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前二句写所见晚云的最初形态，并顺手点题。中间六句写晚云变幻所构成的奇异景色。最后两句写诗人为晚云的奇妙景象所吸引的情形。这首诗借助新奇的比喻和联想手法，巧用典故，成功地把晚云难写之动景展现了出来。

　　开端二句，写所见晚云的最初形态，并顺手点题。这句点明描写对象。乌云在晚风中舒卷离合，集散不定，犹如支离割裂的河滩，尚未连成一片，故说“断续如破滩”。

　　中间六句写晚云变幻所构成的奇异景色。由于云层浮动和日光照射，天边晚云出现了五颜六色、绚烂多姿的形象：忽而展开了金黄的翠尾，仿佛是仙女弄玉引来的一群凤凰；随后又变成了身披五彩织锦的牛群，牛尾上还捆着光焰四射的火把，就像齐人田单指挥的火牛阵；一会儿又成了阒寂无声的步兵阵，如同暗中包围了敌寨，正等待着夜深发动奇袭，穴城而入……诗中“秦女鸾”，是借用秦穆公之女弄玉的故事。“连牛”“缀燧”，是借用田单的故事。“伺黑”两句，是写奇兵围城的情景。诗人在这里飞驰想象，借助古代故事，采用一系列复杂的比喻，写出晚云的奇妙变幻，手法是新巧的。

　　收尾两句，是写诗人为晚云的奇妙景象所吸引的情形。一阵风吹散了晚云，天边了无一物，诗人还一动不动地伫立在船头凝望。这既暗示了景物之奇，使目睹者不暇旁顾；又写出了晚云之幻，面前的瑰奇物象倏忽过眼一空。且还补出写景的立足点，点明以上描述的一切，都属诗人途中所见，从而增强了真切感。

　　梅尧臣认为好诗要能“意新语工”，“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这首诗正是借助于新奇的比喻和联想，把晚云的难写之景，展现于人们的眼前。

　　兰溪，距黄州70里，今名浠水，发源于大别山，向西南流经兰溪镇入长江。环境优美，每至春末，兰花怒放，兰馨远馥，芳风藻川，是较有名的游览胜地。此诗就是杜牧在黄州刺史任上游览兰溪时写下的一篇佳作。

　　“兰溪春尽碧泱泱，映水兰花雨发香。”一、二句写兰溪幽美的风景。兰溪的水清澄碧透，波光荡漾;兰花映水，倒影隐隐约约;轻风徐来，满谷飘香，沁人心脾。新雨之后，空气润泽，兰香是那样爽冽，又是那样轻柔，加之时值春末，群芳多谢，兰更显得孤芳独秀，分外妖娆，因而异常诱人，使人有误入桃源之感。诗人着了迷，入了魔，在流连忘返之际自然生出疑窦，造物主怎样造就这人间美景呢？欣赏着美景，探求着其中真谛，冥思苦索，终于悟出此中的奥秘，原来是和屈子有天然联系。

　　“楚国大夫憔悴日，应寻此路去潇湘。”楚国大夫就是屈原，他曾任三闾大夫，故称。他被放逐以后，“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楚辞·渔父》)。兰溪，古为楚地，兰花，清幽雅洁。屈原，楚人，嗜兰成癖。饮食，“朝饮木兰之坠露”;服饰，“纫秋兰以为佩”;兰几乎就是屈原的化身。这样由楚地及楚人，由兰花想到屈原又是何等顺理成章，入情入理。屈原与兰溪的联系，正如西子和西湖的联系一样，珠联璧合。应，是曾经的意思。《诗词曲语辞汇释》：“应，犹曾也。”屈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虽被放逐，九死不悔，探求真理，上下求索，“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离骚》)。重华，舜也。舜死葬于九嶷山，此为潇水的发源地。他向舜陈词，怎能不沿此路呢？故诗人以肯定的语气写出，“曾寻此路去潇湘。”正是因为贤人屈原走过此溪，故水才这样碧，花才这般香，人因地而显品，地为人而增芬。这就是作者悟出的真谛。有了这点理解，再回过头来玩味“碧泱泱”、“雨发香”，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美景了。我们从一般视觉嗅觉感性的体味中，来了个理性的升华，而赋予景物以精神特质，水碧乎，人洁也;花香乎，品高也。正因屈原曾沿此路去寻求真理，此溪要用更碧之水、更香之兰为这位先哲祝福，这就是兰溪美的底蕴。对兰溪的肯定，对屈原的赞美，也就是对自己追求的一种暗示。

　　诗人实以屈原自况也。“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这是作者《郡斋独酌》中写的誓言，现游兰溪，仰慕先哲，不也应像屈原那样“应寻此路去潇湘”吗？“就重华而陈词”者，又何止屈原一人呢！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这首诗从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围坐一起共度元旦的盛况写起。“笑语哗”可以想见当时的热烈情景。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浪盖过一浪。这“笑语哗”体现出了革命者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红岩士女赠梅花”则描述出宴会上同志们互赠梅花表达祝福的动人场景。

　　梅花傲霜斗雪，绽放严冬的超凡绝俗的高贵品格，历来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就盛赞了梅花的这种高洁品格。再者，梅花还是报春的使者。“为报春信息，不怕雪埋葬”。梅花的含笑宣告了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来临。

　　“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茶。”把宴会的气氛推至高潮。宴会上大家举杯欢歌，开怀畅饮，共同表达对美好前途的祝愿。俗话说：“人逢知己干杯少。”况且平时大家都工作繁忙，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抵掌而谈，自然要借此尽情解放一下。于是飞壶传觞，推杯换盏，喝得酒酣耳热，不亦乐乎。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痛饮黄龙府。宴会结束后，大家仍然意犹未尽，一边品茗，一边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新年饮酒的风俗，含有驱除忧愁烦恼，喜迎新春之意。正如王安石诗云：“春风送暖入屠苏”。对新生活、新气象的向往都溶入这浓浓甘醴之中。屠苏酒就演变成了吉祥的象征。而胜利茶，据作者自注，也是希望的象征。

　　这四句诗一面运用层层皴染法描绘出宴会的热烈氛围和乐观场面，一面运用梅花、屠苏酒和胜利茶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艺术地表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格调明快，发人深思。

　　“只有精忠能报国”使语调由欢快转入低沉。一想起大敌当前，蒋介石不守信用，致使抗战大计不谐，诗人内心就隐隐作痛，坐卧不宁，从而影响了宴会上的欢快心情。

　　“精忠报国”来自岳飞之事。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抗金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后被诬入狱，受何铸审问时，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这四字系岳母所刺，目的是激励岳飞爱国。又宋高宗曾书“精忠岳飞”四字，制成锦旗，授与他。后人就用“精忠报国”来纪述岳飞的爱国精神。诗人借以表达自己献身民族大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愿望，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决心的写照。此外，这里还是对蒋介石的婉讽，奉劝蒋不要落入汪伪和日寇设置的圈套，以免步人后尘，下场可悲。

　　“更无乐土可为家”指出国家沦于敌手，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哪有可存身立命的乐土。诗人青年时代就追随革命，几十年来风风雨雨，颠沛流离，未过一天安稳日子。正如徐特立所评价的：“唯将国作家。”董必武慨天下为己任，昼夜奔波于救国救民之大计。这句诗正抒发了诗人不求一己的苟安偷生，而要解民于倒悬的豪迈胸怀。

　　乐土，出自《诗经·硕鼠》：“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董老在此是反其意而用之，古人尚有乐土可去，而今天诺大的中国竟找不到一块乐土，极言民族危机的深重。抗战大计已是迫在眉睫，只有驱尽日寇，才能将中华神州变成乐土。当然仅仅赶跑日寇也还不够，还要进而推翻专制独裁，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权。这里暗示出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人民怨声载道，并不比沦陷区好多少。

　　末尾两句由重庆的载歌载舞引出对延安的祝福和思念。在这欢庆佳节之际，诗人想到远方的战友，相隔千山万水，只有遥祝延安日新月异了。

　　诗人虽生活在重庆，但念念不忘的却是延安。重庆尽管比延安繁华，却是令人压抑的。延安尽管物质艰苦，精神上却是令人舒心的。而且重庆繁荣的背后掩盖的是一触即发的危机，地下潜伏的岩浆正汹涌运行。延安虽然遇到暂时的困难，但诗人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终会走出低谷，“为有源头活水来”，而重庆则是连生命的涟漪也已泛不出的一汪死水。而且延安群英荟萃，人才济济，云集着大批民族的精英。像柳亚子诗中所津津乐道的：“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这里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希望。

　　通过对延安出思念，诗人一扫情绪的压抑，重又明亮起来，使全诗在节奏明快中结束。全诗基本采用铺叙手法，写得明白如话。

　　此文是苏辙19岁时写给韩琦的信。选自《栾城集》卷二十二。枢密韩太尉（即韩琦），当时任枢密使（掌管军事大权）。“太尉”，秦、汉时官名，掌兵权。枢密使相当于太尉，所以称韩琦为太尉。 作者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得到韩琦的接见。一个是刚刚考取进士的青年，一个是掌管全国军权的大官，怎么开口下笔呢?

　　首先是称谓问题。为了表示尊重，不直呼对方，而称“太尉执事”。“执事”，左右的人。这是表示谦谨的说法。

　　正文分为四段。

　　第一段，先从作文当有养气之功谈起，明确提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气”的表现。气，指人的修养、气质、精神力量。接着提出总领全文的“养气”说。“气可以养而致”：“气”，可以通过加强修养而得到。在具体阐述“养气”说的时候，作者引古人事例作了说明。一是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即博大刚正之气。作者认为，孟子的文章，内容宽厚宏博，并且充溢在天地之中，正是跟他的“气”的大小相称。这实际上强调的是内在修养问题。二是司马迁。作者认为司马迁遍游天下，知多见广，所以他的文章风格疏放潇洒，跌宕多姿，颇有奇气。这实际上是强调外在阅历问题。最后，作者总结道，孟子、司马迁二人的文章，都不是学出来的，而是因为“气”充满在他们心中。这段论述很周严。

　　第二段，就自身经历进一步对“养气”说展开论述。作者有前后不同的两种学习经历。第一种是交游不广、见闻不博，只学古人陈旧过时的东西。第二种是“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作者在谈到第二种学习经历时，列举了四个事实：一是经过秦汉故都，尽情观赏；二是眺望黄河，想像着古时的英雄人物；三是到了京城，饱览一切，知道了天地的广阔、美丽；四是谒见了欧阳公，知道天下的好文章都汇集在这里。归纳起来，实际上是游览天下名山大川 ，广交天下的文人学士。而这两样，实际上说的都是外在的阅历，可见，苏辙是更重视外在的阅历的。

　　写信的目的是想要求韩琦接见，文章至此，却还只字未提。

　　第三段：由上文欧阳公，自然引出韩琦。这一段主要是颂扬韩琦。表明欲见之意。“才略冠天下”，才能谋略位居天下第一。“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是说韩琦在内政方面有如周、召二公之贤，在领兵方面就像方叔、召虎那样能干。“不志其大”：志，有志于。这段最后“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明确求见之意。

　　第四段，再次自明志气，再次表明求见之意。“益治”：进一步钻研。“且学为政”，并且学习治理政事。“辱教”，屈尊指教。这一段特别申明入京师“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可见其志向宏大。

　　最后对此文谈几点意见：

　　1．“养气说”有值得借鉴处。作者在论述“气可以养而致”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客观阅历的重要，这实际上是强调了生活体验对一个作家的重要作用。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文中所说“文不可以学而能”的观点，是有片面性的。同“气可以养而致”也相矛盾。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这句话也有微词。他说：“……子由上不能如子瞻之入化境，而下又不敢有作文之意，不欲求工于言语句读以为奇，此所以谓‘文不可以学而能’。”

　　2．写作手法上比较新颖、巧妙。先离开主旨，纵论其他，到了第三段“太尉以才略冠天下”，笔意才收拢来，扣紧题目，读来不但没有离题万里之感，而且仔细体味，前面所述，正是烘托下文。特别是第四段，从另一角度申述非求“斗升之禄”，而以“益治其文”为其志，来进一步说明求见韩琦的原因。这样的文章，在构思上是需要功力的。

　　3．即使从写法上看，也不能说没有作态的意味。信中流露出的当时社会所流行的浮夸阿谀的风气，更是不能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