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用“夜归”统摄全篇，应把握时令是“夜”和事件是“归”，因此要找出“夜”中的意象，和“归”中意境。既然已“夜深”了，还要归家，那么思家怀乡之切自不必说；“竹窗斜漏补衣灯”，这是游子（夜行人）快至家门时所见，夜已深了，家里还亮着“补衣灯”，家中亲人对游子的关切和思念之情，扑面而来。
一开篇“夜深归客”四字，点明了诗题“夜归”。为什么要连夜赶回去呢？诗中没有交代，但是联系以下几句，读者可以想象，大约是一位出门已久的游子，思家心切，到了归途的最后一段路程，便不愿在投宿多耽搁一夜，而宁愿日夜兼程，摸黑赶路，以致深夜到家。诗中撷取的正是将到未到的情景。“倚筇行”三字勾画出归客的形象。透过归客倚杖蹒跚而行的身影，可以想见深夜行路的艰难，也可以推知游子劳累的旅况和近乡情切的心理。
第二句看来是写走过村外野地的情景：田野里的土埂子上，影影绰绰的鬼火、星星点点的流萤。通过深夜荒径冷气森森、幽光闪烁的环境，烘托出归客孤身夜行的凄凉，也反衬出归客不顾一切、急切回家的心境。途中越是阴冷，就越是令人急于早点回到温暖的家中。
第三句写终于进村了，首先看到的村店。在昏暗的月色衬托下， 村店显得寂静而冷漠，但在归客的眼中，家乡的村店却给深夜的荒野带来了生机，一种家在咫尺的亲切感油然而生。转过村店，不就快到家了？“泥径滑”三字，正是写归客脚下加快步伐，因而更感觉到路滑难行。他就在这一步一滑中，匆匆转过村店，越走越近盼望已久的家门。
随着画面的延伸，一幅充满亲情的图景展现在归客眼前——“竹窗斜漏补衣灯”。这是多么的出人意外！夜那么深了四周黑黝黝的，全村都人睡了，可是唯独自家竹窗还透出灯火，隐约可见灯下补衣的身影。啊，那不是他所思念、温暖的家吗？此刻那熟悉的身影强烈叩击着归客的心扉。
上片首二句写未出观灯前的寂寞心情。“春点疏梅雨后枝，翦灯心事峭寒时”两句，真所谓“清空而义骚雅”。于情意讲，惜梅心事，乃叹息于春来匆匆，不过一般伤春意绪而已。但所谓“翦灯心事”，引出李商隐《夜雨寄北》情景，言外自有许多令人想象处：此处是否也有类似李商隐那样的意思，比如：“何当共剪两窗烛，却话春点雨梅时？”何况，首句“春点”所塑造的“春点疏梅雨后枝”的意象，非常诗意化，清寒寂寥中带来几分雅润清丽，很耐品味。
第三句写出行。“市桥携手步迟迟”，“迟迟”两字写出层层心意，白石此行因收灯后百无聊赖引起，友人俞商卿呼之乃出，俞商卿不呼他人而单唤白石，显然两人情谊非同寻常，在举城喧闹过后携手漫步，正是友人彼此交心的最佳时刻，步履缓慢，交谈喁喁，生怕急促的脚步破坏了这份心灵间的宁静。
下片首二句写元宵灯市的热闹场面：蜜炬，是所见；笙歌，是所闻。结句写看灯的人乐而忘返，到夜深不肯归去。玉筝呜呜，江梅点点，行行走走，好不惬然 。可惜一阵东风吹来，梅花吹落，望之不禁失神：“东风落靥”一句，以美人笑靥比娇嫩梅花，韵致清绝，思之如圃，美不胜收。
从整体看， 这首小词是写元宵节收灯之夜作者与友人在吴兴街头散步所见。雨后疏梅着花，春寒料峭，街头灯烛照耀，笙乐不停，直到夜深人们还迟迟不归。
全词用正面白描，勾画出灯节的热闹气象。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这是一首以描绘蜀道山川的奇美而著称的抒情诗。此诗以写实的笔触，精练、准确地刻画了蜀地虽然崎岖难行，但具备别有洞天的景象，劝勉友人不必过多地担心仕途沉浮，重要的是要热爱生活。诗中既有劝导朋友不要沉溺于功名利禄中之意，又寄寓诗人在长安政治上受人排挤的深层感慨。全诗首联平实，颔联奇险，颈联转入舒缓，尾联低沉，语言简练朴实，分析鞭辟入里，笔力开阖顿挫，风格清新俊逸，后世誉为“五律正宗”。
全诗从送别和入蜀这两方面落笔描述。首联写入蜀的道路，先从蜀道之难开始：“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
“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临别之际，李白亲切地叮嘱友人：听说蜀道崎岖险阻，路上处处是层峦叠嶂，不易通行。语调平缓自然，恍若两个好友在娓娓而谈，感情显得诚挚而恳切。它和《蜀道难》以饱含强烈激情的感叹句“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开始，写法迥然不同，这里只是平静地叙述，而且还是“见说”，显得很委婉，浑然无迹。首联入题，提出送别意。颔联就“崎岖不易行”的蜀道作进一步的具体描画：“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
蜀道在崇山峻岭上迂回盘绕，人在栈道上走，山崖峭壁宛如迎面而来，从人的脸侧重迭而起，云气依傍着马头而升起翻腾，像是腾云驾雾一般。“起”、“生”两个动词用得极好，生动地表现了栈道的狭窄、险峻、高危，想象诡异，境界奇美，写得气韵飞动。
蜀道一方面显得峥嵘险阻，另一方面也有优美动人的地方，瑰丽的风光就在秦栈上：“芳树从秦栈，春流绕蜀城。”
此联中的“从”字是评家所称道的“诗眼”，写得生动、传神，含意丰满，表现了多方面的内容。
它包含的第一层意思是：山岩峭壁上突出的林木，枝叶婆娑，从罩着栈道。这正是从远处观看到的景色。秦栈便是由秦（今陕西省）入蜀的栈道，在山岩间凿石架木建成，路面狭隘，道旁不会长满树木。“从”字准确地描画了栈道林荫是由山上树木朝下覆盖而成的特色。
第二层的意思是：与前面的“芳树”相呼应，形象地表达了春林长得繁盛芳茂的景象。最后，“从秦栈”与对句的“绕蜀城”，字凝语炼，恰好构成严密工整的对偶句。前者写山上蜀道景致，后者写山下春江环绕成都而奔流的美景。远景与近景上下配合，相互映衬，风光旖旎，有如一幅瑰玮的蜀道山水画。诗人以浓彩描绘蜀道胜景，这对入蜀的友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抚慰与鼓舞。尾联忽又翻出题旨：“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
李白了解他的朋友是怀着追求功名富贵的目的入蜀，因而临别赠言，便意味深长地告诫：个人的官爵地位，进退升沉都早有定局，何必再去询问善卜的君平呢！西汉严遵，字君平，隐居不仕，曾在成都卖卜为生。李白借用君平的典故，婉转地启发他的朋友不要沉迷于功名利禄之中，可谓谆谆善诱，凝聚着深挚的情谊，而其中又不乏自身的身世感慨。尾联写得含蓄蕴藉，语短情长。
这首诗，风格清新俊逸。诗的中间两联对仗非常精工严整，而且，颔联语意奇险，极言蜀道之难，颈联忽描写纤丽，又道风景可乐，笔力开阖顿挫，变化万千。最后，以议论作结，实现主旨，更富有韵味。
此诗与《蜀道难》都是写蜀地风光，但在写法上有较大区别。其同者都是从“传说”“见说”入题，着力虚拟夸说蜀道迷离神奇的色彩和点染烘托蜀道的艰险诡奇的气氛，突出难和险，继之按由秦入蜀的时空顺序，绘声绘色，穷形尽相地描绘了蜀道山水风光雄奇峻伟、高危惊险的独有特点。然而，两诗之异则迥然有别。
《蜀道难》充满想象与夸张，而《送友人入蜀》则比较写实。《蜀道难》着意于“难”，寓情于“忧”，诗突然“以嗟叹起，嗟叹结”，中间再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复呼再叹，呼前应后，将蜀道开辟之极苦，蜀道行路之极难，蜀地留居之极险，浑成为一，全诗起结开合，纵横起伏，既有雄浑之势，又有飘逸之神。《送友人入蜀》着眼于“送别”，归结于“入蜀”，从诗旨上讲，不宜夸说渲染蜀道之险难，从五言律诗体裁讲，更毋庸备述蜀道难行的苦况。首联平静点出蜀道“崎岖不易行”的题旨，颔联则化虚说为“实感”，紧承“崎岖”二字。“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尽显蜀道的狭窄、险峻、高危、诡异，颈联“芳树从秦栈，春流绕蜀城”则灵笔一转，由险峻奇诡而优美瑰丽，清丽明畅。尾联则以旷达顺适之情，劝慰友人随缘应机。全诗起承转合皆紧贴诗题，叙事状物，写景寄情，一脉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