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张元康孝顺父母，义无反顾。开头两句反意点化运用唐代王维《渭城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句，扣题写当前别情，非常深厚的父子别情。这不仅点明了“省亲”的缘由，而且点明了“省亲”的走向。君去的地方正是经过秦川再往西走的“阳关”。言辞双关，情意绵绵。第三、四句写张氏孝顺父母，义无反顾，即是用“白马”，“皂貂”等贵重物品厚待，留也“留不住”。“回首处”，想象中自己与对方分手后的景物，凤翔城将看不见了，所能见到的是“天霖雾”，所能留下的是天际的空旷，对词人的思念，颇有人去城空的孤寂感、悲伤感。
下片写想象中张元康到达家前后的情景。第一句写到达家时出现的第一个镜头：繁华的故都长安已是落英缤纷，暮春届至。第二句写到达家时出现的第二个镜头：“长安花似雨”，而故关的杨柳刚刚花絮飞舞，春光明媚。第三句写到达家时出现的第三个镜头：“渐见”众多兵士带着“靴刀”，像迎接高官，列在道路的两旁，以隆重的礼仪迎接。这三个镜头一叠印，恰好成为张元康省亲美好的大背景，于是立刻推出第四个镜头，即张氏到家后，出现如“风流膝上王文度”似的或泪流满面，或相对无言的镜头。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张氏父子那种天伦之乐趣感动众乡亲的场面。这是不同寻常的父子关系，而且集典型化了的中国传统人伦美的血统关系。与开头对照，叫人喊出“一曲《阳关》情几许”的动人心音。
全词，以人物行为为结构线，把友情与亲情编织成为一曲“西出阳关有故人”之颂歌。尤其下片的几个镜头极为迷人：“长安花似雨”，“故关杨柳初飞絮”，“靴刀迎夹路”，“风流膝上王文度”。这里充分揭示了人世间最为珍贵的是真善美；乡情、友情和亲情比什么都重要的这一朴素的真理。
《与刘伯宗绝交诗》是东汉诗人朱穆创作的一首四言诗，该诗是《与刘伯宗绝交书》的附诗，该诗名为咏物，实则赋人，以鸱比喻刘伯宗，以凤自比，表达了对贪婪丑恶的势利小人的憎恶，同时也借该诗对当时刻薄无情的社会风气予以尖刻的嘲讽。全诗比喻精当，刻画形象，语言质朴。该诗共十六句，可分前后两个部分。
前十二句是第一部分，以绝大篇幅，铺陈排比，刻画鸱鸟的丑恶形象。首先从外表描写它的污浊。接下来四句从行止食宿等方面描写鸱鸟的丑态。“饕餮”四句，又从内在本性描写鸱鸟嗜欲无穷的贪婪相。“长鸣”两句又从鸱鸟对凤的恶意中伤来描写它的卑劣行径。如此寥寥数语便把鸱的丑恶贪婪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鸱的恶劣行径，都是隐射刘伯宗的“不洁其翼”，是说他行为卑鄙；“飞不正向，寝不定息”是说他背离社会公德，不为母守制；“饥则木揽”下六句，是揭露刘伯宗在官任上的贪得无厌。“长鸣呼凤，谓凤无德”，是说像刘伯宗这样的卑劣小人，还大言不惭地指摘中伤正直的人。
最后四句是第二部分，旗帜鲜明地提出绝交，以凤自比，坦荡、高洁、超尘拔俗，与鸱相比，判若云泥，自然而然地为两相“永诀”营造了合理的氛围和理由，显示了作者绝对不与刘宗伯同流台污的高尚情操，表示了绝交的决心和态度。鸱，在读者心目中本来就是面貌可僧的东西，经过诗人淋漓尽致的刻画，愤怒鄙夷的斥责，便不能不对它——鸱鹗和他——刘伯宗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真所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所以，诗人最后宣布凤不与鸱同趋，从此绝交，各奔前程，便也成为读者的意愿。
全诗最突出的特点是用比，以凶恶贪婪的鸱来比刘伯宗，以志向高洁的凤鸟来自况，两相对比，其义甚明。其次是感情充沛，态度明朗、坚决，全诗一气呵成，作者愤激之情，跃然纸上。再次，该诗语言精练，比如连用四个动词来描写鸱在飞、宿，饥、饱四种情况下的状态，形象鲜明、生动，其寓意也由此揭示无遗了。
该诗在创作上继承了《诗经》、《楚辞》常用的比喻手法，但没有它们的委婉、含蓄，它显示了汉乐府的朴质，在比喻中直抒胸臆，能很快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用不着去猜谜，就一样能感染人，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种在直率中蕴含丰富的感情，正是汉乐府的突出风格。
该诗是中国早期的一首寓言诗，由于选择的形象对比鲜明，比喻得当，贴切自然，创造了成功的艺术效果。诗作语言平实显露，明白自然。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