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诗，是晏殊送当时的工部侍郎凌策返乡。
首联“日南藩郡古宣城，碧落神仙拥使旌”，介绍古宣城是块圣地。碧霞满空，神仙都要摇动旌旗，在那里聚集。历史上的宣城 “易置不常，统治称重”宣城地灵人杰，便有凌侍郎这样的人才。
颌联“津吏戒船东下稳，县拥负弩昼归荣”，写凌策任广南西路转运使时，受命重新筹划从岭南运输香药至京师，凌策请求先由陆路运到南安，然后向北改为水运，只用士兵八百人，比过去节省下大量人力和大笔运费。由此，“卢之翰任广州无廉称，以策有干名，命代之，赐金紫。”凌策任英州知州期间，其时广、英路从吉河到板步二百里，每年盛夏瘴气四起，来往过客十死八九。凌策请求从大源洞开山修路，缩短了行程，方便了运输行旅。“由此，“代还，知青州。东封，以供亿之勤，超拜都官郎中，入判三司三勾院，出知扬州。”凌策押船营运、开山修路获得如此的成功与殊荣。
颈联“江山谢守高吟地，风月朱公故里情”，写凌策的家乡宣城原是谢朓、朱公的所住地。谢朓曾在宣城任太守，在府治之北陵阳峰上建室，取名“高斋”，吟出“空为大国忧，纷诡惊非一。安得扫蓬径，销吾愁与疾”等诗句，故有“谢守高吟地”之说。朱公即范蠡，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他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辅佐越国勾践灭吴国，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变官服为一袭白衣与西施西出姑苏，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因古宣城 “禹贡扬州之域，”故有“朱公故里”之称。
尾联“曾预汉庭三独坐，府中谁敢伴飞觥”，赞扬凌策的功绩，一般人是不能比拟的。诗人不是从正面来写，而是用“三独坐”典，显示凌策身份的高贵及功劳之大。诗人说，如果人们要坐着喝酒的话，像凌策的大人，谁还敢与他并起并坐，传杯把盏，从侧面颂扬凌策的功劳。
晏殊诗词有其思想上与艺术上的独特追求。他希望以歌颂太平为出发点，艺术上又追求“气象”，同时也讲求词的可歌性。在宋朝的所有宰相中，晏殊也许算是活得最明白的一个。歌颂太平正是其诗词创作趋于一途的共同表现，这也是由晏殊所处的环境、地位决定的。他不少作品直接写酒增加宴席上的欢乐气氛。如《奉和圣制上元夜》、《浣溪沙》等。这首诗借写酒来歌颂凌侍郎及他的家乡，但在一定程度上向“温柔敦厚”靠拢，无凄厉之音，得中和之美，珠圆玉润，其中感情如陈年甘醴，看似平淡，品之味长。
“黄金屋”指代荣华富贵的生活，“颜如玉”指代美貌的女子。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概括了过去许多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和追求。其实列举这两者只是一种借代的说法，它们是一朝金榜题名出人头地后最具代表性的收获，这里也就代指出人头地。古代许多读书人读书的目的求的就是一个出人头地。所以人们也就常用这句话鼓励别人或子女读书。
字里行间给我们的启示是读书考取功名是当时人生的一条绝佳出路。用现代理念去解释，读书就是接受教育，教育是社会的一个功能，让学生掌握知识学能，以投身社会，服务人群。
《晓至湖上》载于《清诗选》，是清代浙西词派的代表人物厉鹗的作品。
这首诗情感丰富。此诗用清凉的晨雾，清淡的远山，清澈的湖水，清灵的野凫，构成一幅清新宜人的晓湖之景。表现了诗人平静闲适的心态，愿象野凫一样回归自然的情怀。从“人意静”、“寒雾生”等语可以看出作者喜爱幽静；“临水”、“稍见初日开”等词句则表达了作者亲近自然之意；而从“安得学野凫”、“逐清景”又可看出作者向往自由以及对自由暂不可得的惆怅之情。
“折苇动有寒，遥山淡无影”是写景名句。从表达技巧的角度看，此联采用了对比的手法，以有寒与无影对比，近写听觉，远写视觉，突出层次的远近和景致的深阔；同时采用了对偶的手法，以折苇对遥山，近景与远景相结合，以动有寒对淡无影，听觉与视觉相结合。节奏优美，形象丰满，层次分明，构建了开阔、淡雅、幽静、清新的意境。
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诗。
全诗层次清晰，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了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万马齐喑”，比喻在清朝统治下，人们不敢讲话，到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闷气氛。这里用了一个典故。苏轼《三马图赞引》：“时（宋元祐初）西域贡马，首高八尺，龙颅而凤骨，虎背而豹章，出东华门，入天驷监，振鬣长鸣，万马齐喑。”对于“万马齐喑”的局面，用一“哀”字，表明诗人痛惜之情与爱国之心。诗人于1810年到北京做官，满怀经世之志、治国之略，但是仕途的失意。政治主张的破灭，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他处在“平生进退两颠簸”（《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的境遇中。
第二层，作者指出了要改变这种沉闷，腐朽的现状，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国变得生机勃勃。
第三层，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材，而朝庭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荐用人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运用移花接木的手法，表现了诗人渴望砸烂黑暗统治，出现一个崭新世界的愿望。“天公”，即玉皇，亦即世俗所谓老天爷。诗人揭露时弊，忽然就劝起老天爷来了，诗末自注云：“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数万，道士乞撰青词。”这个自注说明了诗人写这首诗的具体环境，看出了诗人是借“道士乞撰青词”之机，用民间迷信活动来为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服务。“不拘一格”，充分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怀，远大的目光，具有战略性的设想。当时的清政府，腐朽无能，内忧外患，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虎视耽耽，奴役中国民族、灭亡中国国家之心不死，瓜分风潮，迫在眉睫，要拯救暴风中破船似的中国，非有各方面的大批人才，是无济于事的，所以诗人劝天公重新振作精神，不拘一格而降大批人才，共挽即倒的狂澜，将倾的大厦。“劝”字，颇具积极意义。它是奉劝，而不是乞求，表现了诗人处于踞离临下的地位，也显示出诗人变革的信心。
诗的前两句用了两个比喻，写出了诗人对当时中国形势的看法。“万马齐喑”比喻在腐朽、残酷的反动统治下，思想被禁锢，人才被扼杀，到处是昏沉、庸俗、愚昧，一片死寂、令人窒息的现实状况。“风雷”比喻新兴的社会力量，比喻尖锐猛烈的改革。从大处着眼、整体着眼、大气磅礴、雄浑深邃的艺术境界。诗的后两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传诵的名句。诗人用奇特的想象表现了他热烈的希望，他期待着优秀杰出人物的涌现，期待着改革大势形成新的“风雷”、新的生机，一扫笼罩九州的沉闷和迟滞的局面，既揭露矛盾、批判现实，更憧憬未来、充满理想。它独辟奇境，别开生面，呼唤着变革，呼唤未来。
这是一首直接歌咏历史题材，表达作者议论见解的咏史诗。它跳出了一般咏史诗的窠臼，从另一个角度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含蓄而有新意。
诗的前两句以看似平实之笔叙说了诗人所见：当年秦始皇焚书之处历经千年，已成为历史陈迹，除去满洞穴的尘土外什么也没有了，就过路旁的农夫看到这荒凉景象也感到伤心。这两句既交代了吟咏的历史事件，又从侧面写出了诗人的感慨，看似“无我”，实则“有我”。试想：历史上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大劫难。许多优秀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使每一个视书为生命的读书入念此而心痛，千年之后的罗隐亦不例外。但诗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直写自己的感慨，而是借写自己的所见，借写他人的感受来表现这种感慨。一个不识诗书的农夫尚且“伤神”，罗隐作为一个读书人，自然更是感伤至极，这一点，读者一想即知，不说胜似多说。这种融思想感情于叙事当中、融丰富内容于平实当中的写法，既简明经济，又韵味无穷，不由人不赞叹诗人运用语言、高度概括的功力。
诗的三四句，写诗人的议论，揭示秦始皇焚书的原因。“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意谓秦始皇谋划事情还真聪明，他认为烧毁书籍就能保秦王朝永在，赢代政权永存。一般的咏史诗，作者都是从客观的角度，或赞或贬自己所吟咏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而罗隐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是带着嘲讽的语气，从揣测秦始皇主观心态的角度，轻轻一笔写就的。这里诗人不用始皇而用“祖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对“祖龙”自作解释说：“祖龙者，人之先也。”他要做诸“龙”之先，然后传诸子孙万代。既如此，诗人就用“祖龙”来称呼他，但实质是仅其意而用之，绝非单纯地使用典故。秦始皇为当初采纳李斯的奏议，烧毁了他认为是祸乱根源的“百家之言”，主观上是要推行“以愚黔首”的愚民政策，借以维护其政治统治，达到传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之目的。这样的打算是荒谬的，仅是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焚书之后没几年，义军四起，赢氏政权很快就成了一个短命王朝，对于这些与秦始皇主观设想背道而驰的历史事实，罗隐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诗人并没有像其他后世文人那样去正面议论，直抒胸臆，猛烈地抨击谴责秦始皇所为之荒谬，残暴，而是以较为轻松的似乎是局外人的语气，通过“浑乖角”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揶揄嘲讽之意，不露锋芒而又锋利无比，无情地鞭挞了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深刻地讽刺了秦始皇的异想天开，真可谓匠心独运，曲折达意而又深刻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