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主要抒发时光易逝的愁恨。起韵一笔包举，总言忧愁的难以摆脱，为下文分别诉说时光易逝之愁与功业难成之愁预留了地步。在这里，词人“天真地”想通过上楼登高来摆脱令他难以忍受又无法回避的忧愁的想法，本身就充满了奇趣，而他感到忧愁如有脚、又随他上楼的想法就更是奇中之奇。在表达上，化不可见的抽象之愁为有可以触碰与回避的有形之物，深得以形象写抽象的生动趣味，同时，“欲上······愁还”的传情方法，又为文气增加了转折跌宕的灵活之趣。接韵具体表明他所忧愁的内容，是自然也在变迁、亲朋也在衰老白头的时间不居之恨。“几处”与“多少”的限定，空处传神，包揽无限，写出了自然变迁和人生衰老之多简直无法据实计算的大愁苦。这种对于时光易逝的忧愁，是词人“时间意识”觉醒的表现，而“时间意识”又是与人对于存在的反思与觉悟有关的，是一种看似脆弱，其实深刻的对于生命虚无的体验，值得注意的是，词人产生这样深刻的生命虚无的痛苦，不是来自于单纯的哲学思考，而是由非常具体而强烈的生命体验所导致的。
于是，过片再进一层，揭示了导致其时间之愁的更直接的愁苦即功业难成之愁。他以感情强烈的语言反复其意与反问自己：说归去吧，还是归去吧，难道人一定要到封侯才肯罢休不成？意谓自己不必要等到做成封侯的功业才可归隐。实际上，它传达出了词人无法作成可封侯的大功业的愁苦。这样，上下片就由这两种愁苦在文理上连成浑然的一体。结韵进而揭出使自己产生时光易逝之愁与功业难成之愁的具体触机，是那种恍若浮云一样到处漂泊的游宦生涯。然后他再转过一层，巧妙运用“浮云”一词的双重比喻意义为自己下了这一转语，如果能像浮云一样逍遥自在也很自由。这样的转语，泄露了他“游宦成羁旅”的生命不自由的痛感。
这首词在表情达意上，采用层层剥笋的见心法，由愁一时间之愁一功业难成之愁一游宦成羁旅之愁，这样就由远而近，填充了越来越具体的生命痛苦：通过他的“剥笋”法抒情，越来越清晰地表现了他愁苦的来处。其总体艺术风貌是，感情浓郁，措意生动，文理自然而兼变化之趣。此外，因为暗喻的巧妙运用，这首词显示了深厚的韵味。
这是一首托物寄意的诗。诗题“金钱花”，然而其主旨并不在咏花，是借金钱花抨击了豪门贵族贪得无厌、残酷无情的本性。
起句“占得佳名绕树芳”，一开头，诗人就极口称赞花的名字起得好。“占得佳名”，用字遣词，值得细细玩味。“绕树芳”三字则不仅传神地描绘出金钱花柔弱美丽的身姿，而且告诉人们，它还有沁人心脾的芳香。这一句，作者以极为赞赏的口吻，写出了金钱花的名称、形态、香气，引人瞩目。
“依依相伴向秋光”，与上一句意脉相通。金钱花一朵挨着一朵，丛丛簇簇，就像情投意合的伴侣，卿卿我我，亲密无间，展示出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的景象。金黄色的花朵又总是迎着阳光开放，色泽鲜丽，娇美动人。作者把金钱花写得楚楚动人，可亲可爱，诗人笔下的金钱花是十分美丽的，字里行间洋溢着赞叹之情。
光就上两句看，诗人似乎只在欣赏花草。然其实作者匠心独运，旨意全在引起后边两句议论：“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劚将。”笔锋一转，突发奇想：金钱花如此娇柔迷人，如果它真的是金钱可以收藏的话，那些豪门权贵就会毫不怜惜地把它全部掘尽砍光了！这二句，出言冷隽，恰似一把锋利的匕首，一下戳穿了剥削者残酷无情、贪得无厌的本性，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他们的丑恶本质。诗人的态度由充满热情转为一脸冷峻。由此可见，作者越是渲染金钱花的姿色和芳香，越能反衬出议论的力量。前后鲜明的对照，突出了诗的主旨。而后二句中作者故意欲擒先纵，先用了一个假设的口气，随后一个“尽”字，予以坚决肯定。诗意迭宕，显得更加有力。
罗隐的诗，笔锋犀利泼辣，善于把冷隽的讽刺与深沉的愤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堪称别具一格。这首诗像一把匕首将豪门贵族的假面具剥得精光，具有很强的讽刺和批判力量，充分表现出了这个特色。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打开《李太白全集》，开卷第一篇就是《大鹏赋》。这篇赋的初稿，写于青年时代。可能受了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大鹏形象的启发，李白在赋中以大鹏自比，抒发他要使“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的远大抱负。后来李白在长安，政治上虽遭到挫折，被唐玄宗“赐金还山”，但并没有因此志气消沉，大鹏的形象，仍然一直激励着他努力奋飞。他在《上李邕》诗中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也是以大鹏自比的。大鹏在李白的眼里是一个带着浪漫色彩的、非凡的英雄形象。李白常把它看作自己精神的化身。他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就真像一只大鹏正在奋飞，或正准备奋飞。但现在，他觉得自己这样一只大鹏已经飞到不能再飞的时候了，他便要为大鹏唱一支悲壮的临终歌。
诗歌的头两句是说：大鹏展翅远举啊，振动了四面八方；飞到半空啊，翅膀摧折，无力翱翔。两句诗概括了李白的生平。“大鹏飞兮振八裔”，可能隐含有李白受诏入京一类事情在里面。“中天摧兮”则指他在长安受到挫折，等于飞到半空伤了翅膀。结合诗人的实际遭遇去理解，这两句就显得既有形象和气魄，又不空泛。它给人的感觉，有点像项羽《垓下歌》开头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那无限苍凉而又感慨激昂的意味，着实震撼人心。
“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意谓大鹏虽然中天摧折，但其遗风仍然可以激荡千秋万世。这实质是指理想虽然幻灭了，但自信他的品格和精神，仍然会给世世代代的人们以巨大的影响。“游扶桑”暗喻到了皇帝的身边。“挂石袂”的“石”当是“左”字之误。严忌《哀时命》中有“左袪（袖）挂于扶桑”的话，李白此句在造语上可能受了严忌的启发。不过，普通的人不可能游到扶桑，也不可能让衣袖给树高千丈的扶桑挂住。而大鹏又只应是左翅，而不是“左袂”。然而在李白的意识中，大鹏和自己有时原是不分的，正因为如此，才有这样的奇句。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前一句说后人得到大鹏半空夭折的消息，以此相传。后一句用孔子泣麟的典故。但如今孔子已经死了，谁也不会像他当年痛哭麒麟那样为大鹏的夭折而流泪。这两句一方面深信后人对此将无限惋惜，一方面慨叹当今之世没有知音，含意和杜甫总结李白一生时说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非常相近。
此诗发之于声是李白的长歌当哭；形之于文，可以看作李白自撰的墓志铭。李白一生，既有远大的理想，而又非常执着于理想，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了一生。这首诗说明他在对自己一生回顾与总结的时候，流露的是对人生无比眷念和未能才尽其用的深沉惋惜。
《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
第一首头两句写柴门内外静悄悄的，缕缕炊烟，冉冉上升；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一场春雨过后，不违农时的农夫自然要抢墒春耕，所以“柴门”也就显得“寂寂”了。由此亦可见，“春雨”下得及时，天晴得及时，农夫抢墒也及时，不言喜雨，而喜雨之情自见。
后两句写庭院中，水气迷蒙，宛若给庭花披上了轻纱，看不分明；山野间，“泠泠”的流水，是那么清脆悦耳；躲进巢避雨的鸟儿，又飞上枝头，吱吱喳喳，快活地唱起歌来；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啼哭着要捕捉鸟儿玩耍。这一切正都是写春雨晴后的景色和喜雨之情。且不说蒙蒙的景色与泠泠的水声，单说树上莺。树上莺尚且如此欢腾聒噪，逗得小儿啼索不休，更可想见大田里农夫抢耕的情景了。
晚春是山家大忙的季节，然而诗人却只字不言农忙而着墨于写宁静，由宁静中见农忙。晚春又是多雨的季节，春雨过后喜悦的心情是农民普遍的心情，诗人妙在不写人，不写情，单写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这样写，既紧扣了晚春的特色，又称得上短而精。方东树谓“小诗精深，短章酝藉”，方是好诗。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写得短而精，浅而深，景中有情，景外有人，于“澹中藏美丽”（薛雪《一瓢诗话》），于静处露生机。
贯休的诗在语言上善用叠字，如“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陈情献蜀皇帝》），人因之称他为“得得来和尚”。又如，“茫茫复茫茫，茎茎是愁筋”（《茫茫曲》），“马蹄蹋蹋，木落萧萧”（《轻薄篇》），等等。这诗也具有这一艺术特色。在四句诗中，叠字凡三见：“寂寂”，写出春雨晴后山家春耕大忙，家家无闲人的特点：“蒙蒙”，壮雨后庭花宛若披上轻纱、看不分明的情态：“泠泠”，描摹春水流动的声韵。这些叠字的运用，不仅在造境、绘形、模声、传情上各尽其宜，而且声韵悠扬，具有民歌的音乐美。在晚唐绮丽纤弱的诗风中，这诗给人以清新健美之感。
第二首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比起晚唐那些典雅、雕饰、绮丽、纤弱的诗来，贯休以其作品明快、清新、朴素、康健之美，独树一帜。明代杨慎指出：“贯休诗中多新句，超出晚唐”（《升庵诗话》），真可谓独具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