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揭露旧中国的黑暗现实、赞美新中国民族大团结的史诗，是旧时代结束、新纪元开始的雄伟钟声。全词首先从联欢晚会的热烈景象触景生情，联想到旧中国的悲惨情景；然后笔锋转而颂扬国庆晚会上的浓烈气氛，喻示了新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共创繁荣局面的美好前景。
上阕是对旧中国长期黑暗统治的揭露与批判。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蹁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气呵成，不容停顿。这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解放前夕百年历史的沉痛概括：暗无天日，群魔乱舞，人民受苦。“长夜”，是100年的漫漫长夜。“难明”，多少次艰苦卓绝的斗争也难以掀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魔怪舞蹁跹”，这是指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及其卵翼下的种种黑暗势力沆瀣一气，张牙舞爪，为所欲为。人民“不团圆”，既有无法幸福美满，又有各族人民不能团结一致、和睦相处之意。
为此我们可以沉浸在百年历史的回忆中：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列强对中国的侵凌，掠夺接连不断。国内的反动派有清王朝、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相继统治，盘剥人民。这是一幅历史的长卷，显现中国百年历史的沧桑；正是内外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造成了各族人民的苦难。
然而，历史总是在对立统一中发展。“百年魔怪”的对立面是“人民五亿”。人民不能忍受“魔怪”的欺压，奋力反抗。多少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在百年历史中，最为鲜明的有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有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成为砥柱中流，领导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涓涓细流归大海，人民终于战胜“魔怪”而胜利，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一唱雄鸡天下白”。
下阕，诗人的思路返回到了眼前盛典上的欢乐场面。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庆国庆节，表现出了人民欢乐、祥和、幸福的新生活，展示了新中国光辉灿烂的前景。“一唱雄鸡天下白”，是李贺“雄鸡一声天下白”的倒装。雄鸡一声长鸣，报道中国大地已经天亮了，而“唱”字更高亢、激越，仿佛是从人们心底喷出来的激情，道尽了人们摆脱漫漫长夜、迎来红日曙光的欢乐心情。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是伟大的，从建立工农武装，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最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昂首看天，觉得天格外晴朗，人民当家作主人的喜悦心情洋溢在字里行间。
“万方乐奏有于阗”，用眼前之事表达人民的欢乐、各民族的大团结，与“人民五亿不团圆”对照。于阗，古代西域国名，这里代指新疆歌舞团。“万方”，四面八方，指全国各族人民。新中国成立，各族人民当家作主，欢欣鼓舞。他们以绚丽的舞蹈、谐美的歌唱表达自己的心声。上片“百年魔怪舞蹁跹”，下片“万方乐奏有于阗”，正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欢乐的人民取代了横行的妖魔鬼怪，成为国家的主人。
“诗人兴会更无前”，这里的诗人不仅指柳亚子，也指诗人自己，更泛指全国的文艺工作者，诗人的兴致是以前所没有的。一方面说明诗人应感知新生活、歌颂新生活，是对包括柳亚子在内的文艺工作者的肯定与勉励，另一方面说明诗人坚信未来的中国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伟大和壮丽，坚信新中国的繁荣昌盛、安定团结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首词上下两阕巧妙运用对比手法，极其鲜明地写出了新旧社会天上人间的反差。上阕写旧中国，下阕写新中国，而上下两阕又互相呼应，作者以旧社会的黑暗反衬新社会的“天下白”，以群魔乱舞反衬各族人民的欢庆歌舞，以旧社会的四分五裂反衬新社会的民族大团结。这样强烈的对比不能不震撼人心。
《武帝求茂才异等诏》是汉武帝选拔社会人才而颁布的诏书。茂才西汉称秀才，东汉避汉光武帝刘秀之讳改称茂才，又常称作“茂才异等”。在西汉属特举科目，汉光武帝时改为岁举。茂才的选拔之是对于有特异才能和有非常之功的低级官吏的提拔。
凡要建立不寻常的功业，必须依靠不寻常的人才。所以有些狂奔踢人的马，却是日行千里的良马；有些时常被世俗讥讽议论的人，却是能建功立业的奇才。那可能翻车的马，以及放荡不羁的人，关键在如何使用而已。现特责成全国各州县地方官，要留心考察推荐官民中有特殊才干，能做将相和出使外国的人。
这篇文章是汉武帝为建功立业发出的征求贤才的号召书。文章强调了建设国家与发掘人才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大行不避细节的选拔原则。这篇诏书文字精炼，表现了大汉恢宏的风范和招揽贤良之急切，其爱才的胸襟令人景仰。此外，对人才也不求全责备，只要是千里马，偶尔踢人也无妨。这都是符合“人才学”原理的。
当代之人应学习汉武帝恢宏的风范、爱才的胸襟，为了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建设，不拘一格选人才，只要是“千里马”，就不要求全责备。这样才会使人才脱颖而出，并有用武之地，为社会献计、献策和出力。
现代的读者接触古诗，常常认为具有现实批判性的作品名篇很多，而“颂”体诗歌难得佳作。杜甫《洗兵马》是个例外。诗中有句说“词人解撰河清颂”（424—453年期间，即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河、济俱清，鲍照作《河清颂》赞美），这首诗本身就可说是热情洋溢的《河清颂》。
第一段（从“中兴诸将收山东”至“万国军前草木风”）以歌颂战局的神变开端。唐室在中兴诸将的努力下，已光复华山以东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报昼夜频传。三句借用以说克敌极易，安史乱军的覆灭已成“破竹”之势。当时，安庆绪困守邺城，所以说“祗残邺城不日得”。复兴大业与善任将帅关系很大，“独任朔方无限功”既是肯定与赞扬当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平叛战争中的地位和功绩，又是表达一种意愿，希望朝廷信赖诸将，以奏光复无限之功。以上有很多叙述的地方，“京师”二句则描绘了两个显示胜利喜庆气氛的画面：长安街上出入的官员们，都骑着产于边地的名马，春风得意；助战有功的回纥兵则在“蒲萄宫”备受款待，大吃大喝。“餧（喂）肉”二字描状生动，客观铺写中略微寓含讽意。从“捷书夜报”句至此，句句申明战争克捷的意思，节奏急促，几乎使读者应接不暇，也犹如带有破竹之势。以下意思略微转折，“已喜皇威清海岱”一句结束上面的意思，当时河北尚未完全克复，说“清海岱”显得用词有分寸；“常思仙仗过崆峒”一句启下，意在警告唐肃宗居安思危，勿忘当初“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的艰难日子。紧接以“三年笛里”一联，极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安史之乱三年来，笛咽关山，兵惊草木，人民饱受乱离的痛苦。此联连同上联，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淋漓悲壮，在欢快的用词中小作波折，而不一味流走，极尽抑扬顿挫的情致，将作者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写出。
第二段（从“成王功大心转小”到“鸡鸣问寝龙楼晓”）逆接开篇“中兴诸将”四字，以铺张排比句式，对李豫、郭子仪等人致词赞美。“成王”收复两京时为天下兵马元帅，“功大心转小”，赞颂其成大功后更加小心谨慎。随后盛赞郭子仪的谋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远气度。四句中，前两句平直叙来，后两句略作譬喻，铺述排比中有变化。赞语既切合各人身份事迹，又表达出对光复大业卓有贡献的“豪俊”的钦仰。“二三豪俊为时出”，总束前意，说他们本来就是为重整乾坤，应运而生的。“东走无复”以下六句承接“整顿乾坤济时了”而展开描写，从普天下的喜庆写到宫禁中的新气象，调子轻快：做官的人弹冠庆贺，不必弃官避乱；平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鸟归巢；春天的繁华景象正随朝仪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宫禁，天子与上皇也能实施“昏定晨省”的宫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气象。
第三段（从“攀龙附凤势莫当”至“后汉今周喜再昌”）一开头就揭示一种政治弊端：朝廷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一时有“天下尽化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对此辈作申斥语，声调一变而为愤激。继而又将张镐、房琯等作为上述腐朽势力的对立面来歌颂，声调复转为轻快，这样一张一弛，极富擒纵唱叹之致。“青袍白马”句以南朝北来降将侯景来对比安史之乱中的叛将，说明叛将不堪一击；“后汉今周”句则以周、汉的中兴比喻时局。当时，房琯、张镐都已经罢相，诗人希望朝廷能复用他们，所以特加表彰，与赞扬“中兴诸将”互为表里。张镐于758年（乾元元年）五月罢相，改任荆王府长史。这里说“幕下复用”，措意深婉。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从“寸地尺天皆入贡”到篇终）先用六句申明“后汉今周喜再昌”之意，说四方皆来入贡，海内遍呈祥瑞，举国称贺。以下继续说：隐士们也不必再避乱遁世，文人们都在大写歌颂诗文。至此，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又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还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困邺城的“淇上健儿”要“归莫懒”，寄托着希望他们早日成功的殷勤之意。这几句话虽不多，却唱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表明他是把战争胜利作为安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来歌颂的。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他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这首诗的基调是歌颂祝愿性的，热烈欢畅，兴致淋漓，将诗人那种热切关怀国家命运、充满乐观信念的感情传达出来了，是一曲展望胜利的颂歌。诗中对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也有批评和忧虑，但并不影响诗人对整体形势的兴奋与乐观。诗章以宏亮的声调，壮丽的词句，浪漫夸张的语气，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和歌颂。杜甫的诗原本以“沉郁”的诗风见称，而此篇是杜甫古风中的别调。
从艺术形式看，采用了华丽严整、兼有古近体之长的“四杰体”。词藻富赡，对偶工整，用典精切，气势雄浑阔大，与诗歌表达的喜庆内容完全相宜。诗的韵脚，逐段平仄互换；声调上忽疾忽徐，忽翕忽张，热情奔放中富有顿挫之致，词句清丽而能有苍劲之气，诗句跌宕生姿，大大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