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的《游灵岩记》,作于1364年——1366年(元代至正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张士诚据苏州自称吴王期间,记叙了作者奉陪张士诚所任命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游苏州灵岩山及赋诗之事。
《游灵岩记》文辞清丽,字句整饰,意在言外。明为游记,却不着意于正面记叙此次游山的历程;明是应命之作,却饱含讥讽挖苦之意。文中巧妙地表现了作者鄙夷权贵,不尚功利,洁身自好的志向。文如其人,结构精巧。
文中明褒实贬,诡谲嘲弄。《游灵岩记》以灵岩之“异”,一贯到底,借记述灵岩之游,运用明褒实贬的手法,诡谲巧妙地嘲弄了一伙趋炎附势的新贵。作者先说灵岩山特异于苏州诸山。吴城东面是广袤的平原,只有西面是连绵起伏的峰峦叠嶂。“峰联岭属”之中,灵岩一山独秀,像是不肯和众峰排列在一起,独具匠心地突出灵岩山之“异”,也为下文的议论设下伏笔。接着,作者着重描述灵岩山以吴王夫差及西施诸古迹著名,以山上台、轩、阁可以四周远眺“虚明动荡”称胜,而对灵岩山本身的景物未予正面描述与称道。然后笔调一转,忽然说:“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他自己是当地人,虽然常游灵岩山,但未发现灵岩有幽境胜景,用文中的话来说,仿佛灵岩山故意鄙薄本地人浅陋,把幽境胜景都隐藏起来,等待外来贵宾莅临欣赏。从而引出饶介及其随行的游山,见出饶介对灵岩山景物“幽显巨细”,莫不称道,而作者自认“浅陋”,从前不识灵岩山。最后借饶介“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发挥议论:山被人欣赏,人欣赏山,两相对应,有这样的山而遇不到这样的人,或者有这样的人而见不到这样的山,“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名山须待名士赏识,名士须遇名山共游。“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并且特意点明“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他只是“有幸”参与此游,其实并不在“名士”诸公之列。
灵岩山是苏州的名山。作者是苏州人,又是饱学卓见、品位高雅之士,热爱家乡的山,热爱家乡的水,热爱家乡的名胜,又屡次游览灵岩山,并不是“不识”灵岩,也不是“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正是由于作者对灵岩十分熟悉,才能如此独到地把握和道出灵岩山之“异”,才能如此精准地领略并感叹:“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作者以“浅陋”的姿态自居,在《游灵岩记》的写景、记事以及议论之中蕴含了深意:以明褒实贬的笔法,寄寓比喻,嘲弄新贵大员饶介的附庸风雅,其实并不识灵岩,挖苦同游的十位幕僚“名士”的簇拥,其实是趋炎附势。高启犹如灵岩山,“拔奇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全文因此别有一番机趣。
全诗五章,每章四句,从结构上看,可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为有“予美亡此”句的三章,后一部分为有“百岁之后”句的两章。对后一部分是用赋法,诸家无异议,但对前一部分,除第三章皆认为是赋外,第一、二两章却有“兴”、“比而赋”、“赋”等三种说法。“葛生蒙楚(棘),蔹蔓于野(域)”两句,互文见义,都既有兴起整章的作用,也有以藤草之生各有托附比喻情侣相亲相爱关系的意思,也有对眼前所见景物的真实描绘,可以说是“兴而比而赋”。这一开篇即出现的兴、比、赋兼而有之的意象,设置了荒凉凄清、冷落萧条的规定情境,显示出一种悲剧美作。接着,“予美亡此,谁与独处”两句,是表达对去世的配偶表示哀悼怀念之情。这里的比兴意义是:野外蔓生的葛藤蔹茎缠绕覆盖着荆树丛,就像爱人那样相依相偎,而诗中主人公却是形单影只,孤独寂寞,好不悲凉。第三章写“至墓则思衾枕鲜华”(郝懿行《诗问》),“角枕、锦衾,殉葬之物也。极惨苦事,忽插极鲜艳语,更难堪”(牛运震《诗志》)。而“谁与独旦”如释“旦”为旦夕之旦,其意义又较“独处”、“独息”有所发展,通宵达旦,辗转难眠,其思念之深,悲哀之重,几乎无以复加。
后两章,语句重复尤甚于前三章,仅“居”、“室”两字不同,而这两字意义几乎无别。可它又不是简单的重章叠句,“夏之日,冬之夜”颠倒为“冬之夜,夏之日”,不能解释为作歌词连番咏唱所自然形成,而是作者刻意为之。两章所述,体现了诗中主人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永无终竭的怀念之情,闪烁着一种追求爱的永恒的光辉。而“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室)”的感慨叹息,也表现出对荷载着感情重负的生命之旅最终归宿的深刻认识,与所谓“生命的悲剧意识”这样的现代观念似乎也非常合拍。
这是一篇爱国词,词的上片描写作者因为听到杜鹃“不如归去”的催促声,从而唤起了自己对往昔的回忆,对古今沧桑的感慨,尤其是对失去国家、被虏北上的宋恭帝的思念与惋惜。下片运用李商隐的诗句和苏秦的故事,表达对昔日繁华都城沦陷敌手、故国一片荒凉的愤恨不平,尤其是对抗金志士报国无门的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无限悲哀与同情。这首词题为“闻杜鹃”,全篇词意都从“闻杜鹃”生发开去,由此发端,由此收煞,由此过变,由此转换。
词的上片写出作者自己少年时代上都门游学、求取仕进的心情,地在长亭,时在薄暮,听到杜鹃的叫声,勾引起了羁旅之愁,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意念,这与秦观《踏莎行》“杜鹃声里斜阳暮”的意境是相似的。十八年间,词人来往于“都门路”上;一眨眼,又有十六年没到过杭州,其间的变化,诚有隔世之感。词人用“白首人间今古”,概括这种生活体验。昔日少年,今朝白首,人事沧桑有如“古”“今”之变。“又惊绝,五更一句”,一个“又”字,词意深进一层。
“五更”句,指的是刘将孙《摸鱼儿》词里的句子:“今又古。任啼到天明,清血流红雨。”本来已在为世事的变幻而感叹不已,又那堪忍受杜鹃一夜啼到天明,故曰“惊绝”。写作这首词时,词人已经五十三岁,此时听到杜鹃声的感受,与少年时代的感受已迥然不同,既产生“黍离”、“麦秀”之感,又产生许多联想:由杜宇联想到被掳北去的恭帝。恭帝在北方颠沛流离,与当年蜀天子的遭遇相似,故曰“道是流离蜀天子”;而当初他在临安时讲的是吴语,故曰“甚当初,一似吴儿语”。
前片结尾二句:“臣再拜,泪如雨。”隐括杜甫诗意。杜甫《杜鹃》:“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词人效法杜甫,把杜鹃当作流离北方的恭帝,遥遥再拜,泪如雨下。
下片描写了临安的凋敝和抗元英雄的牺牲。当词人“桃花前度”,重来临安的时候,画堂依然,客馆无恙,但在画桥边哀民遍地,一派“黄竹歌声”。此用李商隐《瑶池》“黄竹歌声动地哀”诗意。过片这几句,因中有“记”这一领字衔接上下,又有“真无数”、“画桥”、“前度”等字样,所写乃是临安失陷前的繁华景象,这是虚写;而“黄竹歌声”,才是眼前所见的凄凉景象,这是实写。词人将昔日之繁华和今日之冷落对照起来,虚实相生,倍增伤感,语意极含蓄。
“风雨断魂苏季子”三句,以“苏季子”比喻抗元英雄。苏季子即苏秦,他当年游说六国以抗秦,意欲封侯万户,后乃金尽裘敝,落魄而归。南宋末年的爱国志士们为抗击元军,恢复失土,英勇献身,不能归乡,只得梦回家山。“谁不愿、封侯万户?”建功立业,本是封建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但在国家多难的时候,为国捐躯的人,虽未封侯拜爵,却得到人们的普遍崇敬和深深忆念。
“寂寞江南”二句,描写临安附近人迹稀少。京都道上,人烟萧瑟,江南寂寞,道路难行,词人触景生情,家国之痛,涌上心头,从而逼出结句“啼尽血,向谁诉”,重又回环到“杜鹃”上,用拟人化的口吻,说杜鹃终日啼鸣,纵然啼尽鲜血,又向谁去诉说这一切人间的悲苦呢?结局有不尽之意,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
这首词题为“闻杜鹃”,全篇词意都从“闻杜鹃”生发开去,由此发端,由此收煞,由此过变,由此转换。在羁旅者的耳中,杜鹃声声,犹如家人“不如归去”的催唤声;而在遗民的心灵上,杜鹃声声,却唤起了对旧帝、对抗元英雄、对苦难人民的深深忆念和同情。杜鹃声是贯串全篇的词脉。这首词采用了总起分承的过变手法,将下片看来似乎不相连属,与杜鹃毫无关涉的数层词意,绾合起来,具见作者的艺术匠心。
此词可分三层。
上片为第一层,由江行沿途所见山川引起怀昔游,痛惜年华之意。长江中下游地区山川秀美,辛弃疾南归之初,自乾道元年至三年,曾漫游吴楚,行踪遍及大江南北,对这一带山水是熟悉的。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此后出任地方官,调动频繁,告别山水长达十年。此时复见眼中川“都似旧时相识”了。“溪山”曰“过眼”,看山却似走来迎,这是江行的感觉。“怪”是不能认定的惊疑感,是久违重逢的最初的感触。往事虽“还记得,却模糊、记不真切,真象一场旧梦。
“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梦中”云者不仅有烘托虚实之妙,也是心理感受的真实写照,这种恍惚的神思,乃是多年来雄心壮志未得实现。业已倦于宦游的结果。反复玩味以上数句,实已暗伏“尘劳”、觉非之意。官场之上,往往如山水一般旧曾相识虚如幻梦不如远离,同时也就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召唤,来自大自然的召唤。所以,紧接二句写道:“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两平生屐?”要探山川之胜,就得登攀,“携杖”、着“屐”(一种木底鞋)是少不了的。
《世说新语·雅量》载阮孚好屐,尝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两)屐?”意谓人生短暂无常,话却说得豁达幽默。此处用来稍变其意,谓山川佳处常在险远,不免多穿几双鞋,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结尾几句就对照说来,“笑尘劳、三十九年非”乃套用蘧伯玉(春秋时卫国大夫)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话(语出《淮南子·原道训》),作者当时四十岁,故这样说。表面看,这是因虚度年华而自嘲,其实,命运又岂是自己主宰得了的呢。“长为客”三字深怀忧愤,语意旷达中包含沉郁。实为作者于四十年年来之感慨,年已四旬,南归亦久,但昔日的志愿,却无一件得以实现,感慨,今是昨非,一生劳碌,原来“长为客”无丝毫是自己左右的。
这片六句另起一意为第二层,由山川地形而引起对古代英雄事迹的追怀。扬州上游的豫章之地,历来被称作吴头楚尾。“吴楚地,东南坼”化用杜诗(《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表现江行所见东南一带景象之壮阔。如此之山川,使作者想到三国英雄,尤其是立足东南北拒强敌的孙权,最令他钦佩景仰。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志·先主传》)而孙权堪与二者鼎立。此处四句写地灵人杰,声情激昂,其中隐含作者满腔豪情。“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二句有慨叹,亦有追慕。恨不能起古人于九泉而从之的意味,亦隐然句中。
结尾数句为第三层,是将以上两层意思汇合起来,发为更愤激的感慨。“楼观才成人已去”承上怀古,用苏轼诗“楼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送郑户曹》)意,这里是说吴国基业始成而孙权就匆匆离开人间。“旌旗未卷头先白”承前感伤,由人及己,“旌旗”指战旗,意言北伐事业未成,自己的头发却先花白了。
综此二者,于是词人得出一个无可奈何的结论:人间哀乐从来循环不可琢磨(“转相寻”),“今犹昔”。这结论颇带宿命色彩,乃是作者对命运无法解释的解释。更是作者对命运不如已愿,人事多乖的感叹。
词中一方面表示倦于宦游——“笑尘劳、三十九年非”,另一方面又追怀古代英雄业绩,深以“旌旗未卷头先白”为憾,反映出作者当时矛盾的心情。虽是因江行兴感,词中却没有着重写景,始终直抒胸臆;虽然语多含蓄,却不用比兴手法,纯属直赋。这种手法与词重婉约、比兴的传统是完全不同的。但由于作者是现实政治感慨与怀古之情结合起来,指点江山,纵横议论,抒胸中郁闷,驱使古人诗文于笔端,颇觉笔力健峭,感情弥满。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自具兴发感人力量。
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全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全文分4段。
第1段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在作者的论说文中,《师说》是属于文从字顺、平易畅达一类的,与《原道》一类豪放磅礴、雄奇桀傲的文章显然有别。但在平易畅达中仍贯注着一种气势。这种气势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和严密的逻辑所形成的夺人气势。作者对自己的理论主张高度自信,对事理又有透彻的分析,因而在论述中不但步骤严密,一气旋折,而且常常在行文关键处用极概括而准确的语言将思想的精粹鲜明地表达出来,形成一段乃至一篇中的警策,给读者留下强烈深刻的印象。如首段在一路顶接,论述从师学道的基础上,结尾处就势作一总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大有如截奔马之势。“圣人无常师”一段,于举孔子言行为例之后,随即指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从“无常师”的现象一下子引出这样透辟深刻的见解,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
其次是硬转直接,不作任何过渡,形成一种陡直峭绝的文势。开篇直书“古之学者必有师”,突兀而起,已见出奇;中间批判不良风气三小段,各以“嗟乎”、“爱其子”、“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发端,段与段问,没有任何承转过渡,兀然峭立,直起直落,了不相涉。这种转接发端,最为韩愈所长,读来自觉具有一种雄直峭兀之势。
此外,散体中参入对偶与排比句式,使奇偶骈散结合,也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