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史上，真挚、沉痛的悼亡之作甚多，都具有永恒的魅力。生活中一些有某种纪念意义的小物品，就会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池溏一样，在感情的波澜里激起层层涟漪。这首词通过一纸昔日情人的旧书信，在词人的心中荡起了层层涟漪，从而勾起了无数的回忆。全词以书信为中介，上片写读信后勾起的无数回忆，由此产生了渴望与意中人再传消息、寄书信的痴情；下片写思极而嫦，醒来不忍再读伊人旧情书的情绪，并用景色加以陪衬。全词融纪实、写景和抒情于一炉，疏中见密又富有生活气息，脉络分明，情意真挚，将深切的悼亡之情表达得低回婉转，余韵袅袅。
这首词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怀想。上片着重勾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是直吐衷肠。由回忆而动情，由动情而遐想，再传达殷切思念的痴情。下片侧重于人物形态和景物描写。“把伊书迹”是此词词眼。
上片着重勾画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首三句，上句设问，下句作答，句句相联，环环相扣。首句“空相忆”，平地奇峰突兀而起，是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基础。这三个字既笼罩全篇，又包孕无遗。一个“空”字不仅表现了“相忆”数量的以简代繁，而且写出了这种“相忆”的深和苦，“空相忆”是情至深处的痴人语。“无计得传消息”是紧承首句而答，意思是无法传递消息。第三句“天上嫦娥人不识”，是写欲向那位“天上嫦娥”传达殷切思念的痴情。“嫦娥”形容伊人体貌之美，“天上”；则暗示了伊人已仙去。至此，才看出相忆成空是由于生死相分，幽明相隔。第四句“寄书何处觅”与第二句“无计得传消息”意思大致相同，显示了要通款曲情意的执着和真切。向亡人通消息、寄书信，看似无理，实是深情的反应。这最后一句将自己虽欲寄书而无处寄书以至于最终不合瞄书的款款情意，以反问的形式加以表达，更是含蓄曲折，哀婉动人。
下片侧重于人物形态和景物描写，从而传出了幽深的隐曲心绪。“新嫦觉来无力，不忍把伊书迹”两句以形传神，将上下片衔接得异常紧密。“新嫦”二字暗示出是困倦已极的不由自主的嫦。“无力”紧应“新嫦”，嫦醒之后应觉得有力，此言无力，自是伤心人别有怀抱。沈际飞说： “‘把伊书迹’，四字颇秀。”（《草堂诗馀正集》）“伊”字，口吻非常亲切。“把伊书迹”可见伊人兼有才情。“不忍”二字更妙，正写出“伊书”的感人至深，宜于表现出伤心人看与不看的矛盾心理。“把伊书迹”不仅“颇秀”，而且是这首词通体皆活的词眼。这句词语意淡而情深，故沁人心脾。 “满院落花春寂寂，断肠芳草碧”两句别出心意，宕开一笔，以景作结。“满院落花春寂寂”是花落人亡的孤寂境。
这首词初看起来，是一首伤春念远的词。上阕写春光烂漫，又作转折，说春色如此美妙，却无人欣赏。下阕开头既已点明全词的“念远”主旨，接下通过回忆，写昔日邂逅的情境与别后的“幽怨”，后又回到眼前，烟月迷离，子规声咽，一片凄清景致，更增几多离愁。陈亮乃南宋气节之士，其创作绝少儿女情长。故有人认为此作寄托了恢复之志。
起首用“闹”字烘托花的精神情态，同时总揽春的景象，与宋祁《玉楼春》“红杏枝头春意闹”句相比，毫不逊色，加上东风软（和煦），更烘托出春光明媚，春色宜人。翠陌，翠绿的田野；平莎茸嫩，平铺的嫩草，用茸嫩形容初春的草，贴切恰当；垂风金浅，浅黄色的垂柳。迟日催花，春日渐长，催动百花竞放；淡云阁雨，云层淡薄，促使微雨暂收；轻寒轻暖，不寒不暖，气候最佳。这些都是春归大地后带来的春景、春色。荟萃如此多样的美好景色，本可引人入胜，使人目不暇接而留连忘返。可是歇拍四句却指出：在今朝，游人未曾赏玩这芳菲世界，只能被啼莺语燕所赏玩。莺燕是“能赏而不知者”（《草堂诗余正集》沈际飞语），游人则为“欲赏而不得者”（同上）。
鉴于人情世故都是这样，尚有何心踏青拾翠！过片两句，因寂寞而凭高念远，向南楼问一声归雁。从上片看，姹紫嫣红，百花竞放，世界是一片喧闹的，可是这样喧闹的芳菲世界而懒得去游赏，足见主人公的处境是孤立无助的，心情是压抑的。雁足能传书信（见《汉书·苏武传》），于是鸿雁充当了信使，因为征人未回，向南楼探问归雁消息。金钗三句，谓昔年赏心乐事，而此时已如风消云散。金钗斗草，拔金钗作斗草游戏。宗懔《荆楚岁时记》：“竞采百药，谓百草以蠲除毒气，故世有斗草之戏。”青丝勒马，用青丝绳做马络头。古乐府《陌上桑》：“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罗绶三句，谓难忘别时的恋情，难禁别后的粉泪，难遣别久的幽怨。罗绶分香，临别以香罗带贻赠留念。秦观《满庭芳》“罗带轻分”，亦此意。翠绡封泪，翠巾裹着眼泪寄与对方，典出《丽情集》记灼灼事。几多幽怨，数不清的牢愁暗恨。正销魂三句，有两种断法，一断在“魂”字后，另一断在“又是”后，两者都可，而后者较恰当。因为一结要突出“又是”之意，用“又是”领下面两句，由于又看到了与昔年离别之时一般的疏烟淡月、子规声断，触发她的愁绪而黯然销魂。子规，一名杜鹃，相传古代蜀君望帝之魂所化。（《华阳国志·蜀志》）子规鸣声凄厉，最容易勾动人们别恨乡愁。
这首词上片，作者几乎倾全力烘托春景的无比美好，而歇拍三句，却来一个大转折，指出人们以不能游赏美好的春景为憾事，以如此芳菲世界被莺燕所占有为惋惜，才领会前面之所以倾全力描绘春景者，是为了给后面的春恨增添气势。盖春景愈美好，愈令人惆怅，添人愁绪，也就是春恨愈加强烈。杜甫所谓“花近高楼伤客心”（《登楼》），“感时花溅泪”（《春望》），即为此种思想感情的反映。下片似另出机杼，独立成篇，其实不然，它是全词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上下片有岭断云连之妙。上片因春景美好反而引起春恨，这是客观景物与内心世界的矛盾，而所以铸成此种矛盾的，伤离念远是一个主要因素，下片就是抒写离愁别恨的，因而实与上片契合无间。从赏心乐事的一去不返，别后别久的十分怀念，别时景色的触目销魂，都在刻画主人公的感情深挚。可是作者是一位“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黄宗羲《宋元学案·龙川学案》）的铁铮铮汉子，他写作态度严谨，目的性明确，每一首词写成后，“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叶适引陈亮语）。所以很难想象他会写出脂粉气息浓郁的艳词。据此，才知下片的闺怨是假托的，使用这类表现手法在诗词中并不鲜见，大率以柔婉的笔调，抒愤激或怨悱的感情。此种愤激之情是作者平素郁积的，而且与反偏安、复故土的抗金思想相表里，芳菲世界都付莺燕，实际的意思则是大好河山尽沦于敌手。为此，清季词论家刘熙载评这几句词：“言近旨远，直有宗留守（宗泽）大呼渡河之意。”（《艺概》）以小词比壮语，不觉突兀，是因其精神贴近之故。
陈亮传世的词七十多首，风格大致是豪放的，所以明代毛晋说：“《龙川词》一卷，读至卷终，不作一妖语、媚语，殆所称不受人怜者欤！”（《龙川词跋》）后来他看到此篇及其他六首婉丽之词，修正自己的论点，曰：“偶阅《中兴词选》，得《水龙吟》以后七阕，亦未能超然。”（《龙川词补跋》）其实毛晋本来的论点还是对的，无须修正。作家的作品，风格、境界可以多样。陈亮词的基调是豪放的，但也出现一些婉约的作品，毫不足怪。苏轼《水龙吟·和章质夫风花》、辛弃疾《摸鱼儿·暮春》，情调岂不缠绵凄婉，但毕竟与周（邦彦）、秦（观）不同，苏、辛和陈亮的词，和婉中仍含刚劲之气，所谓骨子里还是刚的，关于这一点，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的出。
油灯芯爆结成花形，喜鹊在窗外啼叫，这一切只有闺中的有心人才会注意到，并将它们作为占卜的吉兆。然而，“又无功”说明带来的失望远不止一次，“耳过风”也说明一回回“佳音”的靠不住。三、四、五三句，补明了闺中人占信卜兆的缘由，是丈夫远出，独守空闺，“因此上惨绿愁红”。“惨绿愁红”本是暮春的大自然景象，曲中用来代替人物心境，颇为新警。结尾三句以好梦惊残、愁听鹃声的特写，坐实了她对丈夫的思念与独居的悲伤。全曲皆以思妇的口吻表出，似断似续，忽东忽西，如闻喁喁泣诉，十分动人。
这首小令写思妇的闺怨，多用婉曲之笔代替平直的陈述，如以灯花占信无功、鹊报佳音成空，表现良人久出不归，以“惨绿愁红”代表内心的凋残悲伤，以“杜鹃声啼过墙东”，暗示思妇对行人“不如归”的期盼，等等。施展这类的小巧是散曲的擅长，而在闺情、闺怨题材中，恰可起到使情致更为绵邈婉曲的增饰作用。
此诗以浪漫的笔调写出诗人夜宿云门寺的感受。首联勾勒出云门寺的一幅远景，点出云门寺的所在，并写出其环境氛围；颔联写诗人到达宿处后凭窗远眺的景象；颈联两句，紧承“悬灯”和“卷幔”，写卧床环顾时所见；尾联写入梦后的情景。全诗章法严谨，从时间上看，依次叙述赴寺、入阁、睡下、入梦；从空间上看，先从远处写全景，再从阁内写外景，最后写阁内所见，由实境写到虚境，全力衬托寺院的高古，结构上颇见匠心。
“香阁东山下，烟花象外幽。”句以写意的笔法，勾勒出云门寺的一幅远景。首句点出云门寺的所在，次句写出寺的环境氛围。“香阁”二字，切合佛寺常年供香的特点。寺阁坐落在东山下，那儿地势高，云雾缭绕。时近傍晚，山花笼上了一层苍茫的暮色，似在烟霭之中。用“象外”去形容“幽”，是说其幽无比，超尘拔俗。一座幽静的佛寺便在邈远天际淡淡化出。两句于写景之中兼寓叙事：云门寺尚在远方，诗人此时还在投宿途中。
“悬灯千嶂夕，卷幔五湖秋。”三四句是说，悬灯见夕阳中千峰矗立，卷起帘幔想五湖的春秋。
三四句所写是到达宿处后凭窗远眺的景象。这两句对偶工稳，内蕴深厚，堪称是篇中的警策。“悬灯”、“卷幔”正是入夜时初到宿处的情状：点燃宿处油灯，卷起久垂的帷帘，观赏其窗外的夜色。诗人借悬灯写出夜色中壁立的千嶂，借卷幔写出想象中所见的浩渺的五湖（太湖的别名）。山与水对比，纵与横映衬，意境极为优美。其实，在茫茫的夜色之中，任你卷起窗帘或借助于所悬之灯，是看不到千嶂奇景和五湖秋色的，这纯属想象之词。诗人不为夜幕和斗室所限，而能逸兴遄飞，放笔天地，写出如此壮美的诗句。显示了诗人宽阔的胸怀。而且，这两句诗并非泛泛的写景抒情之笔。诗人以“悬灯”、“卷幔”表示投宿，又以“秋”与“夕”点出节令与时间，并以“千嶂”、“五湖”的高远气象表明所宿处的云门山寺的气派。
“画壁馀鸿雁，纱窗宿斗牛。”五六句是说，古老壁画上只剩鸿雁在，纱窗上点缀着星宿斗牛。
这两句紧承“悬灯”和“卷幔”写卧床环顾时所见。看来这时诗人已经睡下，但一时还未成眠，便游目室内和窗外：墙上，因为年深日久，壁画的大部分已经剥落，只见到尚剩下的大雁；天空，闪烁的群星像是镶嵌在窗户上那样临近。画壁黯淡，足见佛寺之古老，正与诗人此时睡意昏昏的状态相接近；群星在窗口闪烁，像是引诱着诗人进入梦乡。两句分别写出云门寺“高”与“古”的特色。
“更疑天路近，梦与白云游。”两句写入梦后的情景。终于，诗人坠入了沉沉的梦乡：“更疑”句直承“纱窗”句，因有斗牛临窗的情景，才引出云门寺地势高峻、犹如与天相近的联想，因而在夜间竟做起驾着白云凌空遨游的梦来。“疑”字用疑似的口气将似有若无的境界说出，朦胧恍惚，真有梦境之感。
全诗八句，紧扣诗题，丝丝入扣，密合无间。诗人以时间为线索，依次叙述赴寺、入阁、睡下、入梦，写足“宿”字。又以空间为序，先从远处写全景，再从阁内写外景，最后写阁内所见；由远而近，由外而内，环环相衔，首尾圆合，写尽云门寺的“高”与“古”。艺术结构上颇见匠心，体现了诗人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审美追求。
这篇文章作者模仿了柳宗元的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并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态，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文章虽为记亭而作，但苏舜钦更借此抒发胸中丘壑，因而沧浪亭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文中成为推进内容发展的关键。文章总体不仅叙事写景，更有抒情议论；文章各个部分不仅作现状的描述，更注重于表现事件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总之，文章的布局及表现方式都出于抒写感情的需要，这篇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横遭迫害的文人的心灵历程。
文章第一部分重在记叙，但在写构亭之前，以主要笔墨叙述了一个对高爽虚辟之地由“思得”、“不可得”而终于“得之”的过程。士居偏狭不能出气，欲得高爽之地。这与其说是感官上的需要，不如说更是心理上的需要。因而，对寓居之地的寻求，正是作者心理情态的反映。它说明，愤懑和抑郁长久沉重地压在作者的心头，但他又不甘被苦闷压倒，力图从这一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和他以前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也只能从政治环境转向大自然，从山水草木中获取感情的补偿。而孙承祐所遗下的池馆，以它环境之美，以它“旁无民居”的幽僻，让作者一下子捕获到了与其心灵所需相契之点。这一段写景，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表现方法，以“顾”、“得”、“趋”等字真切地写出了他被自然环境深深吸引的情态。而对于具体筑亭之事文中仅以“构亭北碕”一语带过。亭名“沧浪”，取义于先秦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词寓含着洗濯政治污浊之意，但作者也无意在这点上展开，因为当他把大量笔墨用于抒情议论时，亭名的这一层含义已不言而喻，不需再赘述了。
这一佳地既然是作者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努力求索所致，因而他抒写自己从中获得的情趣，决非一般的赏心悦目。他一方面极写内心的舒坦自在，强调了他与大自然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与上文“旁无民居”之语相呼应，再次强调了连野老也不至的宁静。这显然不同于陶渊明，“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那种乡居生活的乐趣。这是苏舜钦从他蒙受不白之冤的经历出发而产生的特殊心态。这种不仅要摆脱政事，甚至要摆脱一切人间往来唯与“鱼鸟共乐”的极端追求，是他心理上对黑暗现实所作出的逆向反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这次政治打击在苏舜钦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沉重印记。
接着，文意深入一层。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表现了“形骸既适则神不烦”。那么，随之提出的“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则表明作者从对景色的沉迷转为清醒的反思和冷静的自责：这充分说明，作者现时的感情状态固然是受大自然的感染而成，却又是主观追求和自觉体验的结果，是有意识的心理调整，而浑浊丑恶的官场纷争和美好宁静的大自然两相对照，尤觉今日闲逸自在的可贵，也就更能实现他所需要的心理平衡。文章的最后部分，从对往事的“返思”再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这是由个人的遭遇而引出的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生处世问题的探讨，但即便如此，其中仍充满作者自己的感情体验。他体会到“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并坦率地表示，自己被废，并重新寻求到寄寓感情之物有了这两个外界条件，才使他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内外得失之原，也才能从对仕宦的沉溺中完全得以解脱。作者的这一自我剖析是很客观，也是很深刻的。像苏舜钦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摆脱仕宦的羁缚，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心灵搏斗的艰苦过程。这段文字反复出现一个“胜”字，显现出不同精神力量的较量，这正是作者自我感受在文字上的反映。然而，这种解脱毕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消极反抗。事实上，封建社会中没有几个失意文人能以这样的感情寄托方式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这篇文章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仿效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的痕迹。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作者并非作简单的模仿，而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