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这两首诗是借“长门怨”这一乐府旧题来泛写宫人愁怨的。两首诗表达的是同一主题，分别来看，落想布局，各不相同，合起来看，又有珠联璧合之妙。
第一首，通篇写景，不见人物。而景中之情，浮现纸上；画外之人，呼之欲出。
诗的前两句“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点出时间是午夜，季节是凉秋，地点则是一座空旷寂寥的冷宫。唐人用《长门怨》题写宫怨的诗很多，意境往往有相似之处。沈佺期的《长门怨》有“玉阶闻坠叶，罗幌见飞萤”句，张修之的《长门怨》有“玉阶草露积，金屋网尘生”句，都是以类似的景物来渲染环境气氛，但比不上李白这两句诗的感染力之强。两句中，上句着一“挂”字，下句着一“流”字，给人以异常凄凉之感。
诗的后两句“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点出题意，巧妙地通过月光引出愁思。沈佺期、张修之的《长门怨》也写到月光和长门宫殿。沈佺期的诗写“月皎风泠泠，长门次掖庭”，张修之的诗写“长门落景尽，洞房秋月明”，写得都比较平实板直，也不如李白的这两句诗的高妙和深沉委婉。原本是宫人见月生愁，或是月光照到愁人，但这两句诗却不让人物出场，把愁说成是月光所“作”，运笔空灵，设想奇特。前一句妙在“欲到”两字，似乎月光自由运行天上，有意到此作愁；如果说“照到”或“已到”，就成了寻常语言，变得索然无味了。后一句妙在“别作”两字，其中含意，耐人寻思。它的言外之意是：深宫之中，愁深似海，月光照处，遍地皆愁，到长门殿，只是“别作”一段愁而已。也可以理解为：宫中本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乐者自乐，苦者自苦，正如裴交泰的一首《长门怨》所说：“一种蛾眉明月夜，南宫歌管北宫愁。”月光先到皇帝所在的南宫，照见欢乐，再到宫人居住的长门，“别作”愁苦。
从整首诗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以斗柄横斜为远景、以空屋流萤为近景的月夜深宫图。境界是这样的阴森冷寂，读者不必看到居住其中的人，而其人处境之苦、愁思之深已经可想而知了。
第二首诗，着重言情。通篇是以“我”观物，缘情写景，使景物都染上极其浓厚的感情色彩。上首到结尾处才写到“愁”，这首一开头就揭出“愁”字，说明下面所写的一切都是愁人眼中所见、心中所感。
诗的首句“桂殿长愁不记春”，不仅揭出“愁”字，而且这个愁是“长愁”，也就是说，诗中的人并非因当前秋夜的凄凉景色才引起愁思，而是长年都在愁怨之中，即使春临大地，万象更新，也丝毫不能减轻这种愁怨；而由于愁怨难遣，她是感受不到春天的，甚至在她的记忆中已经没有春天了。诗的第二句“黄金四屋起秋尘”，与前首第二句遥相绾合。因为“金屋无人”，所以“黄金四屋”生尘；因是“萤火流”的季节，所以是“起秋尘”。下面三、四两句“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又与前首三、四两句遥相呼应。前首写月光欲到长门，是将到未到；这里则写明月高悬中天，已经照到长门，并让读者最后在月光下看到了“长门宫里人”。
这位“长门宫里人”对季节、对环境、对月光的感受，都是与众不同的。春季年年来临，而说“不记春”，似乎春天久已不到人间；屋中的尘土是不属于任何季节的，而说“起秋尘”，给了尘土以萧瑟的季节感；明月高悬天上，是普照众生的，而说“独照”，仿佛“月之有意相苦”（唐汝询《唐诗解》）。这些都是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所说的“无理而妙”，以见伤心人别有怀抱。整首诗采用的是深一层的写法。
这两首诗的后两句与王昌龄《西宫秋怨》末句“空悬明月待君王”一样，都出自司马相如《长门赋》“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但王昌龄诗中的主角是在愁怨中希冀得到君王的宠幸，命意是不可取的。李白的诗则活用《长门赋》中的句子，另成境界，虽然以《长门怨》为题，却并不抱泥于陈皇后的故事。诗中展现的，是在人间地狱的深宫中过着孤寂凄凉生活的广大宫人的悲惨景况，揭开的是冷酷的封建制度的一角。
这首词题旨在次句“爱梅”二字。故全篇将人与梅层层夹写，写出梅之幽姿逸韵，及词人对梅江的钟情留连，也就展示了作者的情趣和人格。
起句：“老去惜江心已懒”，用笔逆入，以扫为生。次句“爱梅犹绕江村”，“犹”字与“已”字相对，突出梅江与众卉之不同。年齿老大，无意赏江，乃人情之常，然而不能忘情者，唯梅而已。陆游咏梅词云“幽姿不入少年场”，把少年繁华与烂漫江事并提，可见烈士暮年，偏赏梅江，有同嗜焉。下三句写所见梅江。“一枝先破玉溪春”，言眼前梅江一枝斜出，打破了春色闭锁的局面，透露了春之消息。“玉溪”，写出溪水清澈，有碧玉之色，水流垮琮，亦有溅玉之声。“更无”两句，仍以梅江与一般江卉对比来写。众江开时，姹紫嫣红，千娇百媚，招蜂引蝶。所谓“江态度”，乃娇媚俗艳之品。自来审美鉴赏中，有冰清玉洁、骨冷神清、风清骨峻等语，所谓“雪精神”，即包含清、冷、峻、洁多种审美因素。“江态度”与“雪精神”之别，实为雅俗之辨，志士与庸人之分。
上片写梅之高洁可爱，下片写词人对梅江的钟情留连。过片承“爱梅犹绕江村”句，谓寻梅直至溪山深处。“胜向空山餐秀色”，隐用前人诗句。晋陆机《日出东南隅行》诗：“鲜肤一向润，秀色若可餐。”杜甫《佳人》诗：“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此句是说梅江比佳人秀色更可爱。这两句意谓：我最爱到这山水幽静处，饱餐梅之秀色，为它写下新诗佳句，沉吟细品，觉沆瀣生牙颊间。“竹根流水带溪云”，是写梅之周围景物，也是词人醉卧之境。宋人咏梅，往往以水云萦拂，以幽篁相伴，其他俗艳之物，皆不得滥入。结尾两句，见词人之忘情。醉来与梅江晤对，惬意舒心，留连忘返。卧枕竹根，仰观流云，耳边溪水溅溅，梅江清香沁人，人间是非，一时净尽。可以说，这既是一首咏梅词，也是一首记游词。词人乘兴而来，踏月而归，一日清赏，可抵十年尘梦。而空山寒梅，得此人相对，亦可免寂寞矣。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关于《明河篇》这首诗有个典故。《唐诗纪事》载：“之问求为北门学士，天后不许，故此篇有乘槎访卜之语。后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其才，但以其有口过耳。’之问终身耻之。”这条记载虽颇类小说家言，似未必可靠，但这首诗中的确蕴含着某种怨愤情绪。诗人以神奇瑰丽的笔调，咏赞了秋夜银河的美好，在扑朔迷离的氛围中，抒写了天上、人间的离愁别恨。全诗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流溢出凄迷、伤感的情调，隐隐透露出志不得扬的怅惘。
开头四句，以写景河笔。这里的“南楼”“西山”借用了两个典故。《世说新语·容止》载：“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另《世说新语·简傲》载：“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诗人借用这两个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像魏晋名士那样，纵情山水的心愿，寄寓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这短短的四句诗中，先是以风凉、气清和万里无云，来衬托河汉的“明”；接着，把银河比作一条清浅的河流，还赋予它以“纵复横”的动势，使之更显清莹可爱，而典故的运用，使诗意更为深厚，所抒之情更加含蓄、婉转。
接着八句，诗人描绘在洛阳城中观看明河的情景。在这八句中，诗人以“画堂琼户”“云母帐”“水晶帘”等华美的辞藻，使各种富丽堂皇的景象接连呈现，既表现了帝都特有的风物，也与明澈的银河相映照，在一片柔光中，给帝都蒙上了一层朦胧、幽深而又神秘的色彩，使天上、人间连为一体。作者是富有创造力的宫廷诗人。他在诗中出色地运用了河的比喻：云母帐前反射的月光变成“泛滥”的“河水”。
接着诗人在以下的八句中，想象在银河的映照下，“南陌”思妇对于征人的思念，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感慨。诗人从万户捣衣声中，想到了一去不归的征人，并进而想到了正在“鸳鸯机”上刺绣的女子。正在思妇思念征人时，一只孤雁正从牛郎、织女相会过的“乌鹊桥”边飞过，发出哀怨悲鸣，更使思妇的离愁难以平息，她痴痴地坐望天河，默念征人，直到银河渐渐地隐没。这明河似乎懂得舒卷屈伸、出处进退之道。《关尹子·三极》：“云之卷舒，禽之飞翔，皆在虚空中，所以变化无穷，圣人之道则然。”明河在黎明渐晓之时，任由浮云的遮蔽，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光辉让给那晓月的流光，悄然隐去；而思妇的眷怀之情，却无法停歇。这一段，是上文的转折和深入，它由单纯对明河的赞美，转入对人事的感叹，进一步把人间、天上融为一体。那捣衣之声与雁飞萤度相交织，冷清、凄切之感，无穷的相思之情，将伴着耿耿长河，无终无了。特别是诗人在“已能舒卷任浮云，不惜光辉让流月”两句中，赋予明河以人的崇高感情，使得它本来就美好的风彩更为美好。这里采用十分婉曲的手法，进一步赞美了明河，也为最后四句埋下了伏笔。
最后四句，诗人以神话故事，作了精彩而又富有深意的收结。如此美好的明河“可望不可亲”，因此，诗人要到天上去。晋张华《博物志》卷十载：“旧说云天河与海通。有人乘槎而去。遇一丈夫牵牛而饮。遂问此是何处。牵牛人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按严是汉代术士）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又据《太平御览》卷八引刘义庆《集林》：“昔有一人寻河源，见妇人浣纱，以问之，曰：‘此天河也。’乃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云：‘此支机石也。’”诗人把这两个故事糅合到一起，自然委婉地表明了自己执着地追求美好明河的强烈意愿。同时，诗情几经曲折，终于从地下跃升到了渺远的空中，天上、人间，到此合而为一，使诗歌充满了神奇、幽远的艺术魅力。自己终究希望离开那城阙阻障、复道蔽空的帝都洛阳，到自己向往的地方去，字里行间深深地隐含着诗人难以言喻的怨愤。令人目眩神迷的表象下，蕴含着诗人因仕途失意而产生的苦闷与忧愁，以及对于当时政治的不满情绪。
这首诗虽然充满了典故和传统寓意，却仍然生动地描写出京城上空的银河景象。全诗疏密有致，摇曳生姿，既有跨越天上人间的宏大境界，又有对思妇之情的细致剖析。在结构上变化波澜，恰到好处地使用了顶针的修辞手法，如“复出东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归”，“乌鹊桥边一雁飞。雁飞萤度愁难歇”，使得转接自然，气势流走。另外，全诗以散行为主，但却穿插了一些对句，如昏见晓河、云母水晶句，在自然中表现出精工，显得从容整练，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