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人洪迈《夷坚志》记载：侯蒙其貌不扬，年长无成，屡屡被人讥笑。有轻薄少年画其形容于风筝上，侯蒙见之大笑，作《临江仙》词题其上。后一举登第官至宰相。
假如有人把你的相貌绘于风筝之上，即使你相貌英俊，恐怕也不会高兴，或许要勃然动怒，或者告他个侵犯肖像权或者恶语相向或者诉诸武力了。然而侯蒙却没这样做，他不但不动怒，还见之大笑，并为此写了一首词，题写于风筝之上，可见侯蒙绝非一般人物。
绝非一般人物的侯蒙写的词又如何呢?
这首词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借风筝来写诗人个人的志向、意愿和理想。
未遇行藏谁肯信?是自问亦是自答，自己其貌不扬，又年长无所成就，谁又能了解自己呢？世上的人有谁不以貌、以权、以钱取人呢？人们看到的都是外在的东西，内在的修养才学志向抱负谁又能看到呢？不为人理解相信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诗人的名声却一下子显扬起来，原来不知是哪个画家把他的形象绘制于风筝上，他也就随着风筝飞上了天空。
“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是写风筝也是写诗人的志向。诗人明明白白的正告我们，风筝只有在有风的时候才能飞上天空，如果没风，任谁风筝也飞不起来。一个人在社会上有成或者无成何尝不是如此呢?才能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机遇也必不可少，如果没有机遇，没有可以借力的风，即使一个人再有才华，也不可能有所成就。世上的人们，你们只知道我在地上的样子，和你们似乎一样；但你们要知道，一旦风起，那临风飘举就是我！诗人借风筝却写出了“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的志向。
才得吹嘘身渐稳，是写风筝已飞上天空迎风飘举的样子；只疑远赴蟾宫，是诗人借风筝来表明自己的志向，那就是去“蟾宫”折桂，成就自己的功名事业。雨余时候夕阳红，是写雨过天晴，傍晚时分夕阳无限红。风雨是自然界的风雨，同是也是诗人所遭受的人生的风雨。阳光总在风雨后，风雨之后，属于自己的阳光终究会到来，哪怕来得晚一点，但诗人始终坚定的相信，他终将会大器晚成。
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表面是写绘有诗人形象的风筝飞翔于碧空之中，平地上人们都在观看；其实是借风筝飞翔碧空来表达自己的不凡志向。正如《红楼梦》中贾雨村借月亮来表达的自己志向的诗句“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一样，诗人要表达也是同样的志向。
或许我们今天看似一样，但谁又能知道明天会如何呢？明天，就在明天，我们也许就会判若霄壤，因为你们是“翱翔蓬蒿之间”的蜩与学鸠，而我则是“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你们是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而我则是志向高远的豪杰之士。
非豪杰之士不能写出豪杰之词，此词便是豪杰之士写的豪杰之词
“烟树寒林半有无，野人行李更萧疏”两句为后文的以酒浇愁作了张本。先写这一笔，正是他写此诗的目的，既能够哄起读者的联想，又有助于文章主题的表现。当然，这里没有提到一个“愁”字，然而诗人巧用“半有无”“更萧疏”自然景物和行装的点染，从中不难看出作者此时此地的心境，并为后句作了伏笔。这一笔虽很细小，而在结构上是十分关健的。其一是攀领全篇的点睛之笔，其二是理解全诗的要害之处。因此，作者于此是精力着著。
第三句紧接首句，又作了环境氛围的补充：我为什么要长期离家不能归呢？因为“堠长季堠短逢官马”。这是一个意在言外之句。含蓄地点出了官差多，民役艰，百姓苦的现实。既反映出诗人内心的愁苦很深，又很难排遣。第四句用“行不得哥哥”的鹧鸪声，思归不能归，想回又回不去，来烘托自己伤感的心情。他所见的都是官家的驿马，所闻的又偏偏是让他羁旅难过的鹧鸪声，以悲景衬悲情，更显见愁思的浓烈。
接下来“万里关河成传舍”这句是写他自己足迹之广，聊寂情怀之深。他走过许多地方：陕西、山西、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可见他离家的时间实在不短了。离家久远，又正逢季节变化，游子自然产生了归乡之念，何况又只有寂真陪伴自己。然而诗人没用更多的笔墨，只用追忆起当年与朋友博戏时的热闹生活场面，来反衬当前旅舍中的寂突。这里将过去热闹的“景”与现在寂宾的“情”联系起来，恰恰收到了相比一相衬的作用。诗人有意在追忆欢乐的场景中涂抹上与他当时感情并不太协调的色彩。本来写的“愁”，却故意把景写得“喜”，造成“景”和“情”的完全对立，在对立中构成情景间的一种特殊联系，其好处在于能使某种特定场合的特定情感，抒写得更加曲折和深刻，这正是王夫之提倡的以乐写悲的手法。
末两句，用一盏寒灯为自己作伴，用饮酒来排忧解愁作结。当然，这也是作者的主旨所在，直抒了在百无聊赖的寂寥之中，以酒浇愁，一醉方休的情感。
这首诗句式整齐，三、四两句“堠长堠短逢官马，山北山南闻鹤鸽”，五、六两句“万里关河成传舍，五更风雨忆呼卢”对仗工整。可见诗人遣词造句工夫之深，非同一般。
这是管仲、晏婴两位大政治家的合传。在这篇列传中，作者对他们采取了赞美和褒扬的态度。管仲相齐，凭借海滨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聚集财物，使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他善于“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内政、外交功名垂著。他辅佐桓公，一匡天下，使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晏婴事齐三世，节俭力行，严于律己，三世显名于诸候。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故合传为一。
本文通过鲍叔和晏子知贤、荐贤和让贤的故事，刻意探索和说明了如何对待贤才的问题。管仲其人，经商多分财利，谋事反而更糟，作官被逐，打仗逃跑。鲍叔却不认为他贪、愚、不肖、怯和无耻。反而从囚禁中把他解放出来，并推荐给桓公，使之有机会一展才能。晏子贵为国相，却以石父为知己，即使他在囚禁中，也要迫不及待地解放他，尊重他。一个地位卑贱的车夫，只要知过自改，便予以提拔，荐为大夫。司马迁极力赞美鲍叔和晏子，正是慨叹自己未遇解骖赎罪的知己。所以，他在赞语中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此实乃本传之真意。
（一）
第一首先写草堂，举其四景：堂西的竹笋，堑北的行椒，园中的梅子，久七前的松树。诗人处在这远离闹市的幽静环境之中，因看到园中将熟的梅子，便想到待梅熟时邀朱老一同尝新；因看到堂前的松树，便希望和阮生在松荫下尽情地谈古论今。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草堂的爱赏，以及他对生活的朴素的要求。他久经奔波，只要有一个安身之地就已经满足了。显然，这首诗虽属赋体却兼比兴，于平淡的写景叙事中寓含着诗人的淡泊心情，以作为组诗之纲。当时杜甫因好友严武再镇而重返草堂，足证严武在诗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但这里他所想到的草堂的座上宾都不是严武，而是普普通通的朱老和阮生。这就可见诗人当时的心境和志趣了。
（二）
第二首诗写浣花溪，状其水势浩大，借“欲作鱼梁”而抒情，非真“欲作鱼梁”也。因为“作鱼梁，须劈竹沉石，横截中流，以为聚鱼之区，因溪有蛟龙，时兴云雨，故公不敢冒险以取利。”（《杜诗详注》卷十三引）对此解说，浦起龙《读杜心解》认为“是为公所愚也”。他说：“须知‘蛟龙，之想，只从‘云覆、‘雨寒，生出，值云雨而墩起文情也。”是有道理的。但浦氏以为这首诗“为作鱼梁而赋，而自况不凡”，则未免有点牵强。其实，这首诗并非什么“自况”，只是流露出诗人对能否在洗花溪畔的草堂安居下去的担心情绪。这才是“不敢安”三字的真实含意。诗人觉得自己在草堂尽管心境淡泊，无所奢求，但仍难保不测。诗中谓溪下有坟龙，时兴云雨，固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却也十分形象化，隐隐可以显示出诗人身居草堂对成都局势的担心情状。这也正是诗人当时“三年奔走空皮骨”的心理状态。
（三）
这组诗一开始写草堂的春色，情绪是陶然的；而随着视线的游移、景物的转换、江船的出现，触动了他的乡情，四句景语完整表现了诗人这种复杂细致的内心思想活动。此诗两两对杖，写法非常精致考究，读起来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雕琢，十分自然流畅。把读者由眼前景观引向广远的空间和悠长的时间之中，引入对历史和人生的哲思理趣之中。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黄鹂、翠柳显出活泼的气氛，白鹭、青天给人以平静、安适的感觉。“鸣”字表现了鸟儿的怡然自得。“上”字表现出白鹭的悠然飘逸。黄、翠、白、青，色泽交错，展示了春天的明媚景色，也传达出诗人欢快自在的心情。诗句有声有色，意境优美，对仗工整。一个“含”字，表明诗人是凭窗远眺，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图画。这两句表现出诗人心情的舒畅和喜悦。“西岭”，即成都西南的岷山，其雪常年不化，故云“千秋雪”。“东吴”，三国时孙权在今江苏南京定都建国，国号为吴，也称东吴。这里借指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千秋雪”言时间之久，“万里船”言空间之广。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襟何等开阔！这两句也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境界开阔，情志高远。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拓宽了广度，使得全诗的立意一下子卓尔不群，既有杜诗一贯的深沉厚重，又舒畅开阔，实为千古名句。
苏轼曾经说过：“少陵翰墨无形画”。此诗就像一幅绚丽生动的山水条幅：黄鹂、翠柳、白鹭、青天、江水、雪山，色调淡雅和谐，图象有动有静。画的中心是几棵翠绿的垂柳，黄莺儿在枝头婉转歌唱；画的上半部是青湛湛的天，一行白鹭映于碧空；远处高山明灭可睹，遥望峰巅犹是经年不化的积雪；近处露出半边茅屋，门前一条大河，水面停泊着远方来的船只。从颜色和线条看，作者把两笔鹅黄点染在一片翠绿之中，在青淡的空间斜勾出一条白线。点线面有机结合，色彩鲜明而又和谐。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次开阔，出语雄健。全诗对仗精工，着色鲜丽，动静结合，声形兼俱，每句诗都是一幅画，又宛然组成一幅咫尺万里的壮阔山水画卷。
（四）
第四首诗为药圃而赋。王嗣爽《杜臆》说：“公常多病，所至必种药，故有‘种药扶衰病，之句。”（《杜诗详注》卷十三引）。今影印本《杜臆》元，仇氏（仇兆鳌）当另有所据。”前两句写药圃景色，种药在两亭之间，青色叠映，临窗望去，油然而喜。后两句虽也是写药物的生长情状，与前两句写药物出土，发苗及枝柯的生长过程相连，对一药物生长于隙地的根部的形状作了描绘，足见诗人对药用植物形态学的认识；但就药寄慨，与首章淡泊之意略同，却不是一般的咏物诗，更绝非某些赏花玩月的作品可比。仇兆鳌注：“彼苗长荒山者，不能遍识其名，此隙地所栽者，又恐日浅术及成形身。”浦起龙亦说：“空山隙地，萧间寂寞之滨也，亦无取于见知矣。”可以参看，以见杜甫虽因严武再镇而重返草堂，但仍担心着“不测风云”，总是把自己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毕竟不是那种忘乎一切的趋炎附势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