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融峰是南岳衡山的主峰,七十二峰之最高者。峰巅有上封寺,寺东有望日台,乃观赏日出美景的绝佳之地。本首诗描绘了作者登衡山祝融峰所见的景象。首先,倾力展示祝融峰高峻雄伟之姿;接着,抒发登顶之际黑夜消逝、晨曦初露的美景。最后,笔触落于山巅,远眺洞庭湖,湖面犹如半勺水,细腻而神奇。整首诗气势磅礴,洋溢着豪迈之情,折射出作者胸襟开阔、奋发向上的情怀,以及跃跃欲试、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而诗中对祝融峰的描写则充满着生动的典故,恰到好处地融入其中,宛如信手拈来,真实自然。
诗的起调就不同凡响,气势开阔。因置身于最高的祝融峰上,众山尽在脚下,故云“四顾乃无峰”。“殊不觉”三字说明自己虽身登峰巅,却如履平地,意犹未尽。“四顾乃无峰”是实写,但也不乏夸张的成分,意在表现作者博大的胸襟与凌霄之志,写景中已有人在。首联两句扣住“晨登祝融峰”的题意,交代了作者的行踪,一个意气风发、凭凌山河的青年形象已跃然可见。颔联两句作为首联的补充,极言祝融峰的高峻与雄伟。众峰不可见,唯有浮动的白云时而飘过,令人胸臆顿开。“荡胸”二字则借用了杜甫的诗句:“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以山中云雾的展露和飘动,喻示可荡涤人的胸襟。由此可见,诗人怀揣着壮怀激烈、意气高迈的精神境界,表达出浩然之气,豁达洒脱之意。
颈联两句绘就黑夜凋零、朝阳冉冉升起的壮美景象。描述日出的诗作纷繁,但真正珍贵的在于能从宏大的视角以简洁生动的笔法描绘光明降临人间的霎那辉煌。首句折射太阳未显,大地沉浸于深沉黑暗中,众星亦隐匿无踪,昭示着黎明的前夜。次句则绘述天边绽放红霞,太阳犹如炼制而出的火球,刹那间光辉万丈,燃亮了天际。此处对比天地之间,气象恢宏,蕴含着惊人心魄的力量。先描绘大地的宁静与黑暗,再描绘天空的红霞与初阳,对比之中唤起人们对光明的热爱,也展示了作者内心对光明的渴望。
尾联两句描述登上山巅远眺洞庭湖,祝融峰高耸云端,俯瞰人间繁华,即便八百里的洞庭湖也变得渺小如半勺水。此刻,祝融峰的高峻将自己带入超凡脱俗的境地。结句以洞庭湖为引,联想秋天水位下降,湖中的蛟龙无处栖身,必将扬翅高飞。这两句收束气势雄俊,超然脱俗,展现出非凡的气度。
全诗由登山写到观日出,再由远眺想到蛰龙欲起,舒展自如,一气直下,如行云流水,自然成文而浑然一体。其中不仅写出河山壮丽,也有丰富的寓意。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叠起丛生的时期,民族的危难激起了进步知识分子图谋改革的决心。作者看到了古老中国已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然而光明终将战胜黑暗。诗中“地沉星尽没,天跃日初熔”二句不仅是眼前景象的纪实,还是当时形势的写照。诗的末句忽从记游写景宕开,发出蛟龙欲起的浩叹,抒发了自己跃跃欲试、奋起变革、建功立业的抱负。这种豪情壮怀已预示了作者后来积极参加维新变法,并以生命殉其理想的伟大精神。
中国传统诗歌源远流长,但以叙事为主的史诗却一向不发达,因此《诗经》中为数不多的几篇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便受到今人的充分关注。《大雅·生民》就是这样的作品。
此诗带有浓重的传说成分,而对农业生产的详细描写,也反映出当时农业已同畜牧业分离而完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事实。
诗共八章,每章或十句或八句,按十字句章与八字句章前后交替的方式构成全篇,除首尾两章外,各章皆以“诞”字领起,格式严谨。从表现手法上看,它纯用赋法,不假比兴,叙述生动详明,纪实性很强。然而从它的内容看,尽管后面几章写后稷从事农业生产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却仍不能脱去前面几章写后稷的身世所显出的神奇荒幻气氛,这无形中也使其艺术魅力大大增强。
诗的第一章写姜嫄神奇的受孕。这章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履帝武敏歆”,对这句话的解释众说纷纭,历来是笺注《诗经》的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毛传把这句话纳入古代的高禖(古代帝王为求子所祀的禖神)祭祀仪式中去解释,云:“后稷之母(姜嫄)配高辛氏帝(帝喾)焉。……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鸟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dú),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就是说高辛氏之帝率领其妃姜嫄向生殖之神高禖祈子,姜嫄踏着高辛氏的足印,亦步亦趋,施行了一道传统仪式,便感觉怀了孕,求子而得子。唐代孔颖达的疏也执此说。但汉代郑玄的笺与毛传之说不同,他主张姜嫄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怀孕生子的。云:“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除其无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这样的解释表明君王的神圣裔传来自天帝,是一个神话。然在后世,郑玄的解释遭到了王充、洪迈、王夫之等人的否定。现代学者闻一多对这一问题写有《姜嫄履大人迹考》专文,认为这则神话反映的事实真相,“只是耕时与人野合而有身,后人讳言野合,则曰履人之迹,更欲神异其事,乃曰履帝迹耳”。他采纳了毛传关于高禖仪式的说法,并对之作了文化人类学的解释:“上云禋祀,下云履迹,是履迹乃祭祀仪式之一部分,疑即一种象征的舞蹈。所谓‘帝’,实即代表上帝之神尸。神尸舞于前,姜嫄尾随其后,践神尸之迹而舞,其事可乐,故曰‘履帝武敏歆’,犹言与尸伴舞而心甚悦喜也。‘攸介攸止’,‘介’,林义光读为‘愒(qí)’,息也,至确。盖舞毕而相携止息于幽闭之处,因而有孕也。”闻一多的见解是可取的。还有两点:一、足迹无非是种象征,因此像王夫之等人那样力图在虚幻和事实之间架桥似乎是徒劳的。二、象征的意义是通过仪式的摹仿来完成的,舞蹈之类都是摹仿仪式,而语言本身也可以完成象征的意义,如最初起源于祭仪的颂诗;正是由于语言的这种表现能力的扩张,神话才超越了现实,诗歌乃具有神奇的魅力。
诗的第二章、第三章写后稷的诞生与屡弃不死的灵异。后稷名弃,据《史记·周本纪》的解释,正是因为他在婴幼时曾屡遭遗弃,才得此名。此篇对他三次遭弃又三次获救的经过情形叙述十分细致。第一次,后稷被扔在小巷里,结果是牛羊跑来用乳汁喂养了他。第二次,后稷被扔进了大树林,结果正巧有樵夫来砍柴,将他救出。第三次后稷被扔在了寒冰之上,结果天上飞来只大鸟,用温暖的羽翼覆盖他温暖他。初生的婴儿经历了如此大的磨难,终于哇哇哭出了声,声音洪亮有力,回荡在整条大路上,预示着他将来会创造辉煌的业绩。那么,对于后稷遭弃这一弃子之谜,历代经史学家有许多解释。贱弃说在鲁诗中就已产生,刘向《列女传》和郑玄笺都执此说。另一较早的说法是遗腹说,首先由马融提出。此后,苏洵持难产说,朱熹持易生说,王夫之持避乱说,臧琳持早产说,胡承珙持速孕说。另外又有晚生说、怪胎说、不哭说、假死说、阴谋说等等。近世学者则多从民俗学角度出发,各倡轻男说、杀长说、宜弟说、触忌说、犯禁说等。英雄幼时蒙难是世界性的传说故事母题,一连串的被弃与获救实际上是仪式性的行为。古代各民族中常有通过弃置而对初生婴儿体质作考验或磨练的习俗,这种做法名为“暴露法”(Infantexposure),弃子传说则是这种习俗遗迹的反映,弃子神话正是为了说明一个民族的建国始祖的神圣性而创造的,诞生是担负神圣使命的英雄(具有神性)最初所必经的通过仪式,他必须在生命开始时便接受这一考验。而所有的弃子神话传说都有这么一个原型模式:一、婴幼期被遗弃;二、被援救并成长为杰出人物;三、被弃和获救都有神奇灵异性。此诗第三章中的弃子故事,自然也不例外。这一章除了叙事神奇外,笔法也可圈可点,对此前人也有所会心,孙鑛说:“不说人收,却只说鸟去,固蕴藉有致。”俞樾说:“初不言其弃之由,而卒曰‘后稷呱矣’,盖设其文于前,而著其义于后,此正古人文字之奇。”(均见陈子展《诗经直解》引)
诗的第四至第六章写后稷有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特殊禀赋,他自幼就表现出这种超卓不凡的才能,他因有功于农业而受封于邰,他种的农作物品种多、产量高、质量好,丰收之后便创立祀典。这几章包含了丰富的上古农业生产史料,其中讲到的农作物有荏菽、麻、麦子、瓜、秬、秠、麇、芑等。对植物生长周期的观察也很细致,发芽、出苗、抽穗、结实,一一都有描述。而对除杂草和播良种的重视,尤其引人注意。这说明汉民族已经开始成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甲骨文中,“周”字写作“田(四格中各有一点)”,田是田地,四点像田中密植的农作物,可见汉民族的命名是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据史载,弃因善于经营农业,被帝尧举为农师,帝舜时他又被封到邰地。弃号后稷,后是君王的意思,稷则是一种著名的农作物名。周人以稷为始祖,以稷为谷神,以社稷并称作为国家的象征,这一切都表明汉民族与稷这种农作物的紧密联系。那么对于稷具体究竟是哪一种谷物的问题,唐宋人多以为稷即穄,是黍的一种,清代经学家、小学家则普遍认为就是高粱,这几乎已成定论。今人又有新说,认为它是禾的别名,也就是粟,去种皮则称小米。这几章修辞手法的多样化,使本来容易显得枯燥乏味的内容也变得跌宕有致,不流于率易。修辞格有叠字、排比等,以高密度的使用率见其特色,尤以“实……实……”格式的五句连用,最富表现力。
诗的最后两章,承第五章末句“以归肇祀”而来,写后稷祭祀天神,祈求上天永远赐福,而上天感念其德行业绩,不断保佑他并将福泽延及到他的子子孙孙。诗中所述的祭祀场面很值得注意,它着重描写粮食祭品而没有提到酒(虽然也是用粮食制成),这大约也表明后稷所处的尧舜时代酒还没有发明吧。据《战国策·魏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则中国酒的发明在夏代,此诗的叙述当可作为一个重要的旁证。而烧香蒿和动物油脂这一细节,恐怕也是后稷所创祀典的特殊之处。“上帝居歆”云云,则反映出当时可能有人扮的神尸来享用祭品,可供研究上古礼制参考。全诗末尾的感叹之词,是称道后稷开创祭祀之仪得使天帝永远佑护汉民族,正因后稷创业成功才使他有丰硕的成果可以作为祭享的供品,一结赞颂的对象仍落实在后稷身上,而他确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组诗共两首,其中第一首诗首句“将军作镇古汧州”,点明此诗颂扬的对象,下面二句诗即介绍了将军担任镇守之职后,古州出现的繁荣景象。诗人着意渲染了春日的山、水、节气和清夜的丝管,使人感到这里不再有边地的荒凉,不再有边地的战火气息,耳濡目染的都是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水腻山春节气柔”,水腻,自是春水的柔美形态,和夏水的汹涌浩荡有别。用“腻”字形容春水,自然也含了诗人的赞美之意。“山春”二字简洁地描绘出群山万壑山花烂漫的无限春色。节气柔,是说节气柔和,风雨以时。这句的意思是:春光柔媚,山清水秀;而明丽的春光,则正是“节气柔”的结果。这是总写春日白天的边镇风光。入夜以后的边镇,又是一番景象。诗人只用了“满城丝管”四字来描绘它,这是用了夸张的手法。丝管之声不是只从高门大户中传出,而是大街小巷满城荡漾。一个“散”字用得极妙,把万家欢乐,没有边警之扰的景象烘托了出来。丝管之声发自“清夜”,又说明边镇在欢乐中清静而有秩序,虽然欢乐,却不扰嚷。因此,地虽是“穷边”,景却是美景。难怪从内地来的客人看到这种春意盎然、歌舞升平的景象,竟然不相信这是边塞之地。这种太平景象的出现,应该归功于“作镇”的将军。但是诗人却没有对将军致边地于太平之功直接赞美一词,只是把赞美之情暗含于对美景的赞扬之中,用笔显得非常委婉。结句写行人的感想,仍然避免自己直说誉词。“行人不信”,似乎是作为客观现象来写,其实来来往往的行人也包括诗人自己。那种由衷的赞美之情写得蕴藉有味。
第二首诗描绘的也是一派太平景象,但这太平景象不是平白无故来的,而是将士们长期英勇守边的结果。如果不是“箭利弓调四镇兵”,就难以实现“蕃人不敢近东行”,当然“沿边千里浑无事,唯见平安火入城”也就无从谈起。这就表现出了将士守卫边疆的功劳,表达了作者对守边将士的由衷赞美之情。
作者首先敏锐、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县令是正六品上,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是正八品上,为一县的副长官,以下又有主簿、所等。因为县丞的职位略低于县令,所以说“位高”,但他假如认真尽责地办事,又可能会被认为侵犯了县令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丞必然遭到县令的顾忌。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县丞和县吏两个形象所表现的县丞签署公文的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县丞在任中的具体情形,同时或显或隐地凸显、隐示出县丞、县吏包括县令各等人的心理。当公文发行,吏员要拿成案请县丞签署的时候,吏将公文“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而县丞不仅“署惟谨”,并“目吏,问可不可”,在取得吏员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对所签署的公文,却“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县丞面前,县吏半卷公文,鹅行鸭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极具个性化的行为神情,无不显示出他对前者的轻视、蔑视和小人仗势欺人的心态;县丞的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将其备受挟持的情状表现得历历在目。文中虽一字未及县令,但在这两人不同于常情的神态对比中,县令的骄横、个人权力范围的不容侵犯也就在无形的衬托中俨然而出。作者细致传神的笔触,使文字的摹形达意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活绘出了一幅官场讽刺图。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刻画人物言行状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质,叩击读者心弦,取得了鲜明而强烈的效果。
文章在后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事迹经历对题旨加以具体佐证。被黜官降至县丞职位的崔斯立,从最初的认为官职无尊卑, “顾材不足塞职”的踌躇满志,到后来“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的痛心长叹,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是怎样在官场倾轧中被磨去棱角、萎靡心志的心路历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现了出来。最后崔斯立虽重修壁记,但人却如赋闲般日日吟哦于松林间,并冠冕堂皇地躲避过问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对唐朝这类政治现状的深刻嘲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厅壁记本是一种记叙前后任为政履历的官样文章,但作者写来,却一点也不板滞。它一反旧例,具体描绘县丞在文书上签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县吏仗势欺人、县丞逆来顺受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笔洗练而生动的微型小说,而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充满着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文章,在厅壁记中真可谓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