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系诗人归隐之作，诗中发泄了一种怨悱之情。首联两句记事，叙述停止追求仕进，归隐南山；颔联两句说理，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颈联两句写景，自叹虚度年华，壮志难酬；尾联两句阐发愁寂空虚之情。全诗语言丰富，层层辗转反复，风格悠远深厚，富有韵味。
落第后的孟浩然有一肚子的牢骚而又不好发作，因而以自怨自艾的形式抒发仕途失意的幽思。这首诗表面上是一连串的自责自怪，骨子里却是层出不尽的怨天尤人；说的是自己一无可取之言，怨的是才不为世用之情。
字面上说“北阙休上书”，实际上表达的正是“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的情意。只不过这时他才发觉以前的想法太天真了；原以为有了马周“直犯龙颜请恩泽”的先例，唐天子便会代代如此；却才发现：现实是这样令人失望。因而一腔幽愤，从这“北阙休上书”的自艾之言中倾出。明乎此，“南山归敝庐”本非所愿，不得已也。诸般矛盾心绪，一语道出，富有余味。
三四句具体回述失意的缘由。“不才明主弃”，感情十分复杂，有反语的性质而又不尽是反语。诗人自幼抱负非凡，“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他也自赞“词赋亦颇工”。其志如此，其才如此，不谓“不才”。因此，说“不才”既是谦词，又兼含了有才不被人识、良骥未遇伯乐的感慨。而这个不识“才”的不是别人，正是“明主”。可见，“明”也是“不明”的微词，带有埋怨意味的。此外，“明主”这一谀词，也确实含有谀美的用意，反映他求仕之心尚未灭绝，还希望皇上见用。这一句，写得有怨悱，有自怜，有哀伤，也有恳请，感情相当复杂。
而“多病故人疏”比上句更为委婉深致，一波三折；本是怨“故人”不予引荐或引荐不力，而诗人却说是因为自己“多病”而疏远了故人，这是一层；古代，“穷”、“病”相通，借“多病”说“途穷”，自见对世态炎凉之怨，这又是一层；说因“故人疏”而不能使明主明察自己，这又是一层。这三层含义，最后一层才是主旨。
求仕情切，宦途渺茫，鬓发已白，功名未就，诗人不可能不忧虑焦急。五六句就是这种心境的写照。白发、青阳（春日），本是无情物，缀以“催”“逼”二字，恰切地表现诗人不愿以白衣终老此生而又无可奈何的复杂感情。
也正是由于诗人陷入了不可排解的苦闷之中，才使他“永怀愁不寐”，写出了思绪萦绕，焦虑难堪之情态。“松月夜窗虚”，更是匠心独运，它把前面的意思放开，却正衬出了怨愤的难解。看似写景，实是抒情：一则补充了上句中的“不寐”，再则情景浑一，余味无穷，那迷蒙空寂的夜景，与内心落寞惆怅的心绪是十分相似的。“虚”字更是语涉双关，把院落的空虚，静夜的空虚，仕途的空虚，心绪的空虚，包容无余。
这是作者悼念亡友文长老的一首诗。这首诗写病中和圆寂之后的文长老，并回首过去的交往以及写世事无常的感叹，赞美了文长老道行高，又发出前缘未尽的思念之情。此篇诗意沉着，语言流美，写得别有深意。
这首诗对前二首诗来说，是总束两人的几次会面。首句写上次见面时文及的病容使他吃惊，次句写此时到来文及已死。“初惊”、“旋觉”两句说明如飘风骤雨，纯出意外。用“鹤瘦”、“云归”比喻病和死，非常切合和尚的身份（唐末五代诗僧贯休不受钱镠改诗的无理要求，就说：“闲云野鹤，何天不可飞！”）。“不可识”、“无处寻”，有空虚无常之感，正显出悼念僧人不同于世俗的特点。
三四两句是有名的巧对。“三过门间”、“一弹指顷”、“老病死”、“去来今”，扣紧佛家术语和两人交往的事实。第一句讲两人交往。佛家以生老病死为四苦，这样写，从诗人自己来说，是感慨世事无常；对文及来说，则如同有解脱意。佛家以“去来今”为三世，这里暗伏结语，有“来世因缘”的意思在内。这两句是流水对，语气直下。如果全用这样的方式，诗易流于滑易。五六句就作一顿挫，“存亡惯见”，重在“惯”字，见亡应流泪，却接以“浑无泪”三字，语特沉重。由文及的圆寂推向已逝的师友，作者的诗集中，在这几年写了不少挽诗。“存亡”二字着眼于“亡”。见亡而泪如泉涌，固然可以表示悲感之深，而泪泉已竭、无可再流则更为沉重。由于习以为常而麻木无泪，心头的沉重更甚于有泪如雨，作者重在此点。作者与文及的交往是因同乡而起，联系他写的第一首，更容易表现出“尚有心”的含意。见同乡死于他乡，见亲朋日渐凋谢，更加深对乡井的怀念，感到归耕无日。这“尚有心”三字又和结语引用《甘泽谣》的故事相联系。
结尾两句，前人赞为用典极切。用圆泽比文及，既赞美他道行高，和第二首“病不开堂道益尊”相应；又有前缘未尽的思念之情。所以这个结尾，前人特别乐于称道。这样正好为三首诗做一总结。这首诗一气呵成，前四句倾泻而出，后四句如纪昀所评，是“曲折顿挫”。特别是五六句那一联，意极沉着而笔力飞动，引出尾联，使人有语尽而情意无尽之感。
诗人在秋夜行舟于耒阳溪上。清幽的溪山景色，触动诗人的情怀，由此产生淡淡的旅愁。与《浈阳峡》相比较，诗人更着意融情入景。全诗几乎句句写景，结尾才以一个“愁”字，画龙点睛般点出题旨。但诗中的明月、溪声、岚气、霜华、猿啼，无不浸透着诗人的愁情。可以说，情与景高度融合，浑然一体，构成清幽的意境。张九龄这几首山水诗，写景状物精细工丽，侧重于客观的刻画，由景物触发的情思没有借直接倾诉和议论表达，而是融情于景。情景契合，在艺术技巧上，受谢灵运影响的痕迹较重，显示了六朝山水诗向盛唐山水诗过渡的迹象。
从写景的角度来看，这首《耒阳溪夜行》，体现了陶渊明对张九龄的影响。张九龄一生积极入世，他没有田园隐居的闲情逸致。但他却吸取了陶渊明田园诗对景物的描绘求神似而不拘泥形似，重意轻象、尚浑整不尚工细的艺术表现手法，将它们运用到山水诗的创作中。这首诗对明月、岭树、溪声、岚气、霜华，猿声的描绘，只以简练的笔触，轻淡地点染，并未作具体、细致、逼真的刻画，色彩也是淡淡的，却产生了高度传神达意的艺术效果。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此诗借对淮水的赞美来反衬作者对淮北沦陷地区恋念的感情，最后两句更写出作者对于当时活跃在淮河北岸的抗金军民的深切怀念，抒情细腻而深刻。全诗即景抒情，离意深沉，含蓄蕴藉，寄托了诗人的惆怅、悲愤和无限感慨。
首联写客人游濠梁时的反常举动。濠梁在皖豫交界一带地方的淮河流域。游客到了此地，就像游子回到故乡；频频不断地畅饮淮河水，对此水表现了无限的深情。
颔联写频酌的原因。当时南宋国都在临安，地处国家东南沿海地区，海水是咸的，不少井水也带咸味，这是实写，诗中的“多咸”，其内涵决不仅如此。南宋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对金人妥协退让，纳币称臣，以求编安一隅，过其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多少有爱国思想的有识之士，对他们都极为痛恨和憎恶，以至对他们所盘据的美丽的西子湖畔也反感起来。连饮水也觉得味道不好。
颈联则又进一步写出淮河水为什么会那样美。春风吹拂，绿波荡漾，这是从视觉上写淮河的美，更重要的是从淮河水里体味出了浓厚的中原民族精神。看到淮河水，就像看到了中原的大好河山；饮了淮河水，就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尾联以告戒语气出之，写得极为沉痛。淮河作为界河，中流以北，便属于金国掌管。多少爱国的志士仁人，抗击金兵的英雄豪杰，他们为祖国被践踏，被分割而啼血落泪，东流的淮河水，里边搀入了许多中原父老的珠泪，完全不忍心汲取饮入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