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运用诗歌创作的传统手法，构成了诗的意境。此曲选择一个黄昏的城郊作为描绘冬景的具体环境，通过冷月、黄昏、雪山、水滨、淡烟、衰草、茅舍、孤村等清寒凄迷的意象，表达出一种悲凉和无望的孤寂心境。
此曲选择一个黄昏的城郊作为描绘冬景的具体环境。
开篇首句，就把读者带进了一个气氛苍凉的环境之中：在暮色中显出轮廓的谯门，萦绕在谯门内外悠远而哀婉的角声，这是画面的一侧。接着作者将视线转向四方：随着黄昏夜幕的降临，新月冉冉升起，月光斜照着半个庭院；山坡上覆盖着白雪，山前溪流蜿蜒。水边有着竹篱茅舍的孤村，升起几缕轻烟，在衰草暮霭中弥漫着，扩散着。冷月、黄昏、雪山、水滨，已是清寒凛冽；淡烟、衰草、茅舍、孤村，又显寂寥冷落，更有谯门一声寒角，平添一分悲凉，虽然画角声打破了这冬季黄昏的寂静，却又于凄清中平添了一种肃杀森严的气氛，空气中弥漫的是孤寂和无助的忧伤。
它与《天净沙·秋》的写法上相近。其一，都是字字写景，全未直接抒发、陈述作者的情感。作品所要表现的情绪意蕴，是在对景物的描述中透露、折射出来的。其二，也都是通过一组自然景物的意象组合，来构成一幅富有特征的画面。另外，这支曲子所表现的情感，也不是一时一地有特定具体内容的情感，它所传达的，是一种情调，一种意绪，一种内心状态。
从时序上说，《天净沙·秋》写了落日残霞，而这首曲子写的是落日已经隐没山后，新月已经现于天际。从“秋”到“冬”，从“情”到“景”，都是从寥落、凄清进一步发展为悲凉和无望的孤寂。人们或许可以把《天净沙》四首，不仅理解为对季节更替的描绘，而且进一步理解为对情感和人生体验，从欢快而明净到寥落、孤寂之间的发展。这样，这四支曲子所构成的便是内部情感联系的整体了。
这首诗一共三章，运用比兴手法，抒发了诗人的相思和忧愁，表现了诗人对爱情的忠贞。首章先写景，再由景及人，抒写月光下多情女子热烈眷念满怀忧愁的情绪；次章描写采苦菜的情景，表现了相思的痛苦和对爱情的忧虑；末章运用典故进一步表达诗人对美好婚姻的执着追求，揭示诗歌主题。全诗脉络清晰，结构紧凑，音韵凄美，于平淡中皎深情，极具艺术魅力。
第一章表达了女主人公的思恋之情。这里的比兴运用非常新巧、自然。山峰屹立峻高，月出山谷光明而皎洁。由景及人，女主人公想念被高山阻在远道的心上人而不皎，使得她无限忧愁。忧心悄悄，写出了月光下多情女子热烈眷念、满怀忧愁的情绪。元代欧阳玄读到这里，不禁抚儿惊叹其可与《召南·草虫》媲美。
第二章描写女主人公采苦菜的情景。诗人环顾满山苦菜，映目都是伤心物，触景伤情，殊不知此时人比苦菜还苦。“忡忡忧心”一语，表达了女诗人忧虑不安的心情。
第三章是男女青年忠于爱情的呼声，是对美好的婚姻的执着追求，是推心置腹的表白。“金石坚”，“冰雪洁”，信哲旦旦，心心相印，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真切地吐露了“千里相思”的恋情，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深笃于爱情的忠贞。“朝云暮雨心去来”一句用典故来进一步表达与爱人心心相印的感情。最后“千里相思共明月”一句，揭示了全诗主题。
全诗三章，每章换韵，脉络清晰，结构紧凑，音韵凄美，语音上的和谐、优美使这首诗韵味十足，“高山明月”等词语的巧妙运用，于平淡中皎深情，极具艺术魅力。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