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首二句写未出观灯前的寂寞心情。“春点疏梅雨后枝，翦灯心事峭寒时”两句，真所谓“清空而义骚雅”。于情意讲，惜梅心事，乃叹息于春来匆匆，不过一般伤春意绪而已。但所谓“翦灯心事”，引出李商隐《夜雨寄北》情景，言外自有许多令人想象处：此处是否也有类似李商隐那样的意思，比如：“何当共剪两窗烛，却话春点雨梅时？”何况，首句“春点”所塑造的“春点疏梅雨后枝”的意象，非常诗意化，清寒寂寥中带来几分雅润清丽，很耐品味。
第三句写出行。“市桥携手步迟迟”，“迟迟”两字写出层层心意，白石此行因收灯后百无聊赖引起，友人俞商卿呼之乃出，俞商卿不呼他人而单唤白石，显然两人情谊非同寻常，在举城喧闹过后携手漫步，正是友人彼此交心的最佳时刻，步履缓慢，交谈喁喁，生怕急促的脚步破坏了这份心灵间的宁静。
下片首二句写元宵灯市的热闹场面：蜜炬，是所见；笙歌，是所闻。结句写看灯的人乐而忘返，到夜深不肯归去。玉筝呜呜，江梅点点，行行走走，好不惬然 。可惜一阵东风吹来，梅花吹落，望之不禁失神：“东风落靥”一句，以美人笑靥比娇嫩梅花，韵致清绝，思之如圃，美不胜收。
从整体看， 这首小词是写元宵节收灯之夜作者与友人在吴兴街头散步所见。雨后疏梅着花，春寒料峭，街头灯烛照耀，笙乐不停，直到夜深人们还迟迟不归。
全词用正面白描，勾画出灯节的热闹气象。
在秋雨初晴的时候，诗人送其从弟至天台问道。“蛩鸣”承“霁色新”，见出雨后之情形，“同离寺”则接次句而来。三、四句承上启下，一写送，一写别，由此过渡到“独行”二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为历来传诵的名句。上句写出堂弟孤寂地行走于潭边，清澈的潭水映出他孤独的身影，在形影相吊的意境中给人以一种寂寞感；后一句写堂弟沿途的疲惫，致使他不断地靠在树边休息，这又在寂寞之中增添了无家可依的悲苦。诗句对偶工巧，造语自然奇特，意境幽冷奇峭。这两句，是贾岛生平得意之语，自注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表面上看，这两句承上离别而来，写自己的孤独。由于从弟离去，在潭边行走，只有水底影子相随；几次歇息下来，也只有树木相伴，而从深层次来看，此联又体观了对佛禅的领悟。独行潭边，潭上之人与潭底之影，是一是二，非一非二，亦一亦二，不免使人想到洞山良价看到潭底之影而豁然开悟的事迹。而在树旁歇息，不过是色身而已。那么，离别之事不须看得太重。但禅家讲纳于境而不滞于境，到底未能泯灭心中的感情，所以最后说：“终有烟霞约，天台作近邻。”
在这首诗中，作者表达了他对尘世的厌恶和对佛门清静的向往，以及他对堂弟的留恋之情。首联写明送别地点、对象及景色，颔联写送别情景，以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写离别，写气氛，烘托情感。颈联突出写别后诗人孤寂的外部形象和清冷的内在感受，是贾诗本色。尾联写别后相思意。诗层次清晰，写出送别全过程，语言质朴自然，抒情达意深挚浓郁，确可称为“平淡”。“独行”二句虽不一定“三年得”，但刻划人物心理状态却极为真切。
《马说》是一篇说理文，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提出事实，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伯乐的典故几次被韩愈引用（见韩愈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韩愈命运的坎坷。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是从正面提出问题，“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反面展开议论。说明千里马和伯乐的信赖关系是如此的密切。在韩愈看来，世上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发现人才的人。所以说课文中流露的是作者怀才不遇之情和对统治者埋没、摧残人才的愤懑和控诉。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一开篇就奇峰突起，发人之所未发，点明全文主旨。这句话还包含着一个反题，即“无伯乐，则无千里马”，说明千里马的命运与伯乐的依赖关系。换句话说，就是除伯乐而外没有人能识别千里马。
“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具体地描绘了千里马没有遇见伯乐的可悲的遭遇。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的痛惜之情。
“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这两句揭示了千里马的才能为何被埋没的根本原因。“不知”，这正是问题的要害。一天能跑千里的马，一顿有时会吃光一石小米。是说才能、本领特殊，食量也特殊。喂马的人不懂得它能一天跑上千里而一般地喂它，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通常数量的喂养，常马吃饱了而千里马远没有吃饱;没吃饱的当然比不上吃饱的，本领自然发挥不出来。这正是说明，千里马喂养不得法，便无法显示它的本领。这一句描述了千里马因肚饥而无法发挥才能的痛苦。
文章写到这里，作者还觉得不够，又接着用“鸣之而不能通其意”，从“人”的方面再做深入一层的刻画。使文章生动深刻，也表现出作者的愤激。作者并没有立即谴责这种不识马的“人”，反而让他面对着千里马不懂装懂，还说“天下无马”。意思是说，这样的“人”在主观动机方面还是不错的，他并非不想选拔人才，并非没有求贤用贤之心，无奈贤人贤才太“少”了。明明是“人”的主观上出了问题，却把这种局面的形成推给客观条件的不如意、不理想。眼前就是一匹千里马，食马者却对着千里马发出了“天下无马”的慨叹，认为这不过是一匹连常马也不如的马。这是作者的讽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立即点明主题，用呜呼！其真无马邪（yé）？其真不知马也！结束，把“无马”和“不知马”这一矛盾形成一个高潮。这是韩愈凝聚浓缩手法的结果。
首联扣题，从“悲往事”写起，述说往日虎口逃归时的险象。“胡正繁”有两层含义：一是说当时安史叛军势大，朝廷岌岌可危；二是说西门外敌人多而往来频繁，逃出真是太难，更能表现出诗人对朝廷的无限忠诚。颔联“至今”暗转，进一步抒写昔日逃归时的危急情态，伸足前意而又暗转下文，追昔而伤今，情致婉曲。章法上有金针暗度之效。
颈联转写今悲，满腔忠心却遭外贬，本是皇帝刻薄寡恩，是皇帝自己疏远他，可诗人却偏说“移官岂至尊”，决无埋怨皇帝之意，故成为杜甫忠君的美谈。但若仔细体会，杜甫在这两句中还是含有怨艾之情的，只不过是说得婉曲罢了。尾联在自伤自叹中抒写眷恋朝廷不忍遽去的情怀。感情复杂而深婉，虽然写得很含蓄，实际是在埋怨肃宗。
这首诗追忆了当年九死一生从胡尘中间道逃往凤翔的情景，痛定思痛，感慨万千。当年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悯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本以为从此可以效忠王室、裨补国政，谁知却因正直敢言了遭奸按诽傍，天子疏远，从政一年多就被贬斥。诗人内心的怨望很深，却以“不怨之怨”的委婉笔法写出。篇末抒发自己眷念京国的深情，更加衬托出统治者的黑白不辨、冷酷无情。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