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诗的前两句，每一句中都有“人”和“月”字，这就使诗的前两句的句法更加工整而复杂了。实际上，诗的前两句也可变为“离人无语却有情，明月有光却无声”，或者为了合于平仄，也可以改为“离人无语却有情，有光明月却无声”这样就将人和月分开描写，前句写人，后句写月，但诗人此处却偏偏将人和月交织地描写在一起，两句中都有人和月。从第一句看，两人分离时都没有什么话说，而月亮也没有声音，四周很寂静，似乎没有什么感情，但第二句马上一变，明月虽然无声，却有着洁白的光亮，而两人分离时虽然缄言，保持着沉默，内心里却百感交集，充满着离情别绪，这样一写，句与句之间就有一种起伏，一种变化。不仅使人感到人有情，就连月也有情。
前二句是写两人在明月下依依不舍的分手时情景，后二句转而描写离别后情景。作者是个女子，从末二句的口气来看，第三句中的“人”也应该是指一位女子。她不仅离别有情，别后相思也依然有情。这从“人似月”三字即可看出。这三字看似平淡，言外之意都很多，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从承上讲，前二句虽然月无声，只有光，但就如同人无语却有情一样，都是有情物，而此处说“人似月”，就是说此刻的人依然如月一样，仍是有情物。从启下讲，月亮每天夜里从云中映射到水中，又从水中爬到层城，年年岁岁，周而复始，表现其时间之长，而“人似月”，正是为了说明人的相思也是天天如此，夜夜如此，说明其相思时间之长之久。月亮皎洁无声，离人相思无语，其情却如同月光，云间、水上、层城，无处不在。足见相思之深沉、绵密，如诗如画。诗从月光下离人的依依惜别，到月光下闺女的独自相思，从头至尾都将人、月合写，以人喻月，以月形人，写得十分有情味，又别致。
《春赋》是一支明快的春之圆舞曲，又是一幅绚丽的春之游乐图。描写了统治阶级春游时的狂欢极乐，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全赋以大量的典故与轻靡的情思来表现对春天的赞美，辞藻绚丽，对仗工整，充分表现了六朝的绮靡文风。
此赋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当然，在这篇赋中是找不到人民的艺术形象的。它所描写的是统治者和宫妃们在“春苑”中的欢乐情景和热闹场面。但衡量作品，并不能因为描写的对象是统治者和宫妃，就否定它有反映现实的价值。作品的客观效果往往是大于作家的写作意图的。只要把它和作者《哀江南赋》的“于时朝野欢娱”一段并读，就能体会到它很艺术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的太平景象了。
这篇《春赋》篇幅虽小，却通篇都是对偶，称之为他的前期代表作，从文学上看也是当之无愧的。庾信不仅在赋和诗中经常使用对偶，就是在碑文中也是习惯于用对偶的。对偶对庾信来说是语言习惯，是常用的语言模式，成了他的语言风格的一部分。《春赋》是由三十一个对偶组成的。从头到尾无一不是对偶。其中只有一联，在形式上可以不算对偶。“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其实这也可以算做宽式对偶，是明显对称的。同时，此赋大量运用修辞手法，包括比喻、夸张、比拟、映衬等，用典尤其多，共有十一个典故。其中开头十二句就用了八个典故。
“赋”的本义是敷陈其事。作为文体，则是要“铺采摘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庾信的这篇赋偏于写景，耽于逸乐，夸饰宫廷生活，无非为帝王的游赏助兴，其志趣无可称道。所可称道者，在于铺采摘文的手段，选声炼色的造诣。就造句形式上说，开头与结尾处多七言句，声律近于诗，正所谓启唐人七古之先鞭。末段五、七言句相杂成文，婉转流利，风情翘秀。至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二句，不但属对精绝，而且刻画微妙。后来，初唐的王勃效仿庾信的《马射赋》中“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一句，在《滕王阁序》中造句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再就描摹声色上说，《春赋》亦不乏秀句。如“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下笔轻灵，形象宛在；“影来池里，花落衫中”，自然流出，却有无尽情致。又如“月入歌扇，花承节鼓”，读之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令人心醉目眩。庾信的早年赋作多事白描，此赋亦然。但是，白描中溢光流彩，绮靡宕逸，这正是庾信远俗独到之处。
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
1、意象宏阔：唐代边塞诗多有从大处落笔，写奇情壮景的特色，本诗也不例外。比如像“塞下长驱汗血马，云中恒闭玉门关”、“阴山瀚海千万里”、“塞沙飞淅沥，遥裔连穷碛”等句，都写得气势磅礴。
2、对仗精美：本诗虽是七言歌行体，但其中有不少的句子运用律句的特色，声韵上讲究平仄相对，对仗也工整巧妙。如：“羽林练士拭金甲，将军校战出玉堂”、“玄漠云平初合阵，西山月出闻鸣镝”、“杨叶楼中不寄书，莲花剑上空流血”等等，都使诗句显得有堂堂之阵、正正之师般的整饬气象。
3、铁血柔情：此诗主旋律是雄壮慷慨的，但并非一味地心如铁石，毫无亲情、爱情可言。本诗从“杨叶楼中不寄书”（杨叶楼，应指征人妻子所居之楼）开始，转入柔情款款、音韵轻柔舒缓的另一个乐章，词语也清丽起来，像“杨叶楼”、“莲花剑”、“海外明月”、“天边落花”等，一下子就将人们的思绪带到那渴望已久的家乡，想起那楼头窗前终日翘首凝望的红颜佳人。
4、基调昂扬：此诗作为盛唐的边塞诗，透出一股立功立业的高昂之气，虽然战事艰苦凶险――“塞沙飞淅沥，遥裔连穷碛”、“城南百战多苦辛，路傍死卧黄沙人”，虽然思乡思亲情切――“归心海外见明月，别思天边梦落花”、“杨叶楼中不寄书，莲花剑上空流血”，但是众将士抱着“匈奴未灭不言家”的决心和斗志，不把敌虏首脑打得投降（单于系颈）不罢休，这句“欲令塞上无干戚，会待单于系颈时”，说得相当豪迈，和李白诗“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精神是一致的，都反映了盛唐当年那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气概。
这首诗用典较多，害得江湖夜雨搬来辞源，找了半天，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首诗的传播。注意该诗中好多典故并非实指，比如“燕然石”、“稽洛川”等，并非是唐朝当时作战的地方，这里只是借用汉代典故而已。这些典故，对于唐代的读书人来说，是大家熟知的事情，并非生僻之词，只是流传到我们今天，就并非人人都一目了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