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采桑子》第十首，与前九首仁要写景物、叙游赏不同，这一首主要是抒情，而且抒发的感情已不限于“西湖”它既像是颖州西湖组词的抒情总结，又蕴含着更大范围的人生感慨。
词的开头两句，就是追述往年知颍州的这段经历。这里特意将“拥朱轮”知颍州和“爱西湖”联系起来，是为了突出自己对西湖的爱早有渊源，故老而弥笃；也是为了表现自己淡泊名利、寄情山水的夙志。
“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突然从过去“来拥朱轮”一下子拉回到眼前。这二十来年中，他从被贬谪外郡到重新起用、历任要职（担任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高级军政、行政职务），到再度受黜，最后退居颍州，不但个人在政治上屡经升沉，而且整个政局也有很大变化，因此他不免深感功名富贵正如浮云变幻，既难长久，也不必看重了。“富贵浮云”用孔子“富贵于我如浮云”之语，这里兼含变幻不常与视同身外之物两层意思。从“ 来拥朱轮”到“俯仰流年二十春”，时间跨度很大，中间种种，都只用“富贵浮云”一语带过，许多难以明言也难以尽言之意尽在其中了。
“归来恰似辽东鹤。”过片点明视富贵如浮云以后的“归来”，与上片起首“来拥朱轮”恰成对照。“辽东鹤”用丁令威化鹤归来的传说，事见《搜神后记》。
“城郭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这三句紧承上句，一气直下，尽情抒发世事沧桑之感。这里活用典故，改成“城郭人民，触目皆新”与刘禹锡贬外郡二十余年后再至长安时诗句“不改南山色，其余事事新”用意相同，以突出世情变化，从而逼出末句“谁识当年旧主人”。欧阳修自己，是把颍州当作第二故乡的。但人事多变，包括退居颍州后“谁识当年旧主人”的情景，又不免使他产生一种怅惘与悲凉之感。
此词以清新质朴、自然流畅的诗化语言和清疏隽朗的风格，抒写了词人二十年前知颍州及归颍州而引发的人生感慨。但这词在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中，却几乎是绝响。因为欧阳修的这首词，可以说是完全诗化了。特别是下片，运用故典。化用成语，一气蝉联，略无停顿，完全是清新朴素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这种清i疏隽朗的风格、对后来的苏词有明显影响。
这首词咏陈后主亡国之事。
上片写城池依旧，江水空流。“七尺青丝”二句，是描写陈后主所宠爱的张贵妃之美色，以揭示后主贪色亡国的历史事实。
下片写陈亡国后，美人如玉英凋落，再也无人欣赏她了。结尾三句是说野棠花繁盛似锦，还如当年，而人事已非，只是教人怨叹。《栩庄漫记》：“《后庭花》二首吊张丽华，词意蕴藉凄怨，读之使人意消。”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