见情深意长。
这首诗并无太高深的思想,也无特别突出的艺术技巧,只是以“芭蕉题诗”一句画龙点睛,表达出一种生活化的细微感触和情怀。其实,中国的古诗,都特别富有这种“琐屑”的韵致。这种“琐屑”,可以是感情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上的。感情往往因为平淡而愈显得真实,没有大喜大悲的做作,只是平心静气,节制简洁。不仅如此,在遣词布局上,韦诗也都以淡泊质朴见长。总之,用琐屑细致的描写手法来表达自己深沉的思想情感,没有磅礴的气势,却以微小的细节打动人;没有华丽的语言修饰,却在平淡中见真知,这是韦应物写诗的一大法宝。与之相比,韩愈喜欢剑走偏锋,用一些怪的字句,不免有逞奇之弊。白居易的诗虽然平易,但在布局上往往过于讲究回环曲折,与韦诗相比,又少了一份古朴温厚之气。
每逢重阳节,人们都要怀念远出在外的游子,异地做客的游子也思念家乡的父老兄弟。中国古代诗人也屡屡在诗中表达重阳节思亲的情怀。如杜甫《九日》:“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也是脍炙人口之作。而汪元量由重阳节感发的就不仅仅是对故乡亲人的怀念,更为深情的,是对故国的无限眷恋。
小令分上下片。上片主要是对思念故国的情绪和气氛的渲染。开头:“官舍悄,坐到月西斜。”夜深人静,万籁俱寂,而作者心绪如麻,不能成寐,面对一弯明月沉思默想,一直到月沉西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汪元量举头望月的所思所想就不仅仅是故乡,而要广泛、深沉得多。“永夜角声悲自语,客心愁破正思家”。这两句紧承上面,进一步表达一种悲痛的情怀。长夜漫漫,角声时起,给人一种绝域苍茫的肃杀气氛,在这阴森恐怖的陌生之地,作者只有悲愤地喃喃自语,聊以排遣内心的痛苦于万一。这种悲痛的来源就是对“家”的无限思念。这个“家”主要是指已经沦丧于蒙古铁蹄之下的南宋王朝,一个大“家”,当然其中也包含有自己的小“家”。“南北各天涯”。从南宋临安到元大都,重山叠水,遥距数千里,真可谓天各一方。即作者对故国、对家乡的怀念,正是在这样的近乎绝望的境地中,才显得更加悲壮,更加沉重。
词入下片,作者对故国、对家乡的思念,由抽象的情绪变为具象的行为。“肠断裂,搔首一长嗟。”作者虽有回天之愿,却无回天之力。作者思念国家、以至肝肠寸断,却只能以搔首长叹作结。“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这只是一种忧心如焚而又无可奈何的举动。“绮席象床寒玉枕,美人何处醉黄花。”这两句涉及到了作者思家的具体内容。作者想到,往年南宋宫中那些拥金枕玉的美女们,在重阳节总是开怀畅饮,醉赏菊花,尽情欢笑。而今国破家亡,她们就不能象往年那样了。即使她们陪着征服者饮酒赏花,强颜欢笑,但由于物是人非,她们的心情也一定是十分痛苦的。末句“和泪捻琵琶”再次把内在感情化为具体行动。悲愤交集,热泪长流,但又不能跃马扬鞭,奋战沙场,只能捻动琵琶。弹上一曲曲悲歌。在这如泣如诉的琵琶曲中,会有多少作者不敢或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情感。
后人在评价汪元量的诗词时说:“唐之事记于草堂,后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其诗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郁,又可复伸,则又有甚于草堂者也。”(李珏《书汪水云诗后》)确实,汪元量诗词中对国破家亡的沉痛感,比之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南宋灭亡这段历史,比起安史之乱来更为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