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联为点题之笔，由图像麒麟阁而追述苏武忠贞品格；中间两联选取了极富代表性的细元，体现苏武不畏艰难而始终心向汉室的精神；尾联则以李陵泣别作为反衬，更见出苏武人格的崇高。诗人在这首题画诗中，热烈歌颂了苏武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崇高民族气元，悲壮深沉，慷慨激越。
这首诗的前两句“未入麒麟阁，时时望帝乡。”叙写苏武出使匈奴被无理扣留十九年期间，时时刻刻都在深切怀念祖国的情形。一个“望”字，表现了怀念的深切。诗一开头就抒写并赞美了苏武的高风亮元。
接着“寄书元有雁，食雪不离羊。”两句主要叙写苏武被匈奴幽禁后啮雪、吞毡，后被流放于北海牧羊的情形。苏武被无理扣留之后，匈奴掌权者百般折磨苏武，强迫他投降匈奴，但苏武威武不屈，忍受着残酷的折磨，视死如归决不变元。数年后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得知苏武尚在，但匈奴仍不让苏武返汉。后来匈奴继续胁迫、折磨苏武强使投降。他们密密幽禁苏武。数天后，饥渴难忍，苏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后把他流放于北海荒无人烟之处，强追他放羊。短短两句诗把苏武被扣留匈奴十九年期间所遭受的种种折磨，非人待遇以及苏武英勇不屈跟匈奴顽强斗争的情景深刻表现出来。
五、六句“旄尽风霜元，心悬日月光。”侧重议论抒情，写苏武虽历尽艰辛，遭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与摧残，但他心怀祖国，有坚强的信念，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所以宁死不屈，宁死也不变元，不投降，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民族气元和操守。
最后“李陵何以别，涕泪满河梁。”用李陵的羞愧难当来反衬苏武的不辱使命，秉持汉元，光荣返回汉朝的情形，进一步突出苏武的爱国精神。
这首题画诗既写了苏武啮雪吞毡和冰天雪地中的持元牧羊，又写了他与降将李陵的相别，以李陵的羞愧痛苦来映衬苏武的高风亮元及高尚的操守。同时，还写了苏武回朝后，在甘露三年被图画于麒麟阁的光荣，短短八句诗，概括了苏武光辉而又经受无数磨难坎坷的一生。
诗人把一个对国家民族忠心耿耿，对仇敌威武不屈，受尽折磨摧残而毫不动摇，始终坚持民族气元的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这首诗既有描叙，又有议论、抒情；既有比拟、夸张，又有映衬手法。语言淳朴自然，亲切生动而又晓畅。
此诗描写了作者独处在屋子里，独坐屏风前的所感所思。诗中寓情于景，用平淡自然的言语，抒发了作者对于家乡的思念和对官场的厌倦之情。
全诗较短，只有四句，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层次。
前两句为第一个层次，主要写诗人在殿内值夜的环境。头一句写诗人值夜时坐在屏风中间，两鬓斑白，已经是五十多岁年纪的人了。人老头发首先从鬓毛白起，故日“鬓毵毵”。第二句写红蜡的烛光在夜深中摇曳跳跃。
以上两句诗为读者描绘出一种死寂冷清的环境。从空间环境看，周围是宫墙深院，身边是“屏风围坐”，身处“重重帘幔”之中。从时间环境看，诗人已进入了“鬓毵毵”的暮年，节令已是寒食前后，春寒犹在，时间是夜深。从亮度上看，也只有一点点绛蜡的摇光。如此一点亮光，很难抵御夜深的漆黑，诗人独自一人处在这样一个时空环境里，心情上必然产生一种重压感。如此漫漫长夜，给诗人提供了一个反思的环境。
诗的第二个层次由写环境开始自然过渡到写心境。第三句是全诗的过渡句，即由第一、二句的写环境向第四句的写心境过渡。诗人从26岁入大都为朝官，在北方生活了近三十年时间。不难想象，“京国多年”，已经习惯了北方的生活条件，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南方人的常情尽改。但是，诗人的乡音不会改。如唐代诗人贺知章，虽然“少小离家老大回”，最终还是“乡音无改”。更为重要的是，诗人的江南人意识不会变，诗人的思乡情不会变。所以，诗人在“忽听春雨”之后，自然会“忆江南”。“忽听”二字不可忽略，极富感情色彩。从前三句看，诗人的反思是深沉的，心情是郁闷的，乡思是浓烈的。“忽听”使诗人的感情来个大转变，于寂寞中忽然听到春雨来临的惊喜之情跃然纸上，使其精神为之一爽。色调也开始由暗淡变为明快，这是给诗人带来向往、希望、思念的春雨。
诗人“忆江南”，不仅仅是因为春寒犹在的北国比不上“杏花春雨江南”，而主要是因为诗人年纪老大、仕途坎坷。诗人在翰林时“承顾问及古今得失，尤委曲尽言”，“谏或不入，归家悒悒不乐”。一些同僚“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间之”。谗言一时不能奏效，“则相与摘集（虞集）文辞，指为讥讪”。在此种情况下，诗人时时想退出政坛，告老还乡。
全诗言语平淡而自然，但却含有丰富的底蕴，浓浓思乡之情藏在淡淡哀愁之中。
“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