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州端午》这首诗表达了作者长期离乡背井,而今返里归心似箭的思想感情。
这首诗开头就写刻画了一个白发老人的形象,略写了端午节的气氛。然后就写到小孩子见到自己的喜悦,想要尽快回到自己的故乡。
全诗六章,前三章每章八句,后三章每章七句。
第一章突兀起句,以怨天的口气发端,指出当前王朝政治的灾难是“谋犹回遹”,昏庸的国王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结果“谋臧不从,不臧覆用”,表现出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愤慨和忧虑。第二章进一步指出,所以造成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局面,是由于一些掌权者叽叽喳喳、党同伐异。他们“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因而诗人再次发出感叹:这样下去,不知国家要弄到什么地步!从而加深了第一章内容的表述。第三章,作者用“我龟既厌”这一典型的事例再次表示对王朝政治、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并指出,朝廷上虽然“谋夫孔多”、“发言盈庭”,但都是矢不中的、不着边际的空谈。接着第四章又进一步说明,当前王朝的政令策谋,上不遵古圣先贤、下不合固有规范,而国王还偏听偏信、不加考究,就使王朝的策谋更加脱离实际了。第五章作者又以谏劝的口气说,国家各种人才都有,国王要择善而从,不要使他们流散、消亡。这实是对周王发出了警告。最后一章,作者再次表达了自己忧虑国事的深沉心情,其中“战战兢兢”三句,生动形象、寓意鲜明,写出了自己焦虑万状的心态,广为后世所引用,早已成为著名的成语。
由上述内容,与其说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不如说它是一首政治抒情诗更确切些。当然,政治讽刺也是一种政治抒情。作者以“谋犹回遹”为此诗中心议题,以对国事的忧虑为主线,以感叹的语气贯穿始终,从中把叙述、揭露、讽刺和议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表述,从而形成了此诗主题明确、内容丰富和感情深厚的显著特色。从谋划的正邪、决策的当否,能看到政治的弊端以至国家的命运,表现了作者具有比较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并忧心忡忡,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为国事操心,表现了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爱国感情,这些也就是此诗思想价值之所在。
东晋王子猷“何可一日无此君”(语见《世说新语》)之语一出,便成为历代爱竹之士的口头禅。子猷爱竹,在于竹绿叶萋萋、秀美多姿,在于竹怀愁含怨、情韵绵邈,在于竹劲挺有节、凌霜不凋。而后世文人的咏竹篇亦多不脱于此,像唐令狐楚的“斋居栽竹北窗边,素壁新开映碧鲜”(《郡斋左偏栽竹百余诗》),唐李峤的“高簳楚江濆,婵娟含曙气”,“谁知湘水上,流泪独思君”(《咏竹》),唐许浑的“萧萧凌雪霜,浓翠异三湘”等。在他们眼中,竹如含愁幽人,如隐逸高士,总是那么优雅脱俗。
可苏轼所谓“一日不可无此君”则独辟蹊径,着意于竹之可“食”、可“庇”、可“载”、可“爨”、可“衣”、可“书”、可“履”的实用性价值,竹也就由超脱走向凡俗,由梦幻走向现实,由可赏走向可用,简直成了岭南人的“衣食父母”,却并不为人所贵,故而苏轼说“岭南人当有愧于竹”。著此文时,苏轼被贬惠州,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遭贬。普通平凡的“岭南竹”同样寄托着他沉重的身世之感“岭南竹”尚可物尽其用,而“奋励有当世志”的苏轼却远贬僻地,不为所用,悲哀啊!同时,苏轼将岭南竹写得那样有生活气息,正反映了他的达观和对现实的执著。
汉灵帝刘宏末年,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十分厉害。中平六年(189年)八月,灵帝新死不久,大将军何进、司隶校尉袁绍等人密谋杀宦官夺权,不料何进反为宦官张让、段珪等所杀,虎贲中郎将、袁绍的弟弟袁术带兵烧东、西宫。张让、段珪等人在混乱中挟持17岁的小皇帝少帝和7岁的陈留王(即后来的汉献帝)先逃往北宫德阳殿,在袁绍等人的进攻下,又逃往小平津(在今巩县西北)的北邙山。尚书卢植、前将军董卓等人得知后,先后率领人马赶到北邙山前迎驾。张、段等人有的被杀,有的投水而死,两个小皇帝则狼狈夜逃,先躲到一架农民的车上,天亮时被发现接入宫中。没几天,只当了五个月皇帝的刘辩就被董卓废为弘农王,而让刘协当了皇帝,实际上董卓操纵了军政大权。
这首童谣就是这样一次宫廷政变的反映。它以简短的词句,描写了当时小皇帝的狼狈情景以及君臣上下混乱不堪的局面。在这里,至高无上的皇帝,不过是权臣们追逐的一种猎物而已,他们出动千乘万骑,不过是为了把这个猎物抓到手,以实现自己的野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值得注意的一首童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