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在诗中说自己当年奉诏入京陪王伴驾，声名鹊起，与王公权贵相接交，诗酒快意，但是遭到无情的打击，最后被赐金还山，深重的失落感使他愤积膺怀自觉可与贤哲比肩，此时他以诗作与翰林院中诸位友人礼貌性地告别，说自己向来崇尚古风。不合流俗，将要归隐山林。
全诗分三段。首四句为第一段，写抒情主人公生平夙愿和抱负。“好古”即好古风。古风，即下文所谓“贤达风”。贤达风即辅佐明主，功成身退。所以“好古”一词下启后三句。“白日”句至“王公”以上二十句为第二段，写抒情主人公受皇帝恩宠的盛况。这一段又分为四层意思。“白日”四句写承诏入宫，喜出望外。白日、回光、恭承、欻起等词语表达了这种喜悦心情。“清切”以下十句写“君王赐颜色”的无比荣耀。悠游宫禁，天子赐颜色，升价倍增。扈从帝驾，乘宝马，衣锦衣，依岩望松，对酒弹琴，其愉悦之情溢于言表。“因学”四句言因献辞赋，天子赏识，其声价倍增。归来二句言由于以上原因，王公贵族皆纷纷结交。“一去”十句为第三段，写失去帝宠，离开皇宫后的凄凉酸楚。一旦失势，身如飘蓬，宾客疏散，酒尊空空。无奈之际，自我宽慰：才力可依，不惭文宗。书告知己，学四皓而隐遁。
全诗叙议结合，成功运用了夸张、比喻、对比的手法，抒发了悲愤的情怀，也包含着对统治者的讽刺之意。
这首小词的结构是独特的。上片语言绚丽，写京都春景，下片语言淡雅，写江南春景。作者对两处春景都有着一份爱意，这之中的感情是含蓄、复杂而又微妙的。
“九曲池头三月三，柳毵毵。”杜甫《丽人行》描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文学作品中常有以少总多的效果，在这里贺铸用“九曲池头三月三”这样的词句，调遣着杜诗所铺叙极写的曲江水边丽人踏青的壮观。借着读者的联想，贺铸轻而易举地将杜诗的意境拽到了读者面前，柳丝摇曳，美女如云。
“香尘扑马喷金衔，涴春衫。”仍未直接写人，但士女如云，帝城春游的场面，却从一个侧面被渲染出来了。照说，通过香尘来写游人之多，也是较常见的写法。但“香尘扑马喷金衔”一句，却颇能造成气氛。《东京梦华录》云：“妓女旧日多乘驴，宣、政间惟乘马，披凉衫，将盖头背系冠子上。少年狎客，往往随后，亦跨马轻衫小帽。有三五文身恶少年控马，谓之‘花褪马’，用短缰促马头，刺地而行，谓之‘鞅缰’，呵喝驰骤，竟逞骏逸。”贺铸曾居汴京，于都人行乐场景自寓于目而记于心，故能绘声绘色，生动地写出了境界。经过这样渲染后，再接上“沆春衫”三字，这春便有十二分的浓腻。
“苦笋尘鱼乡味美，梦江南。”下片写江南春景。苦笋、尘鱼乃江南美味，佐酒佳肴。王安石《后元丰行》诗云：“尘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欧阳修《离峡州后回寄元珍表臣》诗云：“荻笋尘鱼方有味，恨无佳客共杯盘。”这美味佳肴足以引起人对江南的怀念。这种怀念又让人想起晋代的张翰。时政混乱，翰为避祸，急欲南归，于是托词见秋风起，思故乡菰菜、蓴羹、鲈鱼脍，辞官归吴。贺铸于“梦江南”中透露着的也是思归的情愫。
“阊门烟水晚风恬，落归帆。”结句将这种情愫表达得更为清晰。“君到姑苏去，人家尽枕河。”门巷对着烟水，春日将暮，晚风恬静，点点归舟，缓缓地驶来，悠悠地落下白帆。“晚风恬”的“恬”字，极其准确地把握江南日暮晚风的特点。风恬，烟水更美，归帆落得更悠闲。“恬”，不仅是风给人的印象，也是词人此刻想到江南烟水时的情绪表现。“落归帆”三字，用语淡淡，造景淡淡，心绪似也淡淡，然而于淡淡之中分明有着一份浓浓的乡思。
这首诗的序文是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评论，也是陈子昂对自己创作体会的总结，是他诗歌创作的理论纲领。陈子昂以汉魏诗歌为高标，痛责晋宋以来的浮靡文风，感叹“风骨”和“兴寄”的失落。令他惊喜的是，东方虬《咏孤桐篇》竟使汉魏诗歌的“风骨”与“兴寄”重新得到复归。他盛赞这篇作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可谓风骨朗健的佳作。陈子昂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遂挥毫写下《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寄赠给东方虬。可惜，东方虬的《咏孤桐篇》今已失传，但从陈子昂的行文来看，那自然是他诗作的同调，而且，陈子昂用以赠答的《修竹篇》的确也是一篇“风骨”与“兴寄”兼备的作品。
风骨和兴寄是唐诗两个重要的质素，也是后人评论唐诗的两个重要范畴。陈子昂所倡导的“风骨”虽然借自六朝人的成说，但又有他自己新的内涵，是指旺盛的气势与端直的文词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那种昂扬奋发、刚健有力的美学风格。陈子昂所高标的“建安风骨”，恰是六朝浮靡诗风的缺失，因此，这对于扭转六朝以来柔弱、颓靡的文风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尤其对于树立唐诗那种昂扬奋发的气度和风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而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就总体而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此诗的序文阐述作者倡导“风骨”、“兴寄”的创作主张，因此，此诗向来被视为陈子昂文学思想的实践范例。
全诗正文共三十六句，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生长于南方的修竹品质纯美，实为自身道德、风节之写照。后一部分写修竹得伶伦赏识而得以加工成乐器，也是诗人屡次上书陈述治国方略之表徵。接着，修竹进而欲“升天行”，则是诗人亟欲施展抱负的愿望之表露。
第一部分即前十八句，主要介绍修竹的生长环境和优良质地。首二句，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立意。“南岳”，即著名的五岳之一衡山。品质优良的修竹“龙种”产于此地。名山与物华聚集，一开篇就令人神往不已。“孤翠郁亭亭”，既从形色两方面描绘了修竹优美动人的姿态，也颂扬了它的卓然不群。衡山是万木葱笼的，但是，在诗人看来，它们与修竹相较，却有所逊色，所以特意以“孤翠”二字，以显其精。接下去，诗人分别写了修竹生长的自然条件和品性。“峰岭上崇崒”以下八句，紧承首句，描绘了修竹“生南岳”的情景。上有崇山峻岭，下有涧溪烟雨，突出了处境的幽僻；夜闻鼯叫，昼听泉鸣，渲染了四周的清静；春风舒缓，白露清凉，更衬出了氛围的洁净。正因为生长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以修竹的“哀响”如同鸣金奏乐，“密色”仿佛受到了美玉的滋润。“岁寒霜雪苦”以下八句，上承第二句，表现修竹的品性。“含彩独青青”，照应了上文的“孤翠”，突出了修竹虽受严冬霜雪折磨却青绿如故的独特品质。接着，诗人由表及里，以“岂不厌凝冽”的反诘，转为深入析理。并继而以“羞比春木荣”作了解答。春天风和日丽，一切草木皆应时而发，竞相争荣。“羞比”表明了修竹傲岸不群，不趋时争荣，接着诗人通过“有荣歇”与“无凋零”的对比，揭示了修竹不屑与春木争荣的实质，又探本溯源，表现了它的志向：“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说明修竹的本性决定了它有如金石，坚贞不二，永不凋零。这段议论，诗人采用反诘、对比、比拟等手法，寓理于象，笔挟风力，使行文“结言端直”、“意气骏爽”（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显得尤为刚健有力。
第二部分即后十八句，写修竹被制成洞箫之后的功用及愿望。相传黄帝派乐官伶伦从昆仑山北的峡谷选取了优的竹子，砍做十二竹筒，按照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人类创制了十二音律。“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就是诗人大胆想象，对这一传说的化用。“不意”，相对前面的“始愿”这两字使全诗顿起波折，全篇的歌赞对象由修竹转向了洞箫。由于得到黄帝乐官的雕琢，修竹的制成品——管乐洞箫，得到了配合弦乐“云和瑟”在朝廷演奏的机遇。诗人用“遂偶”、“张乐”修饰这一机遇，意态恣肆，语调轻松，暗示洞箫得到赏识器重甚为欣快。“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生动地再现了它在朝廷的表演。能演奏“妙曲”和虞舜制作的《韶》乐，说明其音色优美动听。“方千变”、“亦九成”，形容演奏的乐曲甚多。“方”（刚才）和“亦”（又）两个副词的使用透露出了演奏的频繁忙碌。但是，洞箫并没有满足于此。“信蒙雕琢美，常愿事仙灵”，抒发了它报答知遇之恩，追求美好理想的心愿。从这两句开始到全诗结束，一变前面的第三人称，改用洞箫的口吻，绘声绘色地阐述了它“事仙灵”的心愿：伴随仙人驾翠虬，与仙女弄玉吟赏着美妙的乐曲《升天行》，携手登白日，戏赤城，入三山，游玉京，玄鹤在身边忽高忽低展翅起舞，彩云也在四周时断时续飘来飞去。在这里，诗人融合想象、拟人、夸张等多种手法，描绘了一个自由欢乐、光明美好的理想境界。这个境界虽然是虚幻的，却生动地表现了洞箫对美好理想的热切追求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诗篇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修竹、洞箫人的思想感情，既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又避免了频繁比兴，失于晦涩的弊病，较为显豁地透露了其中的寓意：名为咏物，实为抒怀。诗中修竹的品性、洞箫的理想和追求，实为诗人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坚贞不二的品格、美好的人生理想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