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表达了男子对所爱女子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诗先写过去与美人的相会，美人颜色如花，让人沉醉不已。而今美人却弃人远去，故诗歌的主要篇幅写离别之后的相思之情。男子想象女子所居之地在天之涯天涯的明月圆缺变化，好比人的离别相聚；但月虽有圆缺之分，尚可以抬眼望见而与所爱女子睽离之后，却望不见。于是因相思而入梦，梦醒人不见，却更加伤心落泪。弹琴排遣愁绪，曲调高妙，却无知音鉴赏，故断绝琴弦，不再弹奏。在这样的苦苦相思之下，眼前竟然出现了幻觉：“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这两句化花为人，显出曲尽渴望美人归来而想入非非以致心神恍惚的情态。
诗落笔扣题，抓住“思”字赋写，开篇二字即进入深沉的回忆之中。“当时”，乃以前与女子欢聚的日子。那个时候，美人韶颜丽质，犹如盛开的鲜花一般，我为之倾倒，竟然酩酊大醉在她的家里。可见，当初两人是多么情意缠绵。而今天重游旧地，美人早已离去，无法再见面，只有过去的珠箔帷幕依然如故，一派惹人悲伤愁苦的凄凉景象。接着，由“天涯”二字拓开视野。在高远的天空中，挂着一轮皎洁秀丽的明月，它不断地运行，圆了又缺，缺了又圆。明月的形象本来就很美丽，用嫦娥奔月的故事，所造成的意象使明月更加美丽。这两句写明月，实则隐喻美人，而明月的圆缺，又暗寓人的离会。“翠眉蝉鬓生别离”一句，紧承上两句，并包括了，上述的两个意思。黛青的眉毛，蝉鬓的发式，都是女子漂亮的打扮，此即代指美女。与美人无端离别，远比明月的圆缺还要使人悲伤。月儿虽有圆缺之分，但终究可以看到，而与美人的睽隔，却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令人肝肠断绝，难以为怀。
从“心断绝，几千里”，诗意进一步深化，因相思而人梦。美人在数千里之外的天涯，不得相见，只有托之于梦幻境界。“巫山云”意谓在梦中见到了美人，再次享受到醉卧美人家的温馨生活。然而，这毕竟是虚幻的梦境。梦中“一晌贪欢”，醒来以后，觉得更加悲伤，因而泪水滂沱。“泪滴湘江水”截取“泪”字，另成新意，意谓伤心而落下的泪水汇成滚滚的湘江水，可见悲伤之深。接着的两句，又换一个角度来写，以乐景写哀情。湘江两岸，树木葱茏，花枝鲜.艳，呈现出一派诱人的美丽景象。但是，见不到美人，这些花木不仅不能使人心情舒畅，反而更加伤心不已。愁绪深沉，只好借弹琴，来宣泄情感。尽管曲词高妙，因为美人远去，没有知音欣赏，所以，断绝琴弦，不再弹奏。以上八句，从梦中写到梦后，反复抒写无法再见到美人的悲伤哀怨的情怀。
最后四句，写不能见到美人后的痴想。前二句用骚体，并以相同字、词的重复出现，构成复沓句式，反复咏叹，表现了无限深沉的慨叹。其中“暮雨”“朝云”还是用《高唐赋》的字面，借以表达美人远在天涯，到处漂泊的意思。诗意表面上是通过想象，慨叹美人不知究竟在何方，其实是仍然渴望她能回到旧日楼头，与“我”重新聚会。末两句可能受王维《杂诗》（其二）“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末”的启发，经过点化而来。它采用比兴象征的手法，忽发奇想：经过一夜的苦苦相思，到窗前一看，那绽开蓓蕾的梅花，疏影横斜，暗香盈袖，“我”简直以为她就是美人，从天涯回来与“我”相见，使我心中产生了霎时间的惊喜。这里，运用人的幻觉，疑幻为真，表达深厚的相思之情。而幻觉一旦消失，回到真实中来以后，就会更加伤心。因此，这四句在深一层的意脉上，表现的是希望与美人见面，但又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刻骨情思。
属于“韩门诗派”的卢仝，诗歌以险怪见称，但这首《有所思》则通俗浅明，清丽可喜。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艺术效果，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遣词造语清新明快，色泽的涂抹也浅淡清秀，不事雕琢，不追求华丽的藻饰。二是诗中虽，然屡次用典，但都好像信手拈来，融化无迹，如自己出，达到了以意取事、一片神行的境地，既丰富了诗的涵义，也具有通俗明快的特色。三是运用了多种民歌表现手法，如“三三七”句式，某些字、词的反复出现，许多句与句之间采用蝉联的结体方式等。这些手法，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和音乐感，造成了回环往复的特色，使诗富有浓郁的民歌风味，既深情绵邈，又通俗晓畅，大大增强了诗的抒情性。
此词上片描绘室内情景：破新橙，焚兽香，坐吹笙；下片想象室外情景：时已三更，马滑霜浓，行人稀少。前者实写，用实物烘托室内温馨气氛；后者虚写，以语言渲染室外寒冷景象。全词曲折细致地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表露出彼此相爱的心情，为后世历代词家所称赏。
上片以男方的视角写美人的热情待客，抒发新女子情投意合的情感。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在那吴盐白洁似雪的夜里，并州的剪刀凉白如水，美人以她纤细的手指，轻轻地切开新橙。这几句是描写男女夜晚相聚，美人切新橙共尝的亲热情景。
“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新坐调笙”──室内是暖烘烘的帏幕，刻着兽头的香炉（叶嘉莹：兽形的香）轻轻升起沉水的香烟。只有两个人相新坐着，女子正调弄着手里的笙，试试它的音响；男子显然也是精通音乐的，他从女子手中接过笙来，也试吹了几声，评论它的音色的音量，再请女子吹奏一支曲子。这里也仅仅用了三句话，而室内的气氛，两个人的情态，彼此的关系，男子和女子身分，已经让人们看得清清楚楚了。
下片以叙事的方式来抒情，改用女方的口吻来传情，有层次，有曲折，人物心情的宛曲，心理活动的幽微，人物形象的刻画和生活细节的描写更是十分细腻逼真。
“低声问”一句直贯篇末。谁问？未明点。为何问？也未说明。“向谁行宿？”的文化自知是男子的告辞引起。写来空灵含蓄，挽留的意思全用“问”话出之，更有味。只说深夜“城上已三更”，路难“马滑霜浓”，“直是少人行。”只说“不如休去”，表情措语，分寸掌握极好。
这首词，通过新女子特有口吻惟妙惟肖的刻画，曲折深微的写出新象的细微心理状态，追述作者自己在秦楼楚馆中的经历，大有呼之欲出之概。词结束在“问”上，结束在期待的神情上，意味尤长。无限情景，都自先手破橙人口中说出，更不别作一语。意思幽微，篇章奇妙。
词中所写的男女之情，意态缠绵，恰到好处，可谓“傅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不沾半点恶俗气昧；又能语工意新。这种写生的技巧，用在散文方面已经不易着笔，用在诗词方面就更不容易了。单从技巧看，周邦彦实在是此中高手。
第一段是简单的叙事。当一个人有着无法释怀的疑问时，总是希望有人倾听，即使得不到答案，也是一种慰藉。贾谊谪居独处，找不到别的倾听者，他只能向这只带来死亡之兆的鸟儿诉说，而这只鸟是注定无法给出答案的，它甚至也无法表示些许的同情，可见一个人面对死亡时是如此的孤独无助。鵩鸟虽然无法开口说话，但是贾谊让它具备了高妙的智慧，并且让自己能够洞透这只鸟儿的想法，这是汉赋里对话体的开始。鵩鸟所具有的思想不过是贾谊自己的思想，贾谊之所以要用这么曲折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具有了诉说者与安慰者的双重身份，也就是这篇赋序里所说的“为赋以自广”。诉说者所提出的问题是：他要到哪儿去，是凶还是吉？而安慰者却避而不答这个问题，它所回答的是：死亡不过是万物变化的一种，不值得为生留恋，为死悲伤。在这种答非所问中，贾谊其实是在强调自己对于死亡的预感。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诉说，最后一次安慰自己：也许死并不那么可怕。
第二大段是虚拟的鵩鸟的回答，实际上是贾谊在阐发自己的思想。其中引用了很多的道家思想，如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生命的偶然性和死亡的超然性等；大人至人与世俗之人对人生追求的不同看法等。似乎都在渲染一种人生短暂，生命渺小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人生感受；一种无欲无求，幽远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境界。
这位安慰者提起了几部道家著作对于福祸、吉凶的看法，世间万物总是变动迁流，吉与凶、祸与福也总是互相转化，它举了历史上的三个例子：夫差国强而败勾践势弱而称霸、李斯游说成功而被五刑，傅说胥靡乃相武丁。作为一个政治家，这些正是贾谊关心的，第一个例子是帝王的兴衰史，后面两个，则是与贾谊身份相当的士大夫的悲喜剧。年未届而立的贾谊，在他迅速崛起又迅速衰落的仕途生涯中早已尝到了这种大喜大悲的滋味，此时，在困顿之中，他产生了一种无力感，“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人对于这个世界是无力把握的，既然天道深远精妙无从探究，则不如顺应万物的变化，或者走向另一种超越——相信人处在一种无所不在的相对转化之中，在齐同万物、泯灭生死之中逍遥自得。接着贾谊从大人、至人、真人与一般凡夫俗子的人生追求中得出的对比，可以看作是窥破生命，看透人生的一种感叹，表现自己要遗世独立，顺应自然的恬淡安然。“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在道家的经典里，这些道理早已说得很清楚。人面对死亡的态度是“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在活着的时候，如果已将好恶之心去除，那么死亡到来的那一刻，就寻常得跟生命中的其他时刻一样了。吉祥之兆与不祥之兆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仿佛是死神的使者所作的演说，这只不祥之鸟的面目没有狰狞，没有残忍，也许死亡就是这么安详。中国古人对死亡的看法不是在信仰里找到归宿，而是在智慧里找到归宿。
这篇赋引用了很多道家思想，比如第二段中的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而第三段中熔炉的比喻，则来自于庄子，庄子在《大宗师》中引述了一则寓言：“有个铜匠在冶炼铜汁，铜汁突然跳起来说‘我将要成为干将、莫邪那样的宝剑！’铜匠一定认为是不祥的金属，将把它弃去不用。现在天地就像个大熔炉，万物都在里头熔炼，偶尔幻化人形，就跳起来大叫‘我是人！我是人！’天地也会认为是不祥的人，将弃去不用。”其中的思想可以用一句人们熟知的话来概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际上，整个第三段都是在渲染一种无欲无求、悠逸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世界。
贾谊在《鵩鸟赋》一文中虽然含有道家对生死的看法，但又有所不同。虽然在文章中潇潇洒洒、海阔天空，贾谊的真实状态却完全不是这样：为怀才不遇而悲愤、为身心疲惫而感伤、为前途未卜而惆怅。可以感悟到作者当时的心境是一种出离的悲愤，正是这悲愤促使其在文章中处处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写得越欢娱，就越是衬出现实的凄凉；写得越洒脱，就越是衬出无力割舍的迷茫；写得越圆满，就越是衬出那颗颠沛潦倒的心，早已支离破碎。
在艺术上，《鵩鸟赋》的形式十分奇特，它以人鸟对话而展开。这种形式是受到庄子寓言的影响，同时也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此赋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议论为主，以议论来抒写对生命忧患的思考，来阐发人生的哲理。议论之中也常运用一些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议论的形象性，也常用感叹语气来加强议论的情感性。此赋语言凝炼精警，形式上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
刘琨是西晋末年的爱国将领，也是诗人。现存刘琨诗仅《扶风歌》、《答卢谌》等三首，都写于他后期同少数民族入侵者的斗争中，反映的是他立志报国的雄心及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钟嵘《诗品》说他的诗“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也说他的诗“雅壮而多风。”强烈的报国愿望与严酷的现实环境使刘琨诗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在当时诗坛上，他的诗是独树一帜的。江淹这首拟作试图再现刘琨的这一风格特征。
诗题为“伤乱”，这正是刘琨后期诗歌常见的题材。诗开首四句点明了诗题中的乱：大晋王朝遭逢厄运，外族入侵，天下纷乱。北方秦、赵、幽、并等地灾祸不断，战乱频仍，处于分裂状态之中。这是对当时中原地区形势的概括。刘琨《答卢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厄运初遘，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舟覆，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江淹拟作开首四句就是从这里化出的。
紧接着“伊余”二句表明了刘琨报效国家的决心：承受着晋朝的恩宠，国家遭受厄运时，自然要感奋而起，为国奔走献身。为了从战乱中拯救国家，刘琨艰苦转战，备尝艰辛，甚至遇害前仍念念不忘抗击入侵之敌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国家，他确实做到了奋不顾身。
刘琨年轻时就被人目为豪杰，他自己也有远大的志向，在他自己的《重赠卢谌》诗中，他列举了姜尚、管仲、陈平、张良等古代辅佐君王建立功业的人，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像他们那样建立功名。江淹这首拟作也选择了类似典故来表现刘琨的志向：“六奇术”指陈平为汉高祖刘邦六出奇计。张良、韩信是刘邦重要的谋臣武将。“冀与张韩遇”和刘琨自己说的“想与数子游”（《重赠卢谌》）是一个意思，表明他希望建立古人那样的业绩。宁戚是春秋卫人，因家贫给人挽车，至齐，扣牛角而歌，齐桓公见了，认为他非常人，立即任用了他。用这个典故可以说明刘琨羡慕古人有机会施展才能。荀息是晋献公儿子奚齐的师傅，曾说臣当以忠贞事君。献公死后奚齐为君，奚齐被杀后，荀息即以死实践自己的诺言。江淹用这个典故很能体现刘琨的献身精神，并且充满了悲壮色彩。国家的动乱、古人的事迹激励着刘琨。诗至此在情绪上是激昂慷慨的。
然而从“空令”二句起，诗的情绪转入了低沉悲凉，紧扣了题中的“伤”字。刘琨诗中立志报国的雄心与壮志难酬的悲愤是交织在一起的，江淹这首拟作也如此。事实上，刘琨未能实现理想并不是他没有古人那样的才干，而是时势使他难以施展才干。眼看岁月无情流逝，内心的痛苦和焦虑也与日俱增。刘琨自己诗歌提到古人的业绩一则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再则也是用古人的功成名就和自己的一无所成作对照，以显示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悲愤。江淹对此深有体会，故拟作中的用典和刘琨《重赠卢谌》中的用典非常相像。
诗的后半部是写景与直接抒情。刘琨《扶风歌》也有不少写景之句，描写了他赴并州刺史任时沿途所见的凄惨景象，反映了他沉重的心情。江淹这首拟作也吸取了刘琨诗的这一特点，插入了写景诗句。城濠、沙漠、白日、寒树，呈现出一片萧条荒凉的景象。战乱使诗人心情沉重，然而更使他愤懑的是，他的抗敌行动并没有得到晋朝内部的有力支援，统治者中的一些人甚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希望他成功，使他常常孤军奋战，屡屡受挫。拟作刻画了英雄受困时的情景：投袂即甩袖，这个动作反映了刘琨内心的强烈悲愤，“抚枕”是说他满怀忧虑以致夜不能寐。“功名惜未立，玄发已改素”，眼看头发由黑变白，而功名依然未建，这对怀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是极痛苦的事。这两句也和《重赠卢谌》中“功名未及建，夕阳忽西流”如出一辙。最后以“时哉苟有会，治乱惟冥数”作结。也许能够遭逢天时，有所成就，但这毕竟没有多少希望，天下的治与乱，是被冥冥之中的命运所操纵着的。天下动乱激起报国的壮志，壮志难酬引起无限悲愤，无奈之余只能归之于命运，最后两句语似平静，实则隐含了更深的悲伤，悲剧色彩愈浓。
将这首拟作和刘琨现存三首诗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拟作几乎是刘琨后期诗歌的浓缩。整首诗从题材、思想感情、用典、结构布局直到字句的运用和刘琨自己的诗基本吻合，而且浑然一体，毫无拼凑之感。江淹准确地把握了刘琨当时的心理特征，紧紧抓住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作为诗歌情感起伏发展的线索，因而较成功地再现了刘琨诗歌特有的思想感情和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
据《宋书·颜延之传》上说，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好酒疏放，不能苟合当朝权贵，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意有不平，曾说道：“天下的事情当公开让天下人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怎能承担呢？”辞意激昂，因而每每触犯当权者，刘湛等很忌恨他，在彭城王义康前诽谤他，于是令其出任永嘉太守，延之内心怨愤，遂作《五君咏》五首，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这是第一首，咏阮籍。
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称他为阮步兵。他外表沉晦，而内心却具有清醒的认识，故诗的第一句就说：“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史传上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意地隐晦其踪迹，其实，他的识鉴精密，对于时事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如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他为参军，阮籍以疾辞，屏居田里，岁余而曹爽被诛，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这就足以说明阮籍的缄默与隐沦，只是为了远身避祸。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二句表现了阮籍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饮酒与作诗。《晋书》本传上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里所举诸事都说明他以醉酒来避免是非与祸害，因而颜延之的诗中说阮籍沉湎于酒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才识深自敛藏起来。这里的“照”，就是指其才华熠熠闪耀。阮籍既以醉态来掩饰才华，故云“埋照”，“沉醉似埋照”五字之中即将阮氏的许多行迹櫽括其中，揭示了他嗜酒狂饮的真正动机。“寓词”句指出了阮籍文学创作的特点，尤指他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阮籍大量地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以隐晦的手法自表心迹，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各种感慨。颜延之就说过“阮籍在晋文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而历代文人都以为阮籍的这组诗是托物咏志、寓讽于辞的典型之作，其中表现了他忧时悯乱的深沉哀思。颜延之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早揭示出《咏怀诗》深意的人。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两句也是本于史传对阮籍生平事迹的概括，据《魏氏春秋》上说，阮籍少时曾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一位隐居的高士，阮籍前往与他“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然苏门先生却不与他交一言，阮籍于是对他长啸一声，清韵响亮，苏门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至阮籍下山后，只听到山间响起了一种像是凤凰鸣叫的声音，知是苏门先生的回答，这就是“长啸”句的本事。至于阮籍不受礼教束缚的故事也很多，据《世说新语》中说，阮籍的母亲去世后，裴楷前去吊丧，阮籍却还醉熏熏地披着头发箕踞在床上，裴坐在地下哭着吊唁一番以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说：“凡是吊丧，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又如阮籍的嫂嫂曾回娘家去，阮籍与她道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颇受人非议，以为是不合礼法的，阮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故颜延之说阮籍能超越礼法，令众人惊异。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两句即解释阮籍为何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事不加评论的原因，因为时事已到了不可评论的地步，然而，他的感愤与不满却在穷途而哭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两句将阮籍不论当世人物与穷途而哭这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内在的关系，遂揭示了阮氏的真正人格和对现实的态度。
这首诗虽然是咏历史人物的，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的怀抱，特别是在最后两句中，一种对时事不堪细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据史载，颜延之也性喜饮酒，行为放达。他虽身经晋宋易代的沧桑而出仕新朝，然好肆意直言，于现实多所不满，故于此诗中他通过对阮籍的怀念而表达了自己郁郁不得意的情怀。
此诗运用了史传中关于阮籍的记载，择取了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却句句有本，可谓无一字无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