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是一首作于史致道宴席、并表示歌颂史致道之意的赠人词,但却不与一股的应酬赞美、缺乏主旨的词相同。词人以饱酣的笔墨,充沛的热情,向当时驻守建康的军事行政氏官史正志表达词人的赞颂之情,并通过这一情感的表达,展露词人力主抗金复土的政治怀抱。词写得豪迈而深沉,在主旨广、基调上、笔法亡和结构上,都与《水调歌头·千里涯洼种》相近似,但又能显示独特的神采,体现出”复”中的“不复”。
此词采用神奇的神话传说和众多的典故,赋予作品以光怪陆离的奇幻性,和情感内容的密度与深度。
词的上阕,词人以奇情异想的笔调,歌颂史氏的高才独出、志向奇壮。词一上来,就以庄子在《逍遥游》中所构造的那只“背若泰山,冀若垂天之云”的神奇鹏鸟来比拟史氏。这就不仅写出了史氏的超群才性,而且使全词笼罩在雄奇放逸的浪漫主义的抒情氛围里。一句“笑人世、苍然无物”,写得峭拔警迈,足见史氏的非凡才华和怀抱,以及词人对史氏的推重。接下去,顺承上文,写这只讪笑人世苍茫的大鹏,飞回天宫深处,像高山一样,收翅仁立在玉阶天门之上。这一对庄子的大鹏形象所作的延伸,不仅显不出词人的非凡想像力,也表明词人这一时期对于“天宫”实即朝廷的深加留意。而且,因为这里的大鹏和“九重”、“五阶”之类都是采用了暗喻的修辞手法,若从大鹏所造这一形象的内涵上来看,大鹏更是点明了被任命为行宫留守和江防前线的军事长官的史氏,在天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运用大鹏的形象作比拟之后,词人再次运用女蜗补天的神话,赋予史氏以补天之神的奇持形象。这个形象,应该是大鹏与女蜗的嫁接。这并不是忘乎所以的肉麻吹捧,而是趋近词人的抗金目标的必然兴会。它实际上是希望抗战派得到重用,可以收复中原故土,“补”好宋朝已经缺了西北的“半边天”。这是词人此时心恒系之的热血之念,所有的飞腾幻想。奇情壮采,都因为这样的怀抱而变得沉甸甸地,富有很深的思想意义。上阁最后一大句,在语气上还承接着上文,“且归来”是对“又还向九重”、志在补天的鹏鸟的转写,但是在境界上,却由神话转入现实,写史氏充任江防前线的长官,使万里长江波澜不惊,江南形势得以安定。其中“谈笑”一词。极写史氏护江的举重若轻,暗示着其才能,比维护长江安宁所需要的更大。在这里的语气中,还带着前文借用神话时的豪逸味道。
词的下阕,才始着墨于题中的宴席描写,但并不渲染其热闹与豪华,这在结构和用墨卜,都与《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略异。其用意在写史氏不仅有上文所写的“补天”才能,还是个文采风流的“文章伯”。“合缕”一词,是为词人对史氏文才的推许作映证。当然,这样的推许,实际上是受到天子手谕史正志表示嘉许的信息激发出的。接韵一个“看”字,就写出了孝宗手谕即“日边消息”给史正志带来的人阁希望,和词人对于这一消息的同样重视。词人在《千秋岁》一词中,曾说过史正志“从今尽是中书考”这样的话,与这里意思相同,而此处表达得则更委婉。“料想”一韵,不写其今日欣喜之情,反而写史致道日后入朝为相、主持政事以后,还会对今日秦淮河上的游赏恋恋于怀,写其于位高校重之时的平常心和风流态,这就深得措意深隐之妙,写出了大人物的情怀儒雅而风流。结韵更是曲笔传倩,既然史氏入朝主政后依然怀念秦淮河上的清游雅集。词人对钟山山水的感情是如此亲厚,自然今日就要与钟山相约,相约成为老朋友了。那么在钟山秦淮边结识的同僚,也是词人的老朋友。词人真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
赠人之作能写到如此境界,将词人的理想抱负与热情充实在其中,使词中不仅有人,而且有“我”;而又以既豪迈且深隐的风格出之,使读者得到更多面的美感体验,即使不谈它在语言上的五色迷离,苫峭奇拔,此词也已堪称宋代同类词作中的上品。
值得指出的是,史正志的政治态度比较依违,并不与坚决主战的词人完全一致,史正志不仅早年想投靠炙手可热的秦桧集团,甚至还为排挤主战派领袖张浚而奔忙,但是,这样的隐情,词人是无法深察的。词人把史正志当成一个主张抗金的同志来歌颂,情有可原。
此诗三章,均以推车起兴。人帮着推车前进,只会让扬起的灰尘洒满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诗人由此兴起了“祇思百忧”的感叹:心里老是想着世上的种种烦恼,只会使自己百病缠身,不得安宁。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劳思焦虑、忧怀百事,聊且旷达逍遥可矣。诗的字面意义颇为明豁,问题在于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忧又是什么。对于诗歌的这一文本,读者自可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因而历来就有“诗祇达诂”之说。
如按朱熹等人的说法,此诗为劳者直歌其事之作,则全诗当纯用赋体,直陈其事。但通观此诗,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朱熹在《诗集传》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又将诗意理解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际恒抓住此点攻朱说最能切中其失。姚际恒云:“观三章‘祇思百忧’三句,并祇行役之意,是必以‘将大车’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诗经通论》)姚氏概括此诗主题为:“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祇聊之至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祇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祇聊时也。”姚、方二氏之论最能抓住此诗主题的实质。歌者当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发出了追悔之词、自遣之叹,但是从中读者仍能感受到他的忧世伤时之心。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其来尚矣,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则说:“这位诗人,可能是已经沦为劳动者的士。”(《诗经译注》)这是因诗人以“大车”起兴而作出的推断,也可备一说。
另一种对此诗的理解则由求之过深而走向穿凿附会,这就是从毛传到郑笺、孔疏的那种解释。《诗序》将此诗的主题概括为:“周大夫悔将小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将”在此处意谓推举、奖掖。郑笺释曰:“鄙事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孔疏进一步分析:“祇将大车”云云乃“以兴后之君子祇得扶进此小人,适自忧累于己。小人居职,百事不干,己之所举,必助忧之,故又戒后人。”
如上文所分析,此诗当为士大夫因忧国之心不被君王接纳而发出的牢骚怨叹,而传笺的作者却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矛头指向了所谓“小人”,似乎种种烦恼怨愤都是“小人”引起的。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体现出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时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谓一语泄漏了天机。孔氏不得不承认此诗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却竭力说明诗人主要是针对小人,“刺王”只是顺带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祇将大车,维尘冥冥。’言祇与小人处也。”又《韩诗外传》卷七讨论“树人”问题,述简主(赵简子)之语:“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接着即引此诗“祇将大车,惟尘冥冥”之语作证。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称:“大舆多尘,小人伤贤。”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南宋戴溪即已提出异议。他在《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称此诗“非‘悔将小人’也”,“下云‘祇思百忧’,意未尝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尘自障,而祇益于行,犹忧思心劳而祇益于事也。世既乱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树也,徒自损伤而已尔。”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自《小序》误作比意,因大车用‘将’字,遂曰‘大夫悔将小人’,甚迂。”这些都是突破传笺陈说的真知灼见。
此诗采用重章复叠的形式,在反覆咏唱中宣泄内心的情感,语言朴实真切,颇具民歌风味,因而虽列于《小雅》,却类似于《风》诗。全诗三章却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通过用词的变化展现诗意的递进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雝”三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昏昧暗淡,最后达于遮天蔽日,诗人的烦忧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浓烈。诗人以一种否定的口吻规劝世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遣怀,在旷达的背后是追悔和怨嗟,这样写比正面的抒愤更深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