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所处的盛唐时代，在繁华的外衣下隐藏着政治危机：奸邪小人把持朝廷大权，纨绔子弟凭着裙带关系飞黄腾达，甚至连一些斗鸡走狗之徒也得到了君王的恩宠，身价倍增，飞扬跋扈；才俊之士却屈居下层，无人赏识。而“读书三十年”的儒生，却“腰下无尺组”，“一生自穷苦”。
王维以这首诗来借咏西施，以喻为人。《西施咏》取材于历史人物，借古讽今。诗人借西施“朝贱夕贵”，而浣纱同伴中仅她一人命运发生改变的经历，悲叹世态炎凉，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与感慨；借世人只见显贵时的西施之美，表达对势利小人的嘲讽；借“朝为越溪女”的西施“暮作吴宫妃”后的骄纵，讥讽那些由于偶然机遇受到恩宠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人；借效颦的东施，劝告世人不要为了博取别人赏识而故作姿态，弄巧成拙。
诗的开首四句，写西施有艳丽的姿色，终不能久处低微。次六句写西施一旦得到君王宠爱，就身价百倍。末了四句写姿色太差者，想效颦西施是不自量力。语虽浅显，寓意深刻。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说：“写尽炎凉人眼界，不为题缚，乃臻斯诣。”这种评价是很中肯的。
《野歌》在李贺的诗作中别具一格。诗的开头两句：“鸦翎羽箭山桑弓，仰天射落衔芦鸿。”表象地看是写仰天射鸿的高超射技，实际上是借此喻指诗人凭借出众才华来到京都准备在应举考试中摘冠折桂。其中“弓”、“箭”喻指诗人的文学才华，诗人要仰望的天街是京都，诗人要射落的“鸿”是要折桂中举。诗人以形象化的比喻描绘出自己的理想宏愿。事实上，凭着令位尊名重的文学家韩愈大为赏识的文学才华，诗人要应试中举犹如“仰天射落衔芦鸿”一般，容易得手。可正在诗人踌躇满志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嫉妒诗人才华的举子，对他进行诽谤，说他父亲名叫“晋肃”，“晋”与“进”同音，他应当避父亲的名讳，不该参加礼部的考试，甚至有人攻击他“轻薄”。这一意外的打击使诗人无缘中举，只得懊恼地回到家乡。
诗的三、四句“麻衣黑肥冲北风，带酒日晚歌田中”正是诗人在理想与现实极度矛盾的情况下排解郁结在心头的苦闷与悲愤的一种方式。一方面，遭谗落第，仕途受阻，诗人自然会产生沮丧、懊恼、悲怆之情，诗人自然会有不遇之感，有愤懑要发抒。另一方面，此时的诗人虽遭受意外的人生挫折，但内心依然充盈着入仕的锐气，期望冲破困境，寻求光明未来。所以，他很快从颓唐中振作起来，如同在《开愁歌》中以“临岐击剑”、解衣贳酒、“壶中唤天”的狂放方式抒发仕进受阻的激愤一样，诗人以肥衣冲风、带酒晚歌的洒脱方式表达对嫉妒、诽谤自己的可恶小人和听信谗言、草率取士的礼部考官的极大愤慨。应该说，中举的期望值越高，希望越大，落第的打击会越大，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促成的愤慨也就越强烈。诗人这种特有的洒脱方式正是内心强烈愤慨的自然渲泄。不唯如此，“麻衣黑肥冲北风”中的“黑”与“北”二字也值得特别关注。“黑”字隐约给了诗人一种环境过于压抑和阴森的感觉，“北”风让诗人敏感于世风的炎凉，人情的冷漠。置身于如此压抑和阴森的社会环境，面对如此炎凉的世风、冷漠的人情，诗人依然肥衣冲风、饮酒高歌，其感情何其沉郁愤激，其气概何其慷慨豪迈！如此开怀畅饮，长时间纵情高歌，一个豪放、洒脱的诗人形象便宛然如立眼前。
诗的五、六句“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是诗人不甘沉沦的自勉。尽管自己落第与别人折桂的不同遭遇（“枯荣不等”）令人沮丧、懊恼，造成这种不公平命运的礼部考官（“天公”）理当受到责怪，然而诗人相信总有一天会“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挐云”（《致酒行》）。在他心目中，严冬过后终将是生机盎然的春天：“寒风又变为春柳，条条看即烟蒙蒙。”他能够乐观自信地在困境中唱出“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赠陈商》）的诗句，迸发出施展抱负、实现理想的呼声。正因为诗人对光明未来充满信心，因此他在遭谗落第回到家乡的同年秋天（元和三年九、十月间）再次来到洛阳寻求政治出路，冬天西去长安求仕，第二年（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的春天谋取了奉礼郎一职，当上了从九品上的小京官，终于开始了他并不适意的政治生涯。
整首诗扣题叙事，前四句叙事，后四句抒怀。因事抒怀，叙事抒怀，紧密关联。叙事之中有援箭引弓、仰天射鸿、肥衣冲风、饮酒高歌的形象描写，有箭飞弦响、大雁哀鸣、北风呼啸、诗人高歌繁多声响的奏鸣渲染。抒怀之时有感叹不遇、不甘沉沦的内心表白，有寒风变春柳、枯柳笼轻烟的艺术遐思。叙事之中以形象的描写、声响的渲染抒泄身受压抑、才志不得伸展的强烈愤激，抒怀之时以内心的独白、艺术的遐思表达出乐观、自勉之情。愤激之中呈现出狂放、豪迈、洒脱的形象，自勉之时犹见积极用世、奋发有为之志。这样，诗人受压抑但并不沉沦，虽愤激犹能自勉的情怀充溢在诗的字里行间，让人读来为之欣慰和感奋。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骑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
此词首两句点明时刻，以下写景，呈现出一片朦胧夜色。荒村人静，遂觉茨菇荷叶，凡舟中所能辨识者莫不饶有诗趣。
“渔梦”语双关，可解作静极欲眠，亦可释为隐遁之想。“凉帖地”之“凉”字，“咽虫声”之“咽”字，均可见作者体物炼字之工。
这首诗前两句以视觉角度展现暮春时的和丽景色，后两句以听觉角度从细处描摹气候转变。诗人善于捕捉细节，把难于表现的季候特征写得非常细腻。
前两句写“游子春衫”，游子长年在外，对气候冷暖的变化最易感知。此时游子脱去冬衣而换上单薄的“春衫”，这个视觉形象反映出气候的温煦，又给人一种舒服、轻松的美感。一个“试”字写出游子的心理状态，寓有因气温不稳定而尝试之意，也为后面的“又作东风十日寒”埋下伏笔。次写“桃花”和“野梅”。桃花于仲春开放，但此时已“飞尽”；梅花于初春开放，夏初结梅子，此时则“野梅酸”，二物皆足以显示江南三四月的特征。写桃花，仍从视觉角度，不仅“桃花”二字有色彩感，“尽”前冠以“飞”，又显示了动态美。写梅则从味觉角度，一个“酸”字，足使口舌生津。这两句写气侯乍暖，点出春夏之交的季节。
后两句写忽寒。诗人审美感受相当细腻，也很会捕捉典型的细节：“怪来一夜蛙声歇”，这是从听觉角度落墨，写气候忽冷。诗人很会捕捉典型的细节：先是从听觉角度着笔，前两天气候乍暖时，田蛙也为之欢欣歌唱，增添了暖意。但忽然“一夜蛙声歇”，确令人感到“怪”。“又作东风十日寒”：原来是气温又变寒，青蛙于气温变化极敏感，他们躲进洞里，声息全无，正显示着“东风十日寒”。此句又从触觉角度来写。“十日”与“一夜”相对，时间更长，但毕竟已是“东风”，此“寒”自是强弩之末，不必为之生畏。
这首诗纯然写春夏之交人们对乍暖还寒气候的体验，并无深刻的寓意寄托。但选材精到，体验细致，有跌宕曲折之致。诗人注意全面调动各种审美感觉，从视觉、味觉、听觉、触觉等角度进行描写，使诗的意境显出多层次，多侧面，具有立体感，给人以更丰富的美感。语句清晰，体验真切。通过典型细节和景物描写，表现游子对季候变化特别敏感的某种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