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
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伦敦任驻英使馆参赞，以乐府杂曲歌辞《今别离》旧题，分别歌咏了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等新事物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自然现象。诗人巧妙地将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与传统游子思妇题材融为一体，以别离之苦写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又以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表现出当时人在别离观上的新认识。因此，《今别离》既是乐府旧题，又反映了今人——近代人别离的意识，是当时“诗界革命”和黄遵宪“新派诗”的代表作品。
从结构上看，四诗各自独立成篇：首篇写轮船、火车载人远去；次写抵达异域后，以电报向家人报平安；三写寄相片以慰离愁；四写思妇，欲梦佳期，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眠起不同，佳期难梦。但在内在逻辑上，四诗又一线贯穿，首尾相衔，是一组小型组诗，表现了“今别离”的特点和近代人相思别离的全过程。
古、今别离的不同，首先在于别离时所用交通工具的不同。不同的交通工具所激发的离情别绪，就有快慢、浓烈、强度和类型的不同。第一首咏火车、轮船，即以古代车舟反村，以当今火车、轮船的准时、迅速，表现近代人离情别绪的突发与浓烈。全诗的核心是一组对比——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别离，行止犹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其中有发车之准时：“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有马力巨大的“万钧柁”，不畏打头石尤风，决无“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之可能性。其迅疾：“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故其离情，既不似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之缓慢；更无郑谷“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之从容，倏忽之间，人已不见，此时便只能看一个“快乘轻气冲球“（海上飞艇）的愿望而已。
既已别离，辄起相思。相思何以慰——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遂过渡到咏电报的第二首。
“朝寄”、“暮寄”，寻常家书而已。但驰书之快，迅疾如电，又与通常家书不同。其不同处有四：一非君手书；二无君默记；三无亲呢语；四经“三四译”，已难尽如人意——实是近代电报通讯的特点，以思妇的口吻道出，又贴切、自然而有新意。更有甚者，“只有斑斑墨”以下六句，诗人竟以南朝乐府民歌中谐音双关的艺术手法，以斑斑墨、门前树及江南水乡常见的藕与丝，来描写与电报有关的电讯器材和电讯设施。“斑斑墨”，写的是电码；“两行树”，写的是电线杆；“中央亦有丝”，借莲藕之丝写电线中央的铜丝；“两头系”，写的是相隔万里之遥的两座电讯大楼。藕断丝（谐思）连，仅是谐音比喻；而电线丝却真的能传递相思之情，这比借丝之喻又进了一层。整首诗以思妇接到远行丈夫电报来驰骋想像，展开内心独白，把相思之情与电报的特点高度融合在一起，如刘燕勋所说：“结想俱匪夷所思，直入化境矣。”
别离愈久，思念愈切，慰尔相思，除电报外，还寄来照片——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遂又写照片。
古代别离，虽朝思暮想，却不能面见。经过长时间的别离，倘若“今日见君面”，则一定是夫妻重逢，“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那时的通讯往来，常常是片言只语，雁字鱼书而已，感情的表现形式也仅是“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或“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虽有“画图省识春风面”的方法，却从不用在“—种相思，两处闲愁”上。近代则不同，因为出现了照相术，故能见照片上的的“君面”，虽然不是真的相逢。不过，即使把“君”的照片与自己的照片悬挂在一起，以便“汝我长相从”，但实际上仍隔着千山万水，别恨无穷。或者不如说，由于收到“对面不解语”的照片，反更易惹起自己一般浓浓的相思离别之情。于是，此首便由“自非梦往来，密意何由通”转入第四首。
思妇收到电报，怨无寻常并坐语，况经三四译；收到照片，恨对面不解语，仍觉忧心忡忡，自觉“密意”难通，于是寄希望于“梦”。忽然，她又想到，由于“君”与“妾”之间“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昼夜既相背，眠起即不同，“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处“举头见明月”，君处“侵晓刚披衣”。彼此既不相闻，故“魂梦难相依”。连梦也做不到一块，这比起以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相思可以“梦佳期”的张九龄，以及自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东坡来，不仅“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洲茂，隐恻缠绵”，且确是咏古人未见之物，发古人未发之情，“辟古人未曾有之境”（陈三立语）。
这组诗的佳处，自然还不止以上所说，诗人以其深厚的古典诗歌修养，将新事物成功地溶入古典诗歌的氛围中，也是本诗的特点之一。不过，那些弥漫着古色古香的诗句，在本诗中只起着“旧瓶”的作用，未能与其所装的“新酒”媲美，所以，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诗的前两句，作者先交待了牧童到远处放牛的原因。“绕村四面禾黍稠”，村子周围都是庄稼地，禾苗长势正好，为了避免牛群祸害庄稼，牧童只好到远处放牛，这两句在逻辑上采用了倒置的手法，先写果后写因，突出了“远牧牛”这个结果，后文也正是围绕牧牛展开。
“陂中饥鸟啄牛背，令我不得戏垅头。”牧童把牛赶到了水草丰美的河边陂岸，本来是想让牛专心吃草，不用担心它们会糟蹋庄稼，这样他就能和伙伴们一起嬉戏玩耍了。结果，陂中有很多饥饿的水鸟，它们不停地落在牛背上啄食虫虱，牧童不得不留下来看顾牛群，不停地驱赶鸟雀，其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这两句写出了牧童抱怨的情绪。
“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犊时向芦中鸣。”因为陂中“草多”，所以牛群时常走散，在芦苇丛中的白色牛犊还不时地抬头朝空中长鸣。这说明牧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在儿童眼里，这艰苦的劳动里倒也有不少乐趣。正因为牛群走散，牧童们必须分开寻牛。为了彼此联络，告知对方自己所在的位置，他们“隔堤吹叶应同伴”；为了管束牛群，牧童还要不时地“还鼓长鞭三三四声”。这两句把寻牛、赶牛的过程写得生动有趣，富有立体感与生活感。
诗到这里，还只是单纯的叙事写景，除了生活情趣的盎然和儿童的天真娇憨之态令人印象深刻，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张籍的乐府诗往往会在有限的篇幅中叙写情事，只在篇尾以二句话作结，正符合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对新乐府诗歌的创作要求：“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
“牛牛食草莫相触，官家截尔头上角。”牧童一边挥鞭，一边警告牛群：“你们不要再继续打斗了，否则一旦被官府发现，就会有官兵来截断你们头上的角。”以官兵来恐吓牛群，足见牧童心性的天真、单纯。
全诗自然清新，构思新颖，以儿童天真的口吻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达到了更强烈的讽刺效果。
这是一首“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诗作，具有国风民歌的特点。全诗三章，每章均以“鸿雁”起兴，并借以自喻。首章写流民被迫到野外去服劳役，连鳏寡之人也不能幸免，反映了受害者的广泛，揭露了统治者的残酷无情。振翅高飞的大雁勾起了流民颠沛流离无处安身的感叹，感叹中包含着对繁重徭役的深深哀怨。次章承接上章，具体描写流民服劳役筑墙的情景。鸿雁聚集泽中，象征着流民在工地上集体劳作，协同筑起很多堵高墙，然而自己却无安身之地。“虽则劬劳，其究安宅”的发问，道出了流民心中的不平和愤慨。末章写流民悲哀作歌，诉说悲惨的命运，反而遭到那些贵族富人的嘲弄和讥笑。大雁一声声的哀叫引起了流民凄苦的共鸣，他们就情不自禁地唱出了这首歌，表达了心中的怨愤。
这首诗感情深沉，语言质朴，韵调谐畅，虽是一首抒情诗，但又兼有叙事、议论的成份。然而此诗最大的特点是比兴手法的运用，每章开头都以鸿雁起兴，不仅可以引起丰富的联想，而且兼有比义。鸿雁是一种候鸟，秋来南去，春来北迁，这与流民被迫在野外服劳役，四方奔走，居无定处的境况十分相似。鸿雁长途旅行中的鸣叫，声音凄厉，听起来十分悲苦，使人触景生情，平添愁绪。所以以之起兴，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全诗三章根据所述内容的不同，或是兴而比，或是比而兴。一章以鸿雁振羽高飞兴流民远行的劬劳，二章以鸿雁集于泽中，兴流民聚集一处筑墙。这两章都是兴中有比，具有象征意味。第三章以鸿雁哀鸣自比而作此歌，是比中含兴。比兴意蕴的交融渗透，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表现力。由于此诗贴切的喻意，以后“哀鸿”“鸿雁”即成了苦难流民的代名词。
另外，此诗每章所写的具体内容虽各不相同，但却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首章写出行野外，次章写工地筑墙，末章表述哀怨，内容逐层展开，主题得到了升华。再加上“鸿雁”“劬劳”等词在诗中反覆出现，形成了重章叠唱的特点，有一唱三叹的韵味。
这首词亦见于冯延巳的《阳春集》。清人刘熙载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艺概·词曲概》）在词的发展史上，宋初词风承南唐，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欧与冯俱仕至宰执，政治地位与文化素养基本相似。因此他们两人的词风大同小异，有些作品，往往混淆在一起。此词据李清照《临江仙》词序云：“欧阳公作《蝶恋花》，有‘深深深几许’之句，予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李清照去欧阳修未远，所云当不误。
此词写闺怨。词风深稳妙雅。所谓深者，就是含蓄蕴藉，婉曲幽深，耐人寻味。此词首句“深深深”三字，前人尝叹其用叠字之工；兹特拈出，用以说明全词特色之所在。不妨说这首词的景写得深，情写得深，意境也写得深。
词上阕以“庭院深深深几许”起句，点明女主人所处环境“庭院”，而三个“深”字的叠字运用更形象地描绘出女主人所处环境之“深幽”。这三个字不仅写出“庭院”之幽深更写出了女主人内心的幽深孤寂。词人紧接又用“杨柳”、“堆烟”、“帘幕”这些意象将女主人内心之凄之怨刻画的淋漓尽致。其中“堆”字尽道杨柳之密，烟雾之浓。试想女主人在庭院独上幕楼放眼遥望茂密的杨柳萦绕着浓浓的雾霭仿似一幅水墨画。奈何如此美景却寻不见丈夫的踪迹，眼前景物狠心地阻隔了她的视线，内心无端升起无限悲凉来。虚数“无重数”与“几许”相呼应，暗示阻隔视线的岂止是“杨柳”、“堆烟”、“帘幕”那么简单。女主人因何望夫？丈夫到哪里去了呢？既不当兵也不从商而是“玉勒雕鞍游冶处”。丈夫在外风流快活而自己却只能独上幕楼凝眉空望，叹息楼台之幕让自己看不见章台路。后两句点名女主人内心凄婉、空怨的原因。女主人明知丈夫在外风花雪夜，但内心还是怀有期盼，哪怕只看见丈夫离去的背影也好，奈何这点要求也难以满足，只得独自忍受着深院的冷漠寂寥。
下阕则是女主人内心世界引发的感伤。“雨横风狂三月暮”，其中“横”和“狂”直接点破女主人那异常不平的内心世界。三月的春风细雨原本极其温柔，然而这里雨不是“斜雨”而是“横雨”，风不是“煦风”而是“狂风”，原本美丽的“三月”却饱含着一份无情。“暮”字足见女主人等待之久，或许一天，或许一年，或许一辈子。多情的等待换来的却是无情的深深庭院里的不尽的黑夜。“夕阳无限好”，女主人已无意黄昏，一个“掩”诉尽她内心的凄凉。“无计留春住”看似“无计留春”实则是感叹女子容颜易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青春未逝况且如此，青春流逝那还有什么盼头呢？此情此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一位独处深闺的女子日日期盼着良人，奈何良人却无意家中，成天风花雪夜在外头鬼混；日子一天天过去，自己的青春也一天天消逝，自己又凭什么期盼良人回心转意呢？内心油然升起无限寂寥、感伤、无奈之情来。女主人公最后只能寄情于“落红”，自己恰如那凋谢的落花一去不复返，再无人想起她那令人怜爱的容颜。“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泪即是为花也是为己，或许是花的残败触动了女子的心事，或许是女子自感身世怜花垂泪。“不语”则表现女主人内心孤寂无人理解的愁苦。“乱红飞过秋千去”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
词中写了景，写了情，而景与情又是那样的融合无间，浑然天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境。读此词，总的印象便是意境幽深，不徒名言警句而已。词人刻画意境也是有层次的。从环境来说，它是由外景到内景，以深邃的居室烘托深邃的感情，以灰暗凄惨的色彩渲染孤独伤感的心情。从时间来说，上片是写浓雾弥漫的早晨，下片是写风狂雨暴的黄昏，由早及晚，逐次打开人物的心扉。过片三句，近人俞平伯评日：“‘三月暮’点季节，‘风雨”点气候，‘黄昏’点时刻，三层渲染，才逼出‘无计’句来。”（《唐宋词选释》）暮春时节，风雨黄昏；闭门深坐，情尤怛恻。个中意境，仿佛是诗，但诗不能写其貌；是画，但画不能传其神；惟有通过这种婉曲的词笔才能恰到好处地勾画出来。尤其是结句，更臻于妙境：“一若关情，一若不关情，而情思举荡漾无边。”（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王国维认为这是一种“有我之境”。所谓“有我之境”，便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人间词话》）。也就是说，花儿含悲不语，反映了词中女子难言的苦痛；乱红飞过秋千，烘托了女子终鲜同情之侣、怅然若失的神态。而情思之绵邈，意境之深远，尤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