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钱别词,全词明白如话而情意深切、凄恻。上片写她与丈夫诀别前饯行的依依难舍之情。下片写作者以死殉情的决心。最后唯一的心愿,是以杯酒浇在她的坟土上,意味着她仍然希望丈夫不要把她忘掉,九泉之下,也就足以自慰了。此词感情极真,艺术极美,辞语婉转厚重。
“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起笔三句,即说尽全部悲剧。这里的“多才”不仅指富于才华的人,它也是宋元俗语,男女用以称所爱的对方。这里是戴复古妻用以称其夫。父亲爱复古之才,以女儿嫁之。这在现代人看来已有荒谬意味,更离奇的是婚后女儿竟深深爱上了复古,这是幸事还是不幸?谁料到丈夫竟然已结过婚!这个消息无异于五雷轰顶,但事到如今,自己仍然爱你,只能自伤命薄,尽管千方百计要挽留你,却无法挽留下你。
“揉碎花笺,忍写断肠句。”作者说:在这诀别之际,展开花笺,又揉碎花笺,怎能忍心写下让人肝肠寸断的诀别辞句?揉碎二字,将女词人与丈夫诀别之际痛苦无奈的心情展现无遗。所揉碎者,非花笺,乃心也。
“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此四句写至眼前分手之情景。道旁杨柳依依,就像那惜别之情,依依不舍。此句用《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成句,亦是用乐景写哀。“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愁绪却比柳丝多上千万倍。此三句一气流贯,比兴高妙,委婉而深沉地表现了缱绻柔情与无限悲伤,确是词中不可多得的佳句。
“如何诉。便教缘尽今生,此身已轻许。”这几句是说:事至今日,从何说起?又有何可说?今生今世,夫妻缘分,从此结束。是父亲当初把我轻率地许配给你啊。这对于我,是可喜还是可哀之事?末句哀而不怨,甚可玩味。女词人对丈夫仍然是爱的。如果有怨,恐怕主要也不是怨丈夫之不诚,不是怨父亲之作主,而是自怨命薄,如起笔之所言。这正是性情柔厚的女词人当时应有之心态。实际上,事到如今,怨又有何用?
“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言简情长,说得十分深刻。意思是:当年你曾说,只要我喜欢,连天上的月亮你都能摘下来送给我,这可不是作梦时的梦话啊!可仅仅三年,誓言竟已成空。
紧接着,结曰:“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作者说:今日一别,便是永诀。只希望你若重来此地,如未忘情,请把一杯酒浇在我的坟土上。意谓:你若不忘记我,我在九泉之下,也就可以瞑目了。结笔所提出的唯一要求,凝聚着女词人执着热烈的爱,高于生命的爱。情之所钟,可以震撼人心。
这首词写得哀惋动人。无情无义的丈夫,善良贤淑的妻子。她忠于爱情,死于坚贞。
这是一首和诗,作者是用原唱同题抒发自己宦游江南的感慨和归思。江南早春天气,和朋友一起游览风景,本是赏心乐事,但诗人却像王粲登楼那样,“虽信美而非吾土”,不如归去。所以这首和诗写得别有情致,惊新而不快,赏心而不乐,感受新鲜而思绪凄清,景色优美而情调淡然,甚至于伤感,有满腹牢骚在言外。
诗一开头就发感慨,说只有离别家乡、奔走仕途的游子,才会对异乡的节物气候感到新奇而大惊小怪。言外即谓,如果在家乡,或是当地人,则习见而不怪。在这“独有”、“偏惊”的强调语气中,生动表现出诗人宦游江南的矛盾心情。这一开头相当别致,很有个性特点。
中间二联即写“惊新”。表面看,这两联写江南新春伊始至仲春二月的物候变化特点,表现出江南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水乡景色;实际上,诗人是从比较故乡中原物候来写异乡江南的新奇的,在江南仲春的新鲜风光里有着诗人怀念中原暮春的故土情意,句句惊新而处处怀乡。
“云霞”句是写新春伊始。在古人观念中,春神东帝,方位在东,日出于东,春来自东。但在中原,新春伊始的物候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礼记·月令》),风已暖而水犹寒。而江南水乡近海,春风春水都暖,并且多云。所以诗人突出地写江南的新春是与太阳一起从东方的大海升临人间的,像曙光一样映照着满天云霞。
“梅柳”句是写初春正月的花木。同是梅花柳树,同属初春正月,在北方是雪里寻梅,遥看柳色,残冬未消;而江南已经梅花缤纷,柳叶翩翩,春意盎然,正如诗人在同年正月作的《大酺》中所形容的:“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所以这句说梅柳渡过江来,江南就完全是花发木荣的春天了。
接着,写春鸟。“淑气”谓春天温暖气候。“黄鸟”即黄莺,又名仓庚。仲春二月“仓庚鸣”(《礼记·月令》),南北皆然,但江南的黄莺叫得更欢。西晋诗人陆机说:“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悲哉行》)“淑气催黄鸟”,便是化用陆诗,而以一个“催”字,突出了江南二月春鸟更其欢鸣的特点。
然后,写水草。“晴光”即谓春光。“绿苹”是浮萍。在中原,季春三月“萍始生”(《礼记·月令》);在江南,梁代诗人江淹说:“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苹.”(《咏美人春游》)这句说“晴光转绿苹”,便是化用江诗,也就暗示出江南二月仲春的物候,恰同中原三月暮春,整整早了一个月。
总之,新因旧而见奇,景因情而方惊。惊新由于怀旧,思乡情切,更觉异乡新奇。这两联写眼中所见江南物候,也寓含着心中怀念中原故乡之情,与首联的矛盾心情正相一贯,同时也自然地转到末联。
“古调”是尊重陆丞原唱的用语。诗人用“忽闻”以示意外语气,巧妙地表现出陆丞的诗在无意中触到诗人心中思乡之痛,因而感伤流泪。反过来看,正因为诗人本来思乡情切,所以一经触发,便伤心流泪。这个结尾,既点明归思,又点出和意,结构谨严缜密。
前人欣赏这首诗,往往偏爱首、尾二联,而略过中间二联。其实,它的构思是完整而有独创的。起结固然别致,但是如果没有中间两联独特的情景描写,整首诗就不会如此丰满、贯通而别有情趣,也不切题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的精彩处,恰在中间二联。
尾联点明思归和道出自己伤春的本意。诗采用拟人手法,写江南早春,历历如画,对仗工整,结构细密,字字锤炼。
这首诗造语警策。体例上韵脚分明,平仄和谐,对仗工整,已是成熟的律诗作品。结构上,首联一个意群,颔联颈联一个意群,尾联又一个意群,并且首尾呼应、中间展开。这种行文方式是初唐律诗乃至此后的唐律中常用的格式。因此,这首诗可谓初唐时期完成近体诗体式定格的奠基之作,具有开源辟流的意义。
这首诗当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诗人对战争有所预感,借古喻今,阐示了自己对世事的见解,表达了要遁世避乱的归隐思想。全诗从头至尾全用古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此诗最为独到突出的特点,是从头至尾全用古事。《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拦)使者曰:“为吾遗(送)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史记》与《搜神记》两段记载大同小异。按,文中“祖龙”,即指秦始皇。秦为水德王。江神请山神将璧送给镐池之神,是说始皇将要完蛋了,秦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诗人以高度精炼、概括的语言,将此浓缩为三十个字入诗,这便是首六句。
“郑客西入关”即从《汉书》“郑容从关东来”演化而得。不过内涵更为丰富明确。它不仅包含了“关东来”的出发地,而且“点明了将入函谷”的道途和“之咸阳”的目的地。“行行未能已”不仅表明道路阻且长,旅途生括的艰辛劳顿,而且从“未能已”三字中,可以看出秦法森严,使者畏惧延误行期惊恐地匆匆赶路的身影。“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写郑客与素车白马的神人相遇。将地点状语置后,突出了神人的形象。
“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剪去文章记载中的枝节,只剩下预言“始皇明年将死”的实质,简洁明了,干净利落。
从以上六句不难看出,诗人李白历尽坎坷磨难,对社会已有了相当深刻而透辟的认识。长安三年,政治漩涡中心的生活,使他清醒地了解到了统治集团的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封建帝王的昏愦暴虐、荒淫奢靡。他不再如以前那样天真,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渴望有机会大展宏图,达到安黎元、济苍生的目的。在黑暗的现实中,他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走向了彻底的绝望。他看到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命运危在旦夕。一旦昏君崩逝,天下必定大乱。这“明年祖龙死”既是对最高统治者及其黑暗统治的愤怒诅咒,同时,又表达了对社会大动乱前景的深切担忧,对无辜人民命运的焦虑。
出路何在?于是引出了诗的最后四句:“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年隔流水。”东晋诗人陶渊明曾作《桃花源》诗并记,为人民描绘了一个没有赋税剥削、没有战争侵扰,处处和平,人人安乐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几乎成为封建社会人人向往的乐土。
李白想象丰富、超人,把桃花源的故事与上面六句中的故事融为一体。似乎当年桃花源中的人们之所以能及时逃避战乱,是因为他们得知了郑客从华山君那儿得来了祖龙将死、秦将大乱的消息。所以,他们相互转告:我们快快离开这里罢!“吾属可去矣”一句,极易使人联想到《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的诗句,既表现了人民对于统治集团盘剥百姓、不顾人民死活的深切痛恨,和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刻骨憎恶;又表达了人民对安居乐业、人人平等社会生活的强烈渴望。写的是秦末时事,表达的却是唐代广大人民的心声。
最后诗人以“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作结,抒发了要永远远避丑恶尘世的愿望。
这首诗写得很巧妙。表面看,全诗无一句不是讲神话传说故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为读者描绘迷离恍惚、惊心动魄、充满神奇色彩的意境。华山的险峰,蜀地的栈道,天上的明月,地上的黄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要极力阐述出那神迷离奇的传说,喷发出浓郁的超凡脱俗之气。然而,此诗中的故事,本来已是那样古怪离奇,诗人不仅没有如往常一样,浓墨重彩,肆意点染,反而有意将其神迷色彩淡化。使人们读来,觉得那仿佛既非神话,亦非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确实发生过的事。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战斗力和艺术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