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一开头，点明“远送”，体现出诗人意深而情长。诗人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站又一站，一直送到了二百里外的奉济驿，有说不尽的知心话。“青山空复情”一句，饶有深意。青峰伫立，也似含情送客；途程几转，那山仍若恋恋不舍，目送行人。然而送君千里，也终须一别了。借山言人，情致婉曲，表现了诗人那种不忍相别而又不得不别的无可奈何之情。
伤别之余，诗人自然想到“昨夜”相送的情景：皎洁的月亮曾和他一起“同行”送别，在月下同饮共醉，行吟叙情，离别之后，后会难期，诗人感情的闸门再也关不住了，于是诗人发问道：“几时杯重把？”“杯重把”，把诗人憧憬中重逢的情景，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这里用问句，是问诗人自己，也是问友人。社会动荡，生死未卜，能否再会还是个未知数。诗人送别时极端复杂的感情，凝聚在一个寻常的问语中。
以上这四句倒装，增添了诗的情趣韵致。前人说得好：“诗用倒挽，方见曲折。”首联如果把“青山”一句提到前面，就会显得感情唐突，使人不知所云；颔联如果把“昨夜”一句放在前面，便会显得直白而缺少情致。现在次序一倒，就奇曲多趣了。这正是此诗平中见奇的地方。
诗人想到，像严武这样知遇至深的官员恐怕将来也难得遇到，于是离愁之中又添一层凄楚。关于严武，诗人没有正面颂其政绩，而说“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说他于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出守外郡或入处朝廷，都荣居高位。离任时东西两川属邑的人们讴歌他，表达依依不舍之情。言简意赅，雍雅得体。
最后两句抒写诗人送别后的心境。“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独”字见离别之后的孤单无依；“残”字含风烛余年的悲凉凄切；“寂寞”则道出知遇远去的冷落和惆怅。两句充分体现了诗人对严武的真诚感激和深挚友谊，依恋惜别之情溢于言表。
杜甫作这首诗送好友严武，既赞美严武，也发出他自己“寂寞养残生”的叹息。诗意在送严武奉召还朝。诗人曾任严武幕僚，深得严武关怀，所以心中那种依依不舍的别离之情，不必再用言语解释。这首诗语言质朴含情，章法谨严有度，平直中有奇致，浅易中见沉郁，情真意挚，凄楚感人。
诗的一、三、四联着重表现的是兄弟之间的骨肉情谊。首联写在送兄弟到越江边时，双双落泪，依依不舍。起势迅拔奇突，悲情无限，有极大的感染力。在二弟宗直暴病身亡之后，大弟宗一又要北适湘鄂之地安家，作者经不起这样大的打击，故曰“残魂”且已“零落”，神情“黯然”却又加“倍”，其中自有贬谪之苦，孤寂之意。此刻兄弟泣别，双双垂泪，虽为人之常情，却另有深意：诗人在极度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生活，需要亲情友情支撑他那即将崩溃的精神世界，然而贬谪以来，亲人相继弃世，此时宗一又要北去，诗人更觉形单影只，愁苦无依。这两句诗既是铺叙，又是情语，充分表现出诗人苦涩的心境和兄弟之间的骨肉情谊。
第三联是景语，也是情语，是用比兴手法把彼此境遇加以渲染和对照。“桂岭瘴来云似墨”，写柳州地区山林瘴气弥漫，天空乌云密布，象征自己处境险恶。“洞庭春尽水如天”，遥想行人所去之地，春尽洞庭，水阔天长，预示宗一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一抑一扬，蕴愁其中：由于桂岭洞庭，一南一北，山川阻隔，以后兄弟相见恐怕就非常不易了。因而在这稍见亮色的描述中先笼罩了一层哀愁，十分巧妙地为尾联的表情达意伏下一笔。
诗的最后一联说，自己处境不好，兄弟又远在他方，今后只能寄以相思之梦，在梦中经常梦见“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一带的烟树。“烟”字颇能传出梦境之神。诗人说此后的“相思梦”在“郢树烟”，情谊深切，意境迷离，具有浓郁的诗味。古往今来，这“郢树烟”似的幻象使失意的迁客骚人趋之若鹜，常愿眠而不醒；但又让所有的失意者无一例外地大失所望。这“烟”字确实状出了梦境相思的迷离惝惚之态，显得情深意浓，十分真切感人。
这首诗所抒发的并不单纯是兄弟之间的骨肉之情，同时还抒发了诗人因参加“永贞革新”而被贬窜南荒的愤懑愁苦之情。诗的第二联，正是集中地表现他长期郁结于心的愤懑与愁苦。从字面上看，“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报荒十二年”，似乎只是对他的政治遭遇的客观实写，因为他被贬谪的地区离京城确有五、六千里，时间确有十二年之久。实际上，在“万死”、“投荒”、“六千里”、“十二年”这些词语里，就已经包藏着诗人的抑郁不平之气，怨愤凄厉之情，只不过是意在言外，不露痕迹，让人“思而得之”罢了。柳宗元被贬的十二年，死的机会确实不少，在永州就曾四次遭火灾，差一点被烧死。诗人用“万死”这样的夸张词语，无非是要渲染自己的处境，表明他一心为国，却被长期流放到如此偏僻的“蛮荒”之地，这是非常不公平、非常令人愤慨的。这两句，有对往事的回顾，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吟，字字有血泪，句句蕴悲戚。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柳宗元的这首诗既叙“别离”之意，又抒“迁谪”之情。两种情意上下贯通，和谐自然地熔于一炉，确是一首难得的抒情佳作。
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诗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诫当代胡作非为的君主是中国古代诗歌习用的传统手法。因此陈子昂开宗明义地为全诗立论：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着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恳切而激烈的语气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黄屋”与“瑶台”），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因而使议论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韵，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诗人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穷金玉、兴土木、残生灵，恰恰是悖离了佛家的本意。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当事者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武则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权的，她执政后急于欺骗民心，让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归。于是奸佞小人趁机而起，投其所好，伪造符箓图谶，宣扬这位女主是西方弥勒佛转世，这正迎合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和政治需要。此后，兴建佛寺之风愈演愈烈。陈子昂针对此驳斥道：来自西方的佛教，本以清净慈悲为主，愈是清净愈见佛道的尊严；自称崇佛的人为什么反而要违背佛道，大兴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庙这种奢侈行为作为对爱好清净的佛的尊奉呢？这是全诗的第二处反问。
这个反问，比第一个反问更为有力。如果说，前一个反问中还带有劝导的成分，那末这个反问就完全是怒斥了。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虚伪。“奈何”一词诘难有力，使对方没有辩解的余地。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以严格的工对对新建的座座佛寺的宏伟规模与奢华布局进行充分的描绘。
为了建造高耸云霄的庙宇寺院而将山林砍伐开采殆尽，为了做成金碧辉煌的图案花纹而搜尽了民间的珍珠宝物，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苦难。这里只写建筑物的巨大耗费，而将百姓因此而遭受的深重苦难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补充。接下去“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二句仍是对偶，但已由实化虚，从前面的描写重新转入议论。两句大意是：这些宏大精丽的巧妙工程，看来连鬼神也难以建成，人怎么竟把它们建成了呢？言外之意是：这些，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是全诗浩繁的工程对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第三处反问。这个反问由第一处的劝导和第二处的申斥，上升为愤激的控诉了。诗的最末二句：“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是警告统治者向“愚民”夸示宗教排场，足以造成无穷的后患；玩弄聪明的结果，徒然劳民伤财，使政治更加昏乱。这个结尾正面着笔，慷慨陈辞，说服力极强。以批判昏乱之“道”来呼应开头所歌颂的古圣人之“道”，使得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