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首句是说一只漂亮的画船系在岸边的柳树上,表现的是一个“等”字。“亭亭”多用来形容姑娘之苗条、靓丽,作者却用来描写船,可见作者的构思不同一般。“系”的后面省略了宾语,与刘禹锡的“只有垂杨绾别离”手法相同,且暗切题意,手法不同凡响。“春潭”化用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用笔老道,布局精巧。该句中没有正面写柳,但“系”字和诗题相照应,已暗示了所系之处。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因为“柳”谐“留”音,寓有惜别之意,因此,首联所展示的系舟杨柳岸的画面,恰是一幅春江送别图。
“直到行人酒半酣”以“直待”接续,回答了等的对象:行人,也就是将要离开家乡的人。在船将发未发之际,送行者和行人依依话别,做最后一刻的流连。珍重彼此的友谊,珍重这别离的时刻,送行的人殷勤劝酒,“直到行人酒半酣”,这里含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意思。同时也表明,行人所以喝得半醉,一来是朋友情重,二来是为了排遣离忧。作者在上一句“亭亭画舸”停在水中这一特写背景下,创立了似乎是游春的场面,而下句转入离别,出现心理的反差,离别的黯然销魂的意况隐现在句中。这两句语言很含蓄,意思却很明白。这里不说人有情而怨别,却怪画船无情,无理而妙。
三四句作者直写离别。第三句在首句“点染的画船上做文章,说不管烟波浩渺,不管风风雨雨,行人终将离去,画船带走的只是离愁别恨。包含了送行者相留不住的怨情,也表现了行人欲留不能,不得不走的无奈,像是友人对行者的埋怨,又像是行者的自怨自艾,写得情意盎然。
最后一句“载将离恨过江南”将抽象的离恨,化为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使人分外感到离恨的深刻沉重,意象非常新奇。作者不写船带走行人,也不写行人的离恨,而是说船带走的是离恨,多了一层转折,加深了意境。同时把离愁悲恨这一抽象的情态想象成实在的物质,可以放在船上运走,就更为奇妙。此诗在新巧上做文章。作者把离愁别恨变成有分量的东西,可用船来载,在“愁”的分量上做文章,更加深切地表现了心中的凄苦,为人所称道。这一手法为后代诗人借鉴。好的比喻,好的意境,是不怕重复的。
《柳枝词》这一题目是后人加的。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所以写柳也多与叙别相联系。诗第一句中的“系”字,就包涵着杨柳。其实此诗中心不在咏柳,而在咏别。
如何把无形的别情直观可感地写出来,这首诗的构思有三点值得称道的地方:
一是第四句中的“载”字,把抽象的别情化为有形的,可以被运载的东西,同时也显示出别情的沉重。
二是移情于物。清人吴乔说此诗,“人自离别,却怨画舸”,似乎是这无情的画舸,在经过一段沉默难耐的等待之后,只等行人上了船,便毫不迟疑地把人载向江南。人情无奈,迁怨于物,如此言情,深婉蕴藉。
三是“此诗首句一顿,下三句连作一气说,体格独别”。七绝诗通常分为两节,前两句与后两句间有一个转折,而此诗一气而下,使我们直觉得相别之干脆、舟行之飞速,不容人有丝毫的缠绵悱恻,有力地烘托出浓重的怨别之意。
这首词选自《东海渔歌》卷五。
上片从室外写到室内。首三句写室外之景:时已黄昏,微风轻吹,柳丝斜拂,不要说喧闹的人声已经寂静,连停息树上的鸦雀,也知时而“睡稳”了。三句着眼于空间环境,写足春夜之静。“睡稳栖鸦”一句,从结构安排上说又是“暗渡陈仓”之笔,由室外转入室内:栖鸦睡稳,反衬室内之人却夜坐不眠。接下去三句“短烛烧残,长更坐尽,小篆添些”,没有表情的刻划,也没有心曲的抒发,然而通过对女主人公在夜的推移过程中的动作的叙写,见出了她的百无聊赖。综观上片,以环境之静反衬女主人公心灵之不静,这固是作者措笔高妙之处,然而更妙的是,后三句如淡云遮月,如轻雾锁江,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艺术空白。
下片从室内再写到室外。换头句“红楼”二字,点明词中闺阁女子的身份。通过那扇未闭的窗户,室中人的心灵得以与室外的春景沟通,心与物融成一片。如果说,上片是以物境反衬了心境,那么,下片则让读者由“物理的”窗户去窥见人物那“心灵的”窗户。“被一缕、春痕暗遮。”“一缕”妙,那是一种轻轻的、幽幽的东西。“春痕”亦妙,那是一种拂之不去的东西。“一缕春痕”,或许是形容窗外飘拂的柳丝?但我们宁肯相信,它实是隐喻女主人公幽秘的春情。唯其这样理解,上片女主人公百无聊赖才有着落。然而“暗”字更妙,这种春情,不必指实为“怀人念归”,它是妙龄女子特有的若隐若现、欲露不露、若自知若不自知的情思。“暗遮”者,似遮似不遮之谓也。外景与内情逐层相渗透、相溶合,酿成末尾三句:“淡淡轻烟,溶溶院落,月在梨花。”三句从宋人晏殊“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的名句脱化而来,自不待言;但句中那几个轻倩纤巧的自然意象,一经重新排列组合,似乎产生了双重功能:它既可被视为实景,与上片景物融为一体,缴足“春夜”题面;又似包含着整体隐喻的意味——景物中传达出来的那一份轻柔,那一份纯净,那一份妙曼,不也与女主人公的素心柔肠有些相似?读者若将全词微吟再三,必能对个中奥妙有所会心
这是作者追忆亡母的一篇记叙文。全文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篇首到“以二子肖母也”,叙母亲生卒年月、致病原因及去世当时的情境。作者母亲生于明弘治元年,死于正德八年,算来仅得年二十六岁,那是非常年轻,还未能充分享受人生的年龄。一可伤也。她十六岁出嫁,七年间生七胎,其中夭折两人。文中用近乎流水账的记叙诉说出母亲生活的沉重和酸辛。虽然这里表情的话仅数句:“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颦蹙顾诸婢日:‘吾为多子苦!”’然只此数句也够了,因为事实比语言本身更有力。二可伤也。为了免除没完没了的多育之苦,母亲接受了老妪所献的民间避孕偏方,饮尽盛二螺的杯水,不意落下暗哑的后遗症,不过三年便去世了。应当指出,这里作者未直接叙写母亲死前悲苦心情。因为当时他的长姊还不到十岁,他更小一岁,无从记忆,不宜虚构:却记载了失母的孩了们不大省事的情状:“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死在儿女待哺的盛年之际,三可伤也。“伤哉”二字,分量极其沉重。
于此,作者又记下当时事,即家人延请画工描绘遗容,却以作者与火姊共作模特儿 “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这最平常的叙事中包含的深厚微妙的感情,对具有重视亲缘关系的文化传统的读者,至今仍是心有灵犀,不难体会的。“二子肖母”此文无字处有着极复杂的情味,妙在笔墨省净。
第二部分从“孺人讳桂”到“无一字龃龆,乃喜”,也是全文的主要部分。叙述母亲娘家境况门风、母亲的德性及生平事略。叙述外祖家风等于交代母亲德行的根源,乃题中应有之义。周氏是昆山县的一个大家族,聚居在县城东南三十里的吴家桥,从千墩浦往南至桥,沿小港以东一带,便是其居住范围。外祖是国子监监生,又是地方上有钱的人。但崇尚俭朴,与本家关系和睦 “与人妁妁说村中语,见子弟甥侄无不爱”,后文还补叙了他对子女的慈爱(母亲嫁后“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从这样一个温暖实际的小康之家长成的母亲具有勤劳、俭朴、宽厚、聪慧、识理种种品性,也就不足为怪了。以下便通过具体事略表彰母亲的上述德行。
文中描述母亲回吴家桥娘家,则纺木棉:到县城婆家,则搓麻线。虽然并无盐米短缺之忧,却忙碌得像吃了早饭没晚饭的样子。可见她是勤劳成性的。又说冬天生炉火剩下的炭屑,她也吩咐婢女团起来,一排排晾在阶下,“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可见其俭朴。尽管拖累很多,“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却“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可见其善于持家。再说她待僮仆的好处,虽不免有责罚,却不忍在背后出恶语怨言。娘家每年送来尝鲜的“鱼蟹饼饵”,大都与家人共享,故“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由此可见母亲的厚道。
最后忆及母亲对作为长子的作者所施的教育:有光七岁时与从兄有嘉入学,遇到雨天,有嘉便不上学了;有光自己也不想上,但母亲却不允许。可见她对子女决不一味溺爱,俨有孟母之风。每每半夜母子睡醒,母亲便“促有光暗诵《孝经》”,倘能熟读到十分流利,“无一字龃龉”,便很高兴。可见母亲教子很严。这部分通过一系列家庭琐事的追忆,凸现了一个能干、慈爱而有见识的母亲的形象。正由于作者是通过亲闻亲见的琐事描写加以反映,所以决无空洞浮夸的感觉,而使人觉得非常真实可信。
第三部分从“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叙述母亲死后两家人事变迁,引出沉痛的思念。其中一段叙母亲及外祖母相继亡故后,外家遭遇的不幸。由于一场瘟疫,夺去了舅母、四姨等三十人性命,唯外祖父与二舅幸存下来。这种自然灾祸,与母亲的死似乎无关,又似乎隐约有一种“祸不单行”的神秘关系。作者只记事实,言下却有无穷感慨。
以下一段则叙母亲死后十一年,有光人学,且与大姊各完婚嫁。作者这里特别说明,大姊的归宿为“孺人所许聘者”,有光所娶也是“孺人所聘者”。盖旧时儿女婚事概由父母之命,这在母亲死前一一已有安排。这种念念不忘的口吻,涵味仍是深厚复杂的。文中写道,“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一些印象较深的往事记忆犹新,但更多的往事却已记不分明,令作者黯然神伤,故末句伤痛之语便觉水到渠成。
文中所表达的既有对母亲特有的短暂、辛苦而不无光华的一生的诚挚的纪念,又有人伦中最普遍最深切的一种感情。即对母爱的歌颂与依恋。作者力求客观叙事,绝去粉饰。尤其突出的一点,便是尽量地减去了直接的、主观的抒情。该文用第三人称叙事,除“伤哉”、“天乎痛哉”两短语,几乎全篇是不动声色地叙事。然而由于所叙皆作者印象最深、涵味极厚的生活细节,款款叙来,自足动人。如文中记儿女或牵衣或乳抱,母亲却劳作不息,那形象是极平凡而又可歌可泣的。
特别是首尾两部分,最质木无文,却最见功力。最有特色,情性横溢,潜台词极多。文章不仅文字简练,而且富于含蕴。例如写母亲之死,诸儿不知悲痛,仅随人而泣,令人感到双重的可悲。又记画工以遗孤为模特儿画遗容,仅说“二子肖母”,令人反思母亲当时如何撇得下如此小儿女,越觉其以浅语表深哀.催人泪下。作者用了即事寓情的手法,满足于款款叙事,赋予了全文以不动声色而感人至深的特殊风采。
纵观全篇,并没有过多作者强烈而直接的感情抒发,而是通过白描的手法对生活细节进行描述,却将自己厚重的感情融于字里行间,融于这些看似简单平凡的事件。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平凡淡然的背后却是隐藏着作者对亡母的深深的怀念与对亡母逝世的沉痛之感以及亡母高尚美好的品德。
第一章“有杕之杜,有睆其实”两句即以“兴”起首,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之一。这以“兴”起的两句与后边的内容有着某种情绪的关联:孤立的赤棠,象征着夫妻分处,彼此孤零;但孤立的赤棠尚能结出圆滚滚的果实,而分离的夫妻却不能尽其天性,故不能不睹物而兴感!
第三句以下,则赋叙其事:“由于王家之事没有止息,丈夫不能回家。我的孤独时日还要延续下去。现在已是十月,一年又将过去,作为妻子的我,怎不因之而忧伤!”这四句是直叙心意,后一句则来一曲折,想像男方,现 在应该是有空闲了,可以腾出身来回家了。前三句是分离的忧伤,后一句是空想会聚的希望。前后相衬,反映其盼望团聚之殷切。
“遑”有解为“忙”的,那么意义正好相反,征夫正在忙着,那么还不可能回家,则体现出主人公某种程度的失望与懊丧。怀念亲夫感情深沉则是相同的。
第二章与第一章结构相似,意义相近。前二句也是以“兴”起。第二句的“其叶萋萋”,第五句的“卉木萋止”,如果以为时间与前章靠近,则可理解为杜叶尚未黄落,草色青青尚在,颇有“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唐无名氏《金缕衣》)的珍惜年华之意。可是现 在,王事没有结束,丈夫难以归来,眼看光阴虚度,青春浪掷,怎不悲伤!如果以为时间与前章离得稍远。则可理解为一年已经过去,四季周始,春天又已来到,杜叶又现萋萋,草木又呈葱翠,她自不免睹物兴情,忧思不绝。这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之以乐景写哀,同一手法。愁人眼中,哀景能兴哀,乐景也能兴哀!所以末句“征夫归止”,并非一般的盼望,而是站在望夫石上问天的哀号:征夫啊,归来罢!
第三章起改用赋体。开头两句写登北山、采枸杞。郑笺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而采之,托有事以望君子。”孔颖达疏云:“杞木本非食菜而升北山以采之者,是托有事以望汝也。”故此两句并非游离中心之句,而是深含怀亲望夫之情。
五、六、七三句,全为揣想之辞。“檀车”是檀木制作的役车,或者说是以檀木为轮的车。《魏风·伐檀》篇“坎坎伐檀”“坎坎伐辐”“坎坎伐轮”诸句可以印证。戍役时间那么久,想像所乘役车早已破旧,拉车的四马也已疲困,再也不能继续役作了。如以此为前提,则自然得出结论:征夫回家的日子不远了。有人认为“幝幝”与“啴啴”同义,是车声。这似乎听到了征夫归途中的车轮滚动的轧轧声,疲惫四马艰难奔跑的特特声,它同样反映出女方忧思劳瘁的情貌,不过想像中彼此的距离要比前说更近了。
第四章仍用赋体。第一句两个“匪”,是为了音节的需要,实际作用一个就行,即“匪载来”(车子没有载着你回来)。这是前章“檀车”三句的转折,前章以为“还远”,而实际则朝盼暮望就是不见载着你的车子到来。这四字与后来唐宋词中的“过尽千帆皆不是”(温庭筠《望江南·梳洗罢》)、“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同一意境。第二句则是前三章伤、悲、忧的心情的发展,伤得悲得忧得成了大病!第三句“期逝不至”是承应第一句“匪载匪来”,第四句“而多为恤”是承应第二句“忧心孔疚”。这四句集中写忧郁、失望。而五、六、七三句又是一次转折,在失望中又获得一丝亮意:求卜问筮,卜筮结论一致,都说“近了”。这给失望枯干的心灵注入一丝滋润,“征夫迩止”,这是获得片时的安慰,寄希望于明天。
对此诗主诉者是谁,说法颇不一致。《毛诗序》说:“杕杜,劳还役也。”这是说全诗是戍役者的口吻,是男思女。不论是女思男还是男思女,在诠释时都会遇到一些麻烦。如说女思男,则一、二、三章的“我”就没有男思女的解释来得直接。如说男思女,则“女心伤止”“女心悲止”的“女”又较别扭;而三、四两章以男方口吻去解释,更难圆其说。变通的办法是将写男的方面“继我时日”“征夫遑止”等句作为女方的猜想,或者将写女的方面“女心伤止”“女心悲止”等句以及三、四两章当作男方的猜想去理解以求前后统一。但两者相较,似还以女思男较为通畅,而第三、四两章传统上亦从女思男角度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