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淋漓尽致的发露出作者对道家生活的向往。
该曲起首两句的对仗就出手不凡。在动物门、身体门、专名、数字都一丝不移的工整前提下，作者尽量拉大了两句意象的距离，满足了“正对为劣，反对为优”的对仗标准。前句不明言自己细读老子《道德经》，而以“《老子》五千言”的蝇头小楷代表了这一意境。这种借描叙受作用的客体来反映作用者主体的借意手法，是中国诗歌特有的一种表现手段，如李商隐的“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风雨》）就是一例（《宝剑篇》为唐郭元振借抒壮怀的诗作，本身并不含凄凉之意）。以下“鹤背”句则将“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故事集中于一句之中，而主旨则在于“鹤背”，表现出成仙得道所拥有的极度快意。两句都作奇兀的盘空硬语，显示了诗人倜傥不群的豪迈情兴。
“白云两袖”是翱翔高处的夸语，却同时也是在运用一段道家的典故。南朝齐的道人陶弘景，隐居句曲山，与白云为侣，曾作诗回答齐武帝问讯：“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而笔记载他在山中娱乐宾客，能振袖放出云气（见《古今怪异集成·云》）。结合这一典故，全句便带上了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离尘出世的高士韵味。“吟魂健”，所吟咏赋出的是像庄子《秋水篇》那样的至理道言；身着道家的宽大布袍，胸中包罗了天地万象。这接下来的三句，完满地绘现了得道高士的风神。道家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宗旨与文人希冀获得个性解放的心理颇易合拍，像大诗人李白就曾加入道籍，所以作者在曲中的虔心皈依，是毫不奇怪的。
末三句则点明了全曲的题旨。“名不上琼林殿”是藐视功名，“梦不到金谷园”是鄙弃富贵。“海上神仙”则是这两句的诠释，也是对全曲的总结。然而唯因有了“琼林殿”、“金谷园”这些人事因素的陪衬，作者所塑造的“海上神仙”，便更多了避世抗俗的积极意味，而与纯粹宗教意义上的求道成仙有了截然的区别。全曲给人以豪放的印象，而无夸诞的嫌疑，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王沂孙是一个善于状物的词人，在他的笔下，无论梅花、春水、柳或落叶，都给人以清新的感受。
词之开篇，由“柳”字带起，点出“春水”。“柳下碧粼粼”，杨柳阴下，春水溶溶，绿波荡漾，清澈澄明。接下二句，“认曲尘乍生，色嫩如染。”由“粼粼”二字唤出，写水中杨柳之倒影。“曲尘”原是酒曲上所生一种菌，色嫩黄，用以比喻新柳之色，形象生动。吴文英《齐天乐·会江湖诸友泛湖》即有“曲尘忧沁伤心水”之句。上面三句，从静处着笔，言柳言水，色彩分明。“清溜满银塘，东风细、参差縠纹初遍。”二句转换角度，从动态落墨，再绘春水。梁简文帝《和武帝宴诗》中有：“银塘泻清溜。”上句即从此中化出，换“泻”为“满”，更显生动。清澈的水流注满银色池塘，徐徐春风温暖和煦，拂过水面，兴起波纹层层。着一“遍”字，言波纹之多之广。以上五句，描摹春水，写景如画，如在目前。
“别君南浦”以下至上片结句，词笔转入追忆，亦围绕“春水”而展开。“别君南浦，翠眉曾照波痕浅。”二句追溯昔日离别情事。当日南浦相送，与君别离，尚记得翠眉照影，映在清浅水波之中。“翠眉照影”，一语双关：一方面指人，取陆游《重游沈园》诗的“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三句之意，言闺中女子惜别形象，凝伫水边，目送舟行；另一方面是指杨柳，呼应开头，王沂孙的另一首词《醉落魄·小窗银烛》即有“垂杨学画蛾眉绿”之句。新柳之于女子，共此离别悲感，意境优美，迷离而深广。“再来涨绿迷旧处，添却残红几片。”二句紧承“别君”而来，推想闺中女子之相思。南浦一别，音容渺茫。春去春来，重新来到分别之地，眼见春水新涨，层波荡漾，昔日旧影难寻，前迹全迷，惟有几片落花，漂流在水上。闺中女子触景伤怀，一时之间生出许多哀伤与感叹，此处之绿水暗比相思，绵远而悠长。加以“残红几片”，词情摇曳生姿。
词的下片换头处笔势回转，仍写眼前春水，描绘出一幅清新鲜活的生动画面。“葡萄过雨新痕，正拍拍轻鸥，翩翩小燕”。春水像葡萄酒的色泽，加上水面轻鸥正拍打翅膀飞，还杂着翩翩乳燕，整幅画境自然活泼，满孕生机。“新”、“轻”、“小”三字，下得轻盈纤巧，富有灵性。“帘影”以下，词人复从对方着笔，点染相思情状，仍然紧扣“春水”主题。“帘影蘸楼阴”词人着一“蘸”字，暗示了春水之清澈。词中言“楼阴”、“帘影”映照水中，实则点出楼上闺中女子，故而言说：“芳流去，应有泪珠千点。”此二句与周邦彦《还京乐·禁烟近》词中有“任去远，中有万点相思泪”两句有异曲同工之妙，王词词意缠绵，周词则笔势奔放。这几句句句有水，以水写相思，语意通，而字又不显重复。
“沧浪一舸，断魂重唱薠花怨。”“沧浪一舸”遥应“别君南浦”，补写离别送行。江水苍茫，人随“断魂舟远去。“蘋花怨”即闺怨，着一“重”字，于言外传出女子望穿秋水的深情。“采香幽泾鸳鸯睡，谁道湔裙人远”末尾二句以女子怨怼之语作结，收束全词。采蘋之人失望日久，又目睹汀州幽泾中，鸳鸯在此歇息，成双成对，致使满腔愁情难以排解。进而女子心生埋怨：远行在外，有谁肯想着家中“湔裙”之人。“湔裙”也是点出春水的。“远”字明写空间之遥远，暗写彼此间阻之悲苦。“沧浪一舸”起到末尾，都是写想象中妻子对自己的望断秋水而不得见的幽怨。
全词一字不提春水，但句句贴切春水，写来不粘不脱，纵收联密，不但直接为春水涂色，回忆处也都是春水画境，而且是有生活画、风俗画意味。
这首诗借楚汉对峙的古战场遗迹，评论乱世英雄项羽、刘邦的成败，阐述拨乱反正的经验，总结“拨乱属豪圣”的历史规律。诗人的见解与司马迁略同。但由于诗人不受儒家传统观念的约束，也能超脱世俗的功利观念，因而既肯定项羽刘邦的成败，又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从天意、智力、功业结合分析，赞扬刘邦兼有豪杰和圣人的气质，指出只有这样的豪圣才能完成治平乱世统一天下的任务。这就比司马迁所说的论述显得透彻明确，而与阮籍鄙薄刘邦的观点根本相反，更无论同情项羽失败、嫌恶刘邦等偏见迂论。因此此诗的史论观点虽不免历史局限而拘于英雄史观及天命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独到的，杰出的，具有辩证精神。
此诗既具有叙事诗的结构，又充满抒情诗的实质。全诗叙述古迹有关的历史人物和眼前景象，抒发诗人的情怀和感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提炼精美的语言，铸成不同的艺术形象，错综而层次清楚地表达主题思想。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整体结构犹如乐府歌行，有头有尾，夹叙夹议，从秦亡开始，讲到阮籍的感慨。安排得当，层次分明。全诗分为两大段，前十四句为第一段，概述秦亡后的楚汉兴亡成败的历史；后十六句为第二段，缅怀广武古战场楚汉相对峙的历史。前段基本采取叙述方式，后段基本采用评述方式。运用多种手法，通过鲜明形象，以完成整体结构，表达主题思想，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对现实的超然态度，对历史的洞然见识，对诗歌艺术的卓然才能，构成了这首怀古诗洒脱超逸、豪放豁达的独特风格；也使它充满了乐观开朗的情绪，具有抒情诗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