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诗的前两句写花与叶的两种不同命运。世上的花与叶，本是同根生，同枝长，花儿万紫千红，千姿百态，各自与众不同而独具芳馨。一旦被慧眼识中。便移栽金盆，倍受呵护。但绿叶却受到遗弃，飘零落地，在凄风苦雨中化作尘土。花入盆，叶作尘，这是世间花和叶的各自的命运。这两句总写花的万幸和叶的不幸，以它们的“不相伦”反映出荷花独特品质的可贵。
“惟有”二字，同中取异，以下四句，全承它而来，转写荷叶的伸张卷曲，荷花的开放闭合，种种风姿，天然无饰。古人以荷花喻君子美德的很多，借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比喻和赞美高洁脱俗、不媚于世的卓然自主的品格。但这首诗，却吟咏了荷叶荷花“任天真”的品质，借以歌颂真诚而不虚伪的美德。“任天真”，既是写花，又是写人。以花性写人性，立意新奇。
最后两句进一层写荷花的“天真”之处。荷花的红花绿叶，互照互映互衬。即使到了红衰翠减、世人愁苦之时，仍然不相遗弃。如果说，前两句写荷花“任天真”，侧重表现共荣；那么，这两句的“长相映”，则主要表现同衰。这四句诗互补互承，从正反两方面完整地表现出荷花既能同荣、又能同衰的坚贞不渝的品质。
李商隐一生不得志，只做过几任小官。其主要原因不是他无才，而是没有知己者的力荐。他生存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之中，没有信任，没有依托，饱受奚落和排挤。这首诗歌颂荷花能荣衰相依，实则表达了自己渴求知己、寻觅政治依托的心声。
这首诗语言通俗浅近，寓意明显，表达直露，节奏明快，与李商隐很多诗歌的含蓄委婉不同，体现了他诗歌风格的多样性。
这首诗第一句是叙述蜀国降宋的事实，第二句使诗意更为深入，同时也展示出了这位宫妃的内心活动和对蜀国灭亡的看法。第三句具体讲述蜀国投降的惨状，第四句用了反问句式并运用反语斥责了蜀主的无能，又嘲笑了文武群臣甘当俘虏的丑态，从而表明了这位宫妃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
此诗破题就直述国亡之事：“君王城上竖降旗”。史载后蜀君臣极为奢侈，荒淫误国，宋军压境时，孟昶一筹莫展，屈辱投降。诗句只说“竖降旗”，遣词含蓄。下语只三分而命意十分，耐人玩味。
“妾在深宫那得知”纯用口语，而意蕴微妙。大致有两重含义：首先，历代追咎国亡的诗文多持“女祸亡国”论，如把商亡归咎于妲己，把吴亡归咎于西施等等。而这句诗则象是针对“女祸亡国”而作的自我申辩。语似轻声叹息，然措词微婉，而大有深意。其次，即使退一步说，“妾”及时得知投降的事也照样于事无补，一个弱女子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不过，“那得知”云云毕竟还表示了一种廉耻之心，比起甘心作阶下囚的“男儿”们终究不可同日而语。这就为下面的怒斥预留了地步。
第三句照应首句“竖降旗”，描绘出蜀军“十四万人齐解甲”的投降场面。史载当时破蜀宋军仅数万人，而后蜀则有“十四万人”之众。以数倍于敌的兵力，背城借一，即使面临强敌，当无亡国之理。可是一向耽于享乐的孟蜀君臣毫无斗志，闻风丧胆，终于演出众降于寡的丑剧。“十四万人”没有一个死国的志士，没有一星半点丈夫气概，当然是语带夸张，却有力写出了一个女子的羞愤：可耻在于不战而亡。
至此，作者的羞愤痛切之情已酝酿充分，于是爆发出一句热骂：“更无一个是男儿！”“更无一个”与“十四万人”对比，“男儿”与前面“妾”对照，可谓痛快淋漓。“诗可以怨”，其实岂但可怨而已，这里已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了。
此诗写得很有激情，表现出亡国的沉痛和对误国者的痛切之情；更写得有个性，活现出一个活泼泼有性格的女性形象。诗人以女子身份骂人枉为男儿，就比一般有力，个性色彩鲜明。就全诗看，有前三句委婉含蓄作铺垫，虽泼辣而不失委婉，非一味发露、缺乏情韵之作可比。
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花蕊夫人作此诗则有所本。“前蜀王衍降后唐，王承旨作诗云：‘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对照二诗，徐氏对王诗几处改动都很好。原诗前二句太刻意吃力，不如改作之含蓄有味，特别是改用第一人称“妾”的口气来写，比原作多一重意味，顿添神采。这样的改作实有再造之功。就诗人陈诗一事而论，不但表现了廉耻之心，而且有几分胆气。这行为本身就足为孟蜀“男儿”羞。所以，此诗得到一代雄主赵匡胤的赏识，不是偶然的。
李煜为南唐末代国君，虽不通为政之道，却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词皆妙，尤以词的成就。此词抒发春天的思念之情，写得悠然深远、余味无穷。上片“梦回”二字交待词人情感之引起，下片借场景继续抒写思念之情。这首词是其软禁生涯的泣血之作。
词的上片写彻夜梦思的情状与伊人消息沉沉。这汹涌而来的思念，大抵是多日以来早在心理埋好伏线，以至于入梦时，李煜也舍不得将其丢掷一旁，多情伤别，梦寐萦怀，然而梦中究竟有多少字，他只字未提。“晓月坠，宿云微”，这两句对偶，描写晓月西沉，暮云渐上，一片祥和之色与梦回后的惆怅。这种气氛使得词人便更加思念远方的人，不知不觉魂归梦中，情思悠悠，伊人之芳香弥漫在词人整个心中，在梦乡里，只见雁影在苍宇之间渐飞渐远，却没有带来任何音信，词人因此伤感。而《清平乐》中“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更与“雁声梦”、“芳草”相印证，意趣更加明晰。这两句，扩大了空间，增强了离恨，心情尤觉不宁，所以只得频频欹枕，默默无言。上片坠月余辉、微云抹岫与梦里残痕、天边芳草暗相融洽，使人感到曲折深邃，缥缈汪洋。
下片描写冷静堂院与词人的寂寞与伤感。“啼莺散，馀花乱。”莺散花落，春天也即将逝去；雁声梦少，啼莺也纷纷振翅而去，似有别处风光更加迷人，总会比这残花乱舞的寂寞画堂增添几分生气。“片红休埽尽从伊，留待舞人归”词人不扫落花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要留给欢爱的人看看，好花到了这个地步十分可惜，来引起她的警惕；第二是要让欢爱的人明白，惜花之人对此又是多么难堪，来引起她的怜惜。总之，希望从这里来感动她。秋色已尽，想必伊人也要赶快归来，以后不再远离，道来简单，意味却是深长，因为这正是大周后去世后的第一个春天，李煜是独自度过。在这寂静之中，陪伴词人的只有寂寞，只能凭空怀念当年一幕令人心旌神摇的风景。可惜李煜自己格外清楚，他思念的大周后，是不会再回来了，将逝的春景、已经逝去的美人，终究只是一场梦，无法挽回。陆淞《瑞鹤仙》词中有这么一段：“阳台路迥（一作‘远’），云梦雨，便无准。待归来，先指花梢教看，欲把心期细问，问因循过了青春，怎生意稳？”说的很透辟，这两者虽怀念对象不同，表达男女间的心情，正可互相印证。
这首词在“晓月”“宿云”“芳草“雁”“莺”“花”“片红”等密丽意象中，融入词人的“闺阁”之思，将寂寞深情表现的伤感而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