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厚与刘梦得在公元793年（贞元九年）同为赐进士及第，踏上仕途，二十多年来，肝胆相照，取长补短，是中唐文坛上的“双星”。孙昌武先生在《柳宗元评传》中 写道：“刘禹锡是柳宗元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人，是一代差可与柳宗元比肩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二人交谊终身不渝，在政治斗争中同进退，相支持，在思想理论上互有影响，在文学上也共同切磋，相互学习。”从步入仕途到“永贞革新”，从革新失败到被贬谪，从奉旨返京到再度远谪，他们始终患难与共。永州十年，二人交谊最密切，通讯最频繁。公元815年（元和十年）旧历二月，二人作为“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分别从永州、朗州回到长安，满以为劫难已过，对前途充满希望和幻想，谁知不到一个月，却被外放至更为荒僻的远州任职。是年三月，二人打点行装，携家带口，又一次踏上南下之路。就心态而言，彼此都凄然伤感，二人都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造福桑梓；但朝廷一再疏远，新贵们造谣中伤，其理想已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纵有雄才大略仍无用武之地，因而更加愤懑。柳宗元便有“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重别梦得》）的打算，刘禹锡则更低调：“耦耕若便遗身 世，黄发相看万事休”（《答重别》），他们已把功名看淡，悟出东山再起遥不可及的道理。到衡阳后，一人往西南去了柳州，一人向南直奔连州，歧路分手，万语千言，甚为感人。刘梦得形容惜别时的情景为“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分手之后，相互写诗酬答，共六首，其中七律二首，七绝二首，五绝二首，均字字含情，句句有泪，深沉而郁抑，哀伤而悲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为第一首。
首联两句，有回顾，有直面，起伏跌宕，贮泪其中。始“伏”而“起”，旋“起”而又“伏”，短短十四个字，把两位诗人十几年来的坎坷命运集中凝炼地表现了出来，引发读者无穷的联想和遐思：“永贞革新”失败后，“二王八司马”们死的死，病的病。两位诗人总算万幸，只是外放而已。但十年时间过的是囚徒般的生活，身心均受伤害。为官乃徒有虚名，治民又力不从心，持家实艰难异常。作者到永州后，老母爱女相继弃世，自己因水土不服而染病在身，所居处所凡四遭火，差点被烧死。名为六品官员，实则“弼马温”而已。故“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不足为怪。好不容易等到皇恩浩荡，大赦天下，终于得以与友人在长安相见。“到秦京”为一“起”，心境也稍微好一点。谁知好景不长，到长安不到一个月，圣旨下，又把他们明升暗降地外放至更为荒僻的州郡做刺史，“谁料翻为岭外行”乃再一“伏”。此刻，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海市蜃楼般顷刻之间无影无踪，本是“憔悴”的面容又蒙上厚厚风尘，更显其“憔悴”。这一年柳宗元44岁，刘禹锡45岁，正是为国效力的大好年华，奈何贬谪远州，英雄失路，宁不哀哉。
颔联以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暗点“古道西风瘦马”之意，令人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作者说：想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大军南征到此，叱咤风云，威风八面，战旗猎猎，金鼓声声，似在目入耳，可睹可闻；后人将其铸成石像，立于湘水西岸将军庙前，如巨人翁岭铜像立于咸阳宫门外一般，供人瞻仰，何其光灿。而今他等踏上这条古道，只见将军庙前荒草遍地，断壁残垣，不觉怆然泪下，虽是季春，却有《黍离》之悲。物已如此，人何以堪。想想自己的境遇，看看唐王朝的倾颓，则又平添了几分愁思，多加了一层愤懑。这一联妙在借古讽今，即景抒情。写伏波风采，叹自己身世；描故道荒凉，讽当朝衰微，从而再表“憔悴”之意，可谓一石双鸟，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此联失粘，仓促成章之未暇订正，或竟不以律害辞，不以辞害意。亦见唐人知律而不为律所缚也。
李白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对于柳、刘二人来说，头顶上就不只是一片浮云，而简直是满天乌云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事如幽灵般伴其左右。据传刘梦得“十年憔悴到秦京”以后曾写诗两首嘲讽新贵，其中“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两句讽喻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们不过是他被排挤出长安后才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而“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再游玄都观》）二句则暗刺朝廷政治危机，旧宠新贵们一“花”不如一“花”的现实情况。由于两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新贵们于是大进谗言，一时间风云突变，厄运又至，两位诗人再度遭贬。作者说：老朋友，我们似失之慵疏呀。“慵疏”者，非懒散粗疏也，意谓迂直，坚持操守，固其本性也，无怪乎新贵与你我冰炭不相容。颈联“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妙在正话反说，寓庄于谐，似调侃，类解嘲。言下之意是：倘若我们能违心地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少写几句讥讽的诗文，也不至于再度遭贬南荒吧。
尾联两句，表友情之深厚，叹身世之悲凄，将全诗的感情推向高潮。诗人说：你我即将分路，天各一方，想当年，苏武去国离乡，李陵赠别诗有“临河濯长缨，念别怅悠悠” 两句，我们分路，“怅悠悠”则同，但用不着“临河”取水，这流不尽的泪水便足以濯缨洗冠了——“垂泪千行”，看似乖谬，实则在理。这艺术上的夸张同样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和深沉的思考。彼时彼地的两位诗人，命运坎坷，前途渺茫，可垂泪；生离死别，无缘再见，可垂泪；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可垂泪；新贵弄权，国之日衰，亦可垂泪。即使“垂泪千行”，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悲痛、愤懑、伤感、失落、依恋、忧郁互为交织的复杂感情啊！王勃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劝慰之中，尚有勉励，读之令人胸襟开阔，格调颇高，堪为千古名句；而此诗结句从苏李赠别诗中翻出无穷之意。尾联乃表两个断肠人相别，将国事家事融为一体，可忧可叹，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同样脍炙人口，且有令人潸然泪下的艺术效果。
《水龙吟》，又名《龙吟曲》、《庄椿岁》、《小楼连苑》。《清真集》入“越调”，《梦窗词》集入“无射商”。
张斗墅，即张蕴，字仁溥，号斗墅，扬州人，嘉熙（宋理宗年号，公元1237—1240年）间为沿江制置使属官，公元1256年（宝祐四年）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有《斗墅支稿》。“古松五粒”，“粒”，言其细小。因而，在张斗墅家的五株古松，实为盆栽之松。又说“粒”者鬣也,系音近，故称者异。五鬣者，言如马鬣形也，如李贺有《五粒小松歌》，岑参诗“五粒松花酒”，林宽诗“庭高五粒松”皆是。
上片将盆栽古松与山野的古松作一对比。“有人”两句，将盆中古松拟人化。此言盆景上怪石嶙峋如山兀立，古松栽于其旁，犹如人独立于山间。古松虽是已有千年的树龄，但是看起来仍旧是郁郁葱葱苍翠欲滴。“新香”三句。言古松虽小，却能散发出阵阵清香。在阳光照射下，松针浓密得如浸入在一片绿色之中。因此虽是千年古松，在时人的眼中，仍旧觉得它还是如青春年少般的娇小可爱。以上叙盆中古松，下面转述山野中的古松。“布影”三句，言山野上与盆松同龄的古松，如今必定是黛色参天，冠盖蔽空。如果人们经过树下，就会仿佛进入黑沉沉、冷清清的秋天凌晨一般。“驷苍虬”三句，言山野古松枝干粗大如苍虬之张牙舞爪似的欲腾飞万里。高大的主枝直插云霄能与天风相抗衡。枝梢上还能够引来鸾凤停留其上而曼声吟鸣。两相对照之下，盆松占“小”、巧两字；野松则得其型态之雄伟，春花秋月各有所长。
下片应题中“赋张斗墅家古松”。“般巧”三句。此言盆松生得小巧可爱，还能够免除掉遭受利斧砍伐之罪。词人说：见到了盆中的松树，我不由想到了汉代的赤松子。恐怕他是最早与松树作伴的仙人了。“皱鳞”三句。言盆松虽长得小巧，但是细上看去，枝上鳞片苍老如细雨密布其上；松针层叠，使月光难以穿透。这一句又与上片“浓光绿浸”遥相呼应。“朱弦古调”句，化用唐刘长卿《听弹琴》“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诗意。此言盆松可爱而诱人，宜骚人墨客为其弹奏《风入松》这首古琴曲。“问讯”三句，侧写盆中的假山景色。言盆中设有假山：有桥有岭，又有泥俑站在岭上倚天而啸。“待凌霄”三句，显出松树本色。此言当凌霄花谢的时候，已是到了秋尽冬至之时。但到那个时候，古松会愈发显得精神奕奕，真是“岁寒见松柏之长青”啊！此虽是在讲松树，而暗中却隐隐以松树之志自比，以此傲视世人。
“雨匀紫菊丛丛色，风弄红蕉叶叶声。”诗的开篇，即写闽中秋景。诗人以极为细腻的笔触，以雨中紫菊的艳丽色彩和风里红蕉的清脆乐音，新鲜生动地写出了南国特点。前句的一个“匀”字，极准确地勾画出雨的细密，雨的轻柔。在那动人的丛丛紫菊前，雨是那样的温情而善解花意，是它，将那大片大片的紫菊之色，浸淫得浓淡均匀，让人赏心悦目；而后句的“弄”字，则以拟人的手法将“风”人格化。闭着眼想想，风吹红蕉，蕉叶声声有韵，这该是怎么的一种情致。这样的一幅声色俱备的图画，是很容易让人陶醉的。
接下来的三、四两句，诗人有意地拓开一笔，将笔触延伸到人们的目力的尽处：“北畔是山南畔海”，诗句看似极为平实，却高度地概括出闽中的地势：北边是山，山道弯弯；南边是海，海浪滔滔。风景美妙得可以入画，可以为诗，可以作为旁观者兴奋地指手画脚，可是，真的走马行船却实在不易。于是，便有了结句的“只堪图画不堪行”。这不仅是诗人由衷地慨叹，也是全诗旨意之所在。
诗为诗人客中之作，描摹的也是客地之美景，而透过这些“紫”、“红”的耀眼色彩，透过那些音韵和谐的声响，不难发现，诗人抒写的，原来是浓浓的思乡情怀，诗人笔下的景色，也都不知觉地印上了深深的乡愁的印记。于是，“菊”也好，“蕉”也好，乃至那“山”，那“海”，都成为诗人一种情感的载体，成为诗人以景抒情的绝佳选择。这就是所谓“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之意了。
诗人跋涉异乡，旅途艰辛，又恰逢秋日，慨然而萌怀乡之感，则成为一种必然。可诗人在诗中，却有意识地不直接言明，而是将极和谐的风景与不堪行走的矛盾娓娓地道出，从而形成强烈的对比，借此，含蓄地表达出诗人缘于内心深处的隐痛。于是，一种叫作“乡愁”的东西，也就隐逸于其中，弥漫于其中。
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作者的趣味，表现了作者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仓的生活的憧憬。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画人物。文中第二段述及造园原则时，运用了大量整句，将园林“就势取景”的造园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笔法，也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承。
文章首段先写随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详细介绍了金陵四周的美景，为后文得享美景时的喜悦做了铺垫。
第二段作者主要叙写随园的来历以及自己治园的经过。中国古代造园的原则讲求利用已有的环境条件，精心设计，使园林虽由人造，却宛如天开。作者将原本的“隋园”改成“随园”，这个“随”字的含义正是体现了中国园林造园之奥妙，园林美学的精髓，同时也暗含着袁枚随顺自然、随时之宜的审美理想与人格象征。
最后一段则抒写了袁枚舍官就园，安享园林之乐的情怀。他引苏轼“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一句，表明自己仕与不仕皆随顺自然的心态。“随”字也正是袁枚追求自由随性的人生观、仕宦观的显露，充分显示了袁枚以“性灵说”驰骋文坛的诗人气质。
袁枚写这篇文章。一方面为他精心修造园林解嘲，一方面也为了扩大随园的影响。但写对自己经营的园林有感情，并把侈造园林的操劳和做宫的仰人鼻息作比较，这些思想应该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