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刘禹锡在永贞元年(805)被贬为郎州司马,到元和十年(815)离开。此诗即作于郎州任上。
春天悄悄地来了,小小的昆虫也抖擞精神活跃起来。反顾自己,却似屈原当年之被馋放逐,有家难归。随着年岁的增长,更察觉往昔自己的天真幼稚。异乡度岁,旧友星散,梦庭冷落,这已经够凄冷了。作者又以儿童过节时候无忧无虑的欢乐、嬉戏作衬托,更深一步显示自己的抑郁和寂寞。透过诗歌表面郁气的平缓、冷静,我们更能感受到诗人灵魂的颤动、不平。
见于姜云选注的《古人吟佳节:节令诗三百首》中的第6页-第7页。
从山青水绿的南国,来游落日苍茫的北塞,淡谈的乡思交汇着放眼关山的无限惊奇,化成了这首“清丽高秀”的写景小诗。
朱彝尊早年无意仕进,以布衣之身载书“客游”,“南逾岭,北出云朔,东泛沧海,登之褱,经瓯越”,为采访山川古迹、搜剔残碣遗文,踏谊了大半个中国(见《清史稿文苑传》)。现在,他独立于北国秋冬的朔风中,倾听着凄凄而啼的子规(杜鹃)之鸣,究竟在浮想些什么?是震讶于这“古塞之一”的居庸关之险酸——它高踞于军都山间,两峰夹峙,望中尽为悬崖峭壁,不愧是扼卫京师的北国雄塞?还是思念起了远在天外的故乡嘉兴,那鸳鸯湖(南湖)上风情动人的船女棹歌,或摇曳在秋光下的明艳照人的满湖莲荷?于是这向风而啼的“子规”,听来也分外有情了:它也似在催促着异乡游子,快快“归”去么?
起句看似平平叙来,并末对诗人置身的关塞之景作具体描摹。但对于熟悉此间形势的读者来说,“居庸关”三字的跳出,正有一种雄关涌腾的突兀之感。再借助于几声杜鹃啼鸣,便觉有一缕辽远的乡愁,浮升在诗人的高岭独伫之中。驱马更行,峰回路转,在暮霭四起中,忽遇一带山泉,从峰崖高处曲折来泻,顿令诗人惊喜不已:在这塞外的山岭间,竟也有南国般清冽的泉流,正可放马一饮,聊解旅途之渴。站在潺潺的山泉畔,遥看苍茫的远夭,又见一轮红日,正沉向低低的地平线。那犹未敛尽的余霞,当还将远远近近的山影,辉映得明荧如火——这便是“饮马流泉落日低”句所展现的塞上奇景。清澈、明净的泉流,令你忘却身在塞北;那涂徐而奏的泉韵,简直如江南的丝竹之音惹人梦思。但“坐骑”恢恢的嘶鸣,又立即提醒你这是在北疆。因为身在山坂高处,那黄昏“落日”,也见得又圆又“低”,,如此高远清奇的苍莽之景,就决非能在烟雨霏霏的江南,所可领略得到的了。
不过最令诗人惊异的,还是塞外气象的寥廓和峻美。此刻,峰影如燃的西天,还沐浴在一派庄严肃穆的落日余霞中。回看北天,却又灰云蒙黎。透过如林插空的千百峰嶂,隐约可见有一片雨雪,纷扬在遥远的天底下,将起伏的山峦,织成茫茫一白!“雨雪自飞千嶂外”句,即展现了那与“饮马流泉落日低,所迥然不同的又一奇境——剪影般的“千嶂”近景后,添染上一笔清莹洁白的“雨雪”作背景,更着以一“飞”字,便画出了一个多么寥廓、案洁,竣奇而不失轻灵流动之美的世界!
诗人久久地凝视着这雨雪交飞的千嶂奇景,那一缕淡淡的乡愁,旱就如云烟一般飘散殆尽。此次出塞,还有许多故址、遗迹需要考察,下一程的终点,该是驰名古今的“榆林塞”了吧?诗人意兴盎然地转身西望,不禁又惊喜而呼:那在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的“渝林”古塞,竟远非人们所想像的那般遥远!从居庸塞望去,它不正“只隔”在云海茫茫中耸峙的“数蜂”之西么?诗之结句把七百里外的榆林,说得仿佛近在咫尺、指手可及,岂不太过夸张?不,它恰正是人们在登高望远中所常有的奇妙直觉。这结句虽然以从唐人韩翔“秋河隔在数峰西”句中化出,但境界却高远、寥解得多:它在刹那间将读者的视点,提升到了诗人绝后的绝高之处;整个画面的空间,也因此猛然拓展。于是清美、寥廓的北国,便带着它独异的“落日”流泉、千嶂“雨雪”和云海茫范中指手可及的愉林古塞,苍苍莽葬地尽收你眼底了。
前面八句描绘了诗人春风得意时的生活景象。开头两句写诗人醉眠花柳,与当朝权贵们开怀畅饮。显示出诗人当时的生活之奢华。后面四句则表现出诗人当时的心态。那时候,诗人风华正茂,豪气干云。手握金鞭,走马章台,流连琼筵,出入宫掖,睥睨权豪。花红酒绿时纵情喝酒,歌舞声中尽情享受。随后两句凸显出皇帝对诗人的宠信,诗人能够在宫殿中为皇帝呈献风章,在酒席上流连忘返。表现出诗人在朝廷上的地位之高。
中间两句是转折句,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诗人原本以为这种同赴侯门、走马章台、献赋金宫、醉卧酒筵的得意生活会永远持续下去,谁知好景不长,平地风雷,安史之乱爆发了。“函谷忽惊胡马来”,即指安史叛军攻陷潼关,占领东西两京。一个“忽”字表现出这次战乱的出乎意料,忽然之间,平静的生活就这样被打乱了,诗人再也无法过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最后四句是对诗人战乱爆发后的生活的描述。敌人已经占领函谷关了,许多昔日同僚因兵兴之际,被朝廷越次擢用,好像桃花李花在阳光下盛开。此句或为诗人对当朝统治者的谴责,诗人眼见国家罹难,生民涂炭,欲为国效力而不可得,故而生发哀怨之情。最终诗人独自远谪夜郎,漂泊天涯。只能期待能够等到朝廷大赦天下的时候,使诗人能够有机会重新回归朝廷,为国家尽一份力。最后两句含蓄的表达了诗人希望辛判官能够施以援手,使诗人能够早日回归的心情。
此诗回忆昔日在长安的得意生活,对长流夜郎充满哀怨之情,通过今昔对比,写出他此时此刻企盼赦还的心情。诗中今昔处境的强烈对比,自然有博取辛判官同情之心,也暗含有期待援引之意。由于李白此诗直露肺腑,对当年得意生活颇有炫耀之意,不无庸俗之态,所以历来不少读者认为它非李白所作,即使肯定其豪迈气象,也显得极为勉强。不过穷苦潦倒之时,落魄失意之后,人们都不免会对当年春风得意的生活充满眷念,尤其在一个陷入困境、进人晚年依靠回忆来支撑自己的的诗人身上,这种眷念更会牢牢地占据他的心灵。
诗中使读者看到了诗人凡俗的一面,对失去繁华与功名的痛苦。只是诗人凡俗的这一面并没有主导诗人的精神生活。在更多的痛苦与不称意中,诗人是将自己的精神放飞在大自然中,放飞在睥睨一切的狂放与飘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