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首四句写与客习射西园的时间,深秋霜降,望天清澄,西风暂起,寒意阵阵,夜半时分,直入梧桐。西风凄紧,冬之将至,词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前方将士,该是为他们准备过冬的粮饷,赶制棉衣御寒的时候了。他曾兼总四路漕计补给馈响,军用不乏,全力支持抗战,冬季来临,自然使他因关切前方而心绪不宁。“起瞰高城”三句,心事重重的词人起身离座,登上城楼,向中原望去,却见千里关河、寂寥冷落,他虽致力于抗战,无奈宋廷坚持苟和,抗金事业沉寂无着。面对冷落的关河,山河破碎、国土沦亡之悲涌上心头,沉痛难耐,只能借酒浇愁,故曰与客同醉。在宴饮之后,天之将晓,军中鼓声响起,习武场上,武士们手持雕弓,走马飞驰,好一派习武驰射的豪壮场面,令人振奋不已。
下片写西园习射。面对众人驰驱习射,六十开外的词人深感自己年老力衰,当年的豪气现在已经消失,哪能像虎士岳德那样,挥手弦响,双箭落地。这里有对虎士的赞许,更有对自己衰老的感叹。敌虏未灭而己身已老,不能驰骋疆场,使他深感遗憾,最后以“老矣真堪愧,回首望云中”作结,直抒胸臆。词人虽因无力报国而惭愧,但他身老志不衰,心系“云中”,情结边防,在垂暮之年,还以抗击金兵,收复中原为己任,表现了一个老年抗金志士的壮伟胸怀。
本篇笔力雄杰,沉郁苍健,具有豪放风格。
《乐府雅词》此首题作:“九月望日,与客习射西园,余偶病不能射,客较胜相先。将领岳德弓强二石五斗,连发三中的,观者尽惊。因作此词示坐客。前一夕大风,是日始寒。”这里转录《全宋词》,以便鉴赏本篇时作参考。
吟读本篇,深深地被作者的爱国热忱所感动。在深秋的寒夜,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带病登城巡视,回望中原那一大片被金人夺去的土地,不能收复,南宋小朝廷也岌岌可危,他的心情沉重而且惆怅,那又怎么办呢?一味地借酒浇愁吗?不,他还要“与客习射”,走马练武,于是就出现了“叠鼓闹清晓,飞骑引雕弓”的场面,“将领岳德,弓强二石五斗,连发三中的,观者尽惊。”词作者曾为抗击金兵立下汗马功劳,现在年事已高,还想与客走马比武,以振当年雄风,却又“偶病不能射”,感愧老病,不能报效祖国于疆场,只好回首长望北方的云中郡,那魏尚和李广奋勇抗击匈奴的土地。作者不是一般地悼惜流年,感叹病老,而是热切地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只因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而抱愧和感喟。虽有力不从心的悲慨,却仍然豪气逼人,给人以激励和振奋。
上半阕前四句写“霜降”、“碧天”、“秋事”、“西风”、“梧桐”,表明到了深秋,气候已经开始寒冷起来。“起瞰”三句,写作者年老偶病,在大风之后的寒夜,登上高城,遥望北方大片沦陷了的土地,无奈与客同饮,借酒浇愁,说的是作者在特定背景中的活动。“叠鼓”二句写武士操练、演习骑射的热闹场景:天将破晓,鼓棰小击,声声细密而急促;闹鼓声中,武士飞马上场,拉弓搭箭,射向目标。这是多么令人振奋和跃跃欲试的场面啊!以上写的都是客观的景物和事象,却又处处表现着作者的内在心情和心理。如:写秋寒以表现作者的老病忧国;写“起瞰”、夜饮等活动,以表现作者的国愁;写骑射活动场面,以表现作者的爱国豪情和民族自强的精神。景中有情,象中有意,所以才能写得情景历历,意象生动,境界鲜明。
下半阕抒发议论,但那议论都被情感化、形象化了的,而且设客争笑问难,生活气息极浓。所发感慨,同上半阕写出的时令、气候、活动场景紧密相连,所以毫不感觉突兀。“岁将晚”以下七句,说作者已到垂暮之年,有位客人同他说笑话,问他这个病弱的老人:你平生的豪迈气概跑到哪里去了?你往昔奔马骑射为谁争雄,还不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今你哪能比得酒筵上的武士,举手拉弓,弦声响处,便见有双雁从远空堕落。结尾“老矣”二句,作者回答了自己因年老力衰而不能为国效力,抒发了“真堪愧”的悲凉、痛苦心情,然而他还在“回首望云中”,向往历史上抗击异族侵略者的爱国志士。
关注《题石林词》评说叶词,说他“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这篇《水调歌头》系梦得晚年作品,用关注的话来评判,是符合实际的。毛晋《石林词跋》也说作者叶梦得晚年“不作柔语殢人,真词逸品也。”
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这首词的上片写的是作者青年时期那段传奇般的出色经历。“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上句写作者年青时参加领导抗金义军,曾率领过上万人的队伍;下句写自己率领精锐锦衣骑兵渡江南来。“锦襜突骑”,即穿锦绣短衣的快速骑兵。“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具体描写南奔时突破金兵防线,和金兵战斗的场面:金兵晚上准备箭筒,修筑工事,而宋兵拂晓便发起了进攻。燕兵,指金兵。“夜娖银胡觮”,夜里整理兵器(准备天明的战斗),侧面说明义军进兵神速,出其不意。娖,通“捉”;胡觮,箭袋。一说,枕着银胡觮而细听之意。娖,谨慎貌;胡觮是一种用皮制成的测听器,军士枕着它,可以测听三十里内外的人马声响,见《通典》。两说皆可通,今取前说。“汉箭”句,指义军用箭攻击金人。金仆姑,箭名,见《左传·庄公十一年》。四句写义军军容之盛和南奔时的紧急战斗情况,用“拥”字、“飞”字表动作,从旌旗、军装、兵器上加以烘托,写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极为饱满有力富有感染力。
作者回忆青年时代自己杀敌的壮举和抗敌的战斗,豪情壮志溢于笔端,他怀着一片报国之心南渡归宋,满怀希望地打算为宋杀敌建功,但却不被高宗重用,亦不采纳他的平戎之策,长期被闲置不用,使他壮志沉埋,无法一展怀抱。因此在转入下片后,追怀往事,不免深深地叹息:“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上二句今昔对照,一“追”一“叹”,包含多少岁月,多少挫折;又灵活地从上片的忆旧引出下片的叙今。第三句申明“叹今吾”的主要内容。草木经春风的吹拂能重新变绿,人的须发在春风中却不能由白变黑。感叹青春不再,韶华易逝的可惜,这是一层;白髭须和上片的壮岁对照,和句中的春风对照,又各为一层;不甘心年老,言外有壮志未能彻底湮灭之意,又自为一层。一句中有多层含意,感慨极为深沉。“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以最鲜明、最典形最生动的形象,突出作者的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突出他一生的政治悲剧,把上一句的感慨引向更为深化、极端沉痛的地步。平戎策,指作者南归后向朝廷提出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价值的抗金意见书。上万字的平戎策毫无用处,倒不如向人换来种树书,还有一些生产上的实用价值。这是一种政治现实,对于作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感受,不言而喻。陆游《小园》诗:“骏马宝刀俱一梦,夕阳闲和饭牛歌。”刘克庄《满江红·夜雨凉甚忽动从戎之兴》词中的“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和这两句意境相近,也写得很凄凉;但联系作者生平的文韬武略、英雄事迹来看,这两句的悲慨程度还更使人扼腕不已。
这首词以短短的五十五个字,深刻地概括了一个抗金名将的悲惨遭遇。上片气势恢宏,下片悲凉如冰,心伤透骨。悲壮对照,悲壮结合,真如彭孙遹《金粟词话》评辛词所说的:“激昂排宕,不可一世”,是作者最出色、最有分量的小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