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首二句写未出观灯前的寂寞心情。“春点疏梅雨后枝,翦灯心事峭寒时”两句,真所谓“清空而义骚雅”。于情意讲,惜梅心事,乃叹息于春来匆匆,不过一般伤春意绪而已。但所谓“翦灯心事”,引出李商隐《夜雨寄北》情景,言外自有许多令人想象处:此处是否也有类似李商隐那样的意思,比如:“何当共剪两窗烛,却话春点雨梅时?”何况,首句“春点”所塑造的“春点疏梅雨后枝”的意象,非常诗意化,清寒寂寥中带来几分雅润清丽,很耐品味。
第三句写出行。“市桥携手步迟迟”,“迟迟”两字写出层层心意,白石此行因收灯后百无聊赖引起,友人俞商卿呼之乃出,俞商卿不呼他人而单唤白石,显然两人情谊非同寻常,在举城喧闹过后携手漫步,正是友人彼此交心的最佳时刻,步履缓慢,交谈喁喁,生怕急促的脚步破坏了这份心灵间的宁静。
下片首二句写元宵灯市的热闹场面:蜜炬,是所见;笙歌,是所闻。结句写看灯的人乐而忘返,到夜深不肯归去。玉筝呜呜,江梅点点,行行走走,好不惬然 。可惜一阵东风吹来,梅花吹落,望之不禁失神:“东风落靥”一句,以美人笑靥比娇嫩梅花,韵致清绝,思之如圃,美不胜收。
从整体看, 这首小词是写元宵节收灯之夜作者与友人在吴兴街头散步所见。雨后疏梅着花,春寒料峭,街头灯烛照耀,笙乐不停,直到夜深人们还迟迟不归。
全词用正面白描,勾画出灯节的热闹气象。
在秋雨初晴的时候,诗人送其从弟至天台问道。“蛩鸣”承“霁色新”,见出雨后之情形,“同离寺”则接次句而来。三、四句承上启下,一写送,一写别,由此过渡到“独行”二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为历来传诵的名句。上句写出堂弟孤寂地行走于潭边,清澈的潭水映出他孤独的身影,在形影相吊的意境中给人以一种寂寞感;后一句写堂弟沿途的疲惫,致使他不断地靠在树边休息,这又在寂寞之中增添了无家可依的悲苦。诗句对偶工巧,造语自然奇特,意境幽冷奇峭。这两句,是贾岛生平得意之语,自注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表面上看,这两句承上离别而来,写自己的孤独。由于从弟离去,在潭边行走,只有水底影子相随;几次歇息下来,也只有树木相伴,而从深层次来看,此联又体观了对佛禅的领悟。独行潭边,潭上之人与潭底之影,是一是二,非一非二,亦一亦二,不免使人想到洞山良价看到潭底之影而豁然开悟的事迹。而在树旁歇息,不过是色身而已。那么,离别之事不须看得太重。但禅家讲纳于境而不滞于境,到底未能泯灭心中的感情,所以最后说:“终有烟霞约,天台作近邻。”
在这首诗中,作者表达了他对尘世的厌恶和对佛门清静的向往,以及他对堂弟的留恋之情。首联写明送别地点、对象及景色,颔联写送别情景,以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写离别,写气氛,烘托情感。颈联突出写别后诗人孤寂的外部形象和清冷的内在感受,是贾诗本色。尾联写别后相思意。诗层次清晰,写出送别全过程,语言质朴自然,抒情达意深挚浓郁,确可称为“平淡”。“独行”二句虽不一定“三年得”,但刻划人物心理状态却极为真切。
《马说》是一篇说理文,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提出事实,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伯乐的典故几次被韩愈引用(见韩愈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韩愈命运的坎坷。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是从正面提出问题,“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反面展开议论。说明千里马和伯乐的信赖关系是如此的密切。在韩愈看来,世上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发现人才的人。所以说课文中流露的是作者怀才不遇之情和对统治者埋没、摧残人才的愤懑和控诉。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一开篇就奇峰突起,发人之所未发,点明全文主旨。这句话还包含着一个反题,即“无伯乐,则无千里马”,说明千里马的命运与伯乐的依赖关系。换句话说,就是除伯乐而外没有人能识别千里马。
“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具体地描绘了千里马没有遇见伯乐的可悲的遭遇。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的痛惜之情。
“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这两句揭示了千里马的才能为何被埋没的根本原因。“不知”,这正是问题的要害。一天能跑千里的马,一顿有时会吃光一石小米。是说才能、本领特殊,食量也特殊。喂马的人不懂得它能一天跑上千里而一般地喂它,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通常数量的喂养,常马吃饱了而千里马远没有吃饱;没吃饱的当然比不上吃饱的,本领自然发挥不出来。这正是说明,千里马喂养不得法,便无法显示它的本领。这一句描述了千里马因肚饥而无法发挥才能的痛苦。
文章写到这里,作者还觉得不够,又接着用“鸣之而不能通其意”,从“人”的方面再做深入一层的刻画。使文章生动深刻,也表现出作者的愤激。作者并没有立即谴责这种不识马的“人”,反而让他面对着千里马不懂装懂,还说“天下无马”。意思是说,这样的“人”在主观动机方面还是不错的,他并非不想选拔人才,并非没有求贤用贤之心,无奈贤人贤才太“少”了。明明是“人”的主观上出了问题,却把这种局面的形成推给客观条件的不如意、不理想。眼前就是一匹千里马,食马者却对着千里马发出了“天下无马”的慨叹,认为这不过是一匹连常马也不如的马。这是作者的讽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立即点明主题,用呜呼!其真无马邪(yé)?其真不知马也!结束,把“无马”和“不知马”这一矛盾形成一个高潮。这是韩愈凝聚浓缩手法的结果。
首联扣题,从“悲往事”写起,述说往日虎口逃归时的险象。“胡正繁”有两层含义:一是说当时安史叛军势大,朝廷岌岌可危;二是说西门外敌人多而往来频繁,逃出真是太难,更能表现出诗人对朝廷的无限忠诚。颔联“至今”暗转,进一步抒写昔日逃归时的危急情态,伸足前意而又暗转下文,追昔而伤今,情致婉曲。章法上有金针暗度之效。
颈联转写今悲,满腔忠心却遭外贬,本是皇帝刻薄寡恩,是皇帝自己疏远他,可诗人却偏说“移官岂至尊”,决无埋怨皇帝之意,故成为杜甫忠君的美谈。但若仔细体会,杜甫在这两句中还是含有怨艾之情的,只不过是说得婉曲罢了。尾联在自伤自叹中抒写眷恋朝廷不忍遽去的情怀。感情复杂而深婉,虽然写得很含蓄,实际是在埋怨肃宗。
这首诗追忆了当年九死一生从胡尘中间道逃往凤翔的情景,痛定思痛,感慨万千。当年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悯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本以为从此可以效忠王室、裨补国政,谁知却因正直敢言了遭奸按诽傍,天子疏远,从政一年多就被贬斥。诗人内心的怨望很深,却以“不怨之怨”的委婉笔法写出。篇末抒发自己眷念京国的深情,更加衬托出统治者的黑白不辨、冷酷无情。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