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
本诗中,首联“漫有登高兴,兼当望远何?”便为全诗定下了一个基调:自己空有登高的兴致,可是登高望远又能如何?这一句,比“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惊一人”更多了一份难言的意绪。
颔联“对花惊白发,见雁忆黄河”便为我们揭示了这种无奈,原来,在思念亲人之余,诗人心中又多了一份对时间无情流逝的悲慨。对着美丽的花儿,才猛然惊觉自己已青春不再,岁月就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看到大雁南归,想起自己游宦在外,思归却归不得,而大雁尚能年年南归,真是人不如物了!
第三联“乱后书来惊,霜前木落多”颇似杜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句。于是,全诗的感情便又在思亲、感叹时间之外,又多了一份伤时念乱和悲秋的意绪,使诗歌表达的感情更加复杂。本来因为战乱的缘故,兄弟之间赖以联系的惟一方式就受到了阻隔,偏又遇上这令人伤感的萧萧落叶!
尾联“不堪羁宦日,同是阻干戈”,则对前两联来了一次小结,说自己早已不堪忍受仕途的寂寞和不自由,更何况是在这样一个纷乱的年代!
本篇选自《淮海集》,写于元丰二年(1079)秋。这年春天,秦观要去会稽探望伯父,恰好苏轼自徐州调任湖州途经高邮,他们便一路同行,到吴兴(湖州州治所在地)分手。秦观到会稽后,听说苏轼被捕下狱,又渡江到吴兴问讯,而后再经杭州返回会稽。本篇记述“中秋后一日”夜上风篁岭访辨才法师,当是这次路过杭州时的事。第一年,辨才、参寥派人到黄州慰问已被贬官的苏轼,并捎去了秦观写的这篇《龙井题名记》。苏轼看后写道:“览太虚题名,皆予昔时游行处,闭目想之,了然可数。”(《秦太虚题名记》)
《淮海集》中另有一篇《游龙井记》,也是元丰二年所作。文中着重叙述有关龙井的文献记载和传说,解释风篁岭为什么多泉水,对所谓在龙井求雨有灵也发表了看法。比较起来,《龙井题名记》以入山访友为线索,具体地记述了出郭、渡湖、穿林、登山的行踪,描写了月下西湖山林的景物,“游”的味道显然浓一些。虽然这是一篇游记散文,但对景物的细致观察与描绘,以及善于创造清幽的气氛,同样也体现了词人秦观的气质和艺术特色。
“道旁庐舍,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这一句是作者“殆非人间之境”的感叹。可想象出,深木树林中,隐隐闪着火光,两三户人家坐落在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境界。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对此地美景的喜爱之情,又透漏出内心的欢愉。
雪窦,即雪窦山,在今浙江省奉化县西60里,海拔800米,为四明山的分支。唐代曾在此建寺,原为我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今虽废,但乃有不少景点。
邓牧于癸巳(1293)春暮二十四日游雪窦山。这篇游记留下了他的踪迹,也使我们今天能一睹七百年前的雪窦山的风光。
游记的第一部分,作者用四段文字,记叙由石湖(今江苏省吴县盘门西南十里)至雪窦山的行程,约占全文的五分之二。记叙游程,交待行止,使景点所处及周围环境了然于纸,也为后来的探奇访胜者导游,这种笔法已经形成我国游记散文的共同特点。但是象本文,开篇在交待行程上就如此泼墨,还是不多见的。
但细细读来并不乏味。沿途几百里,水陆兼程,由石湖起程,舟行二十五里达江,“江行九折达江口”,入溪水又行“九折达泉口”,水浅处,“曳舟不得进”,则“陆行六七里”,经两天两夜后,又涉小溪大溪,抵达溪口才转入山路。这段朴实的文字,不仅写出了路途遥远曲折,而且在长途跋涉中,使人看出作者“闻雪窦游胜最诸山”后,就不殚旅途险阻,而“一意孤行”的勃勃兴致。
江浙一带,素以风景优美着称,沿途几百里,自多奇山异水,一路揽胜,倒也不觉乏累。作者用悠闲的笔调写道:“视潮上下,顷刻数十里”,轻舟飞驰的畅快心情,洋溢在字里行间。一会儿舟行大溪上,深沟险壑,森然可怖。一会儿巨石临水,“若坐垂踵者”,多么悠闲自在。一会儿溪水环山,自高处坠入山涧,远远望去,犹如自蛇奔赴大壑,气象万千。更有“桑畦麦陇,高下联络”,田家村舍,“隐翳竹树”,樵夫牧童,追逐嬉戏,颇有些桃花源的味道。作者很想知道这地方的名称和历史,无奈村民不谙吴语,无从得知;遗憾的心情正反映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此看来,作者对这一段行程不惜笔墨,是有所记而记的,并非闲笔。
从第五段起转入山路,开始登临雪窦山。作者着重记叙了雪窦山观亭,千丈岩观瀑和妙高台观石。
雪窦山观亭。作者移步换景。上到第二座山峰,这里景亭棋布,各揽一胜。因此作者没有把“亭”作为描写对象,而把镜头转向了它们周围的景物。隐秀亭处是万杉藏秀;漱玉亭下是甘甜清泉;锦镜边海棠围池,花影映水,灿烂如锦秀;寒华亭内题留荟萃,文采精华;大亭上有宋理宗的“应梦名山”御笔……一路观光,美不胜收。
千丈岩观瀑。千丈岩,顾名思义,这里崇岩壁立,谷深千丈,是个险峻之地。作者登临“崖端”,攀树“下视”,以至“目眩心悸”,历险逐胜之情跃然纸上。飞雪亭观瀑,是千丈岩的着名景观。“初若大练,触岩石,喷薄如急雪飞下。”寥寥十余字,写出了瀑布自崖顶飞泻潭下的壮观景象:它自锦镜直径十余丈的大园池喷薄而下,始则宽如大练,继而与岩石相激,珠玑四溅,细若飞雪,纷纷急下。沾湿衣襟,着实让人心醉。“情以物生”(刘勰《文心雕龙·铨赋》),“辞以情发”(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这一惊一喜引发了作者的感慨。他唇吻翕动,刚要启口,环顾四周,竟没有一个知音,不禁“怅然久之”。他想说什么呢?”此时此刻作者决非是要赞山吟水,他要“清谈玄辩”(多指玄妙的哲理)。作者32岁时南宋灭亡,怀着悲愤的心情,拒不出仕;放浪山水以后,逢寓止则“杜门危坐,昼夜为一食”(《洞霄图志》),以后隐居洞霄宫,也过着“身不衣帛,楮御寒暑”(《伯牙琴》)的清苦生活,直到在超然馆无疾坐化,终不改志,走的是一条多么艰险的人生之路啊!虽有谢翱、周密(也是抗节隐逸之士)二位好友,但都未曾同游,且境况相似……在伤时感遇的慨叹中,流露出了作者的幽愤与渴望。
妙高台观石。这里山石岩岩,奇形怪状,作者就极力描摹它们的形象,盛赞它们“自然动人”,远远胜过“观花”。刚才的“怅然”云散了。其实,这种伤时感遇之痛是切肤入髓的,稍有引发,就由衷而出。上文有三处写到琅琅书声:一处是药师寺的寺僧读书声,一处是溪口大废宅中传出“诵声”,一处是雪窦寺的主僧少野读诗声。听到这些亲切的读书声,作者不仅驻足谛听,还要辩析一番,评论一番。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处世之道是修身积学,齐家治国。作者在《逆旅壁记》中说:“余家世相传,不过书一束。”这位书香了弟对读书声倍感亲切与惊喜,正反映了他虽身在山水,但终难忘情于世事人道。可见,寄身荒野乃是出于无奈。作者惟恐没有人懂得他的心曲,特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伯牙琴》,大概就是耿耿于此吧。
邓牧在自叙传中说:“以文字请,每一篇出争传颂之,非其人求之厚馈弗为。”我们不必对他索取厚馈加以厚非,且看他对自己的文字是何等的自重。总观全文,作者很善于把握景物的特点:雪窦山的亭,千丈岩的瀑,妙高台的石,各具特色。闽浙一带,三江九溪,苍山与碧水,总是相依相伴,雪窦山更是如此。但作者写水,各择其妙:或写形,如“白蛇蜿蜒”;或写声,“溪声绕亭”;或写味,“饮之甘”;或写动,“大溪薄山转”;或写静,“花时影注水中”;总之,使人领略到每一景物的独胜之处。
作者描摹景物的形态,不拘一格。妙高台的山石:色,“或绀(gān微带红的黑色)或苍”。形,有的象扣着的盂;有的象丢弃的帽子,委屈地躺在地上;有的象蛟跳跃;有的象兽蹲踞。远处的山峰,“青岚上浮,若处子光艳溢出眉宇”--青霭缭绕,阳光穿射,色彩缤纷,简直象个蛾眉秀目,脉脉含情的少女,再美的花也比不上。这段不足百字的景物描写,竟川了动情结合,比喻拟人,远眺近观,对比衬托……直到穷形尽相方才收笔,如此的精细酣畅。
寄情于景,寓志于物,是我国游记散文的传统,到唐宋时期,已经达到“物我双会”的境界。本文作者把自己的伤时感怀都融注在景物之中,自然而亲切,令人心领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