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诗主要有两种风格：一种为“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式的大气磅礴、雄奇浪漫之壮美，诸如《蜀道难》之类；一种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自然之优美。此诗应属后一类。
另外，此诗也透露出李白隐逸与入世的矛盾。诗人思想中有很深的隐逸情结，所以把家乡描绘得极其优美，且环境清幽，适于隐居。但毕竟身处大唐盛世，男儿志在四方，立志报国，所以最终“无心恋清境”，离开家乡，“已将书剑许明时”。
首句“晓峰如画参差碧，藤影风摇拂槛垂”，天色初晓，作者走出门外远望匡山，只看到曙光中美景如画，山色斑斓，不禁心情舒畅。近处，藤蔓从树上垂下，随风摇曳，枝条轻轻拂过栏杆，令人心旷神怡。
次句“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山上野径交错，人们常常带着家犬一起走过。每逢夕阳西下，晚归的农人就背着柴薪走下山来。这一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画面，给人平静而悠远的感觉。
中间两联“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读书读累了，作者常倚树休息，没看云卷云舒，聆听猿啼阵阵。有时候还会看见大明寺里的僧人出来清洗钵盂，他们洗钵的那个池塘曾有白鹤飞来，如今却不知飞到那里去了。短短几句诗，描绘出匡山的美好景致，也表达出作者对这里所怀有的深沉感情。
最后两句描绘出一幅匡山虽美、无心留恋、决心奉献文才武艺的雄心壮志图。诗人“将犬”为伴，“带樵”晚归，听“猿啼”，看“鹤飞”，心旷神怡，安闲舒适。运用借景抒情的手法：匡山虽美，我却要离开了。不是我不喜爱这里的美景，而是我已经决心走出大山，凭自己的文武才艺，开创一番伟大事业。
此诗的前三联描写了匡山的自然美景，雄奇、秀丽、清幽，可见其对家乡的深情与依恋。尾联则抒发了他欲为大唐盛世奉献出文才武艺的宏伟抱负。不是不热爱家乡与大自然，只是因为早已有了在盛世施展才能的抱负了。
全诗八句，前六句皆写匡山“清境”，末二句写己之政治抱负，亦即远游之目的。全诗于清雅闲适中体现着作者远大的志向和豪迈的情怀，叙事娓娓，抒情款款，可见李白去蜀辞乡之际，既对故乡无限依恋，而用世之心更高于一切。
一般说，写应酬诗要受到各种限制，诗人的才情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一部《全唐诗》，这类作品所占比例不小，然而可以称得上杰作的却少得可怜。李贺此诗写来身手不凡，素来受人称道。
全诗共分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写二人联骑造访。第一句指二人所穿的官服，唐代制度，六品、七品官服绿，八品、九品官服青。第二句指坐骑装饰的华贵。接着写车轮声、马蹄声由远而近，隆隆盈耳，韩愈、皇甫湜入门下马，神态慷慨轩昂。李贺从屋里迎了出来，原来是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东京才子”，“文章巨公”，指皇甫湜、韩愈。这段实写作者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人物神情俨然可辨，绘声绘色地形容出诗题所规定的内容。
中间四句为第二段，着重赞颂二人的学识和文名。韩愈及韩门弟子是中唐文坛上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在艺术上有一显著特点，就是务求奇险。李贺有意仿效韩体，以雄健的笔力，磅礴的气势，概括韩派诗文宏阔雄奇的艺术境界。四句诗说了他们学识的丰富，思想的奇伟，文名的威大，工力的精深。不说满腹经论，偏说胸中罗列满天星斗；不说光焰万丈，偏说天之精气充塞其中；不说声名卓著，偏说声摩空；不说彩笔生花，偏说天无功。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上天入地，“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竭力调动神话世界中瑰奇景物来弥补现实世界的贫乏与不足。从这一点上说，李贺此诗与韩愈《调张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钱锺书认为“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道著矣。”这里牵涉到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艺术中造境之美，是自然景物所没有的，所谓“天无功”而有待于“补”（详见《谈艺录》十五），从中可以领会到李贺诗歌创作力避平庸凡近的创作心理。这四句诗对韩愈及韩派诗文作出了一个极高的评价。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自己的处境与抱负。这四句诗有一个共同点，即处处写自己的穷愁失意，如“感秋蓬”、“死草”、“垂翅”，又处处暗示自己不甘没落，向往腾达发迹之日，如“生华风”、“附冥鸿”、“作龙”。其中很大一个愿望是恳请二位名公对自己的困顿援之以手，加以提携，因此，有意识地以自然事物的转折变化，“死草生华风”、“垂翅附冥鸿”、“蛇作龙”，来表达自己迫切希望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求。《唐摭言》卷六说：“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意思说韩愈、皇甫湜具有很高的名望，只要是被他们二人接待和援引的人，也就如同“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李白《与韩荆州书》）。原来，唐代文人想要取得功名，在科举考试中获捷，必须遍诣名公贵人，得到他们的荐引，然后才有成功的可能。韩愈、皇甫湜既有名人的头衔，为人又很热心，二人不待李贺诣见，主动上门看访，李贺在深受感动之后，向他们提出恳求，也就成为本诗一个重要的内容了。
就应酬诗而言，此诗在章句、措辞安排上是十分得体的。全诗十四句，前十句以韩愈、皇甫湜的来访为表现内容，体现了对客人的敬重。第二段四句诗承五、六两句“东京才子，文章巨公”加以生发，对来客作出很高又很得当的赞颂。最后四句以“庞眉书客”过渡，眉目十分清楚。在向客人表达自己的愿望时，语辞诚恳，不失身份。诗歌的另一特点，就是句法、音调、气势与朝愈诗歌很相象，比喻奇特，想象丰富，尤其“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议论精辟，千古不易，曾使后人为之击节叹赏（见《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语）。
这首诗虽然是一气呵成的，但经过精心的构思，感情丰富，跌宕多姿，想象新奇。
这首词以轻淡的笔触，描写了古代少女们春天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段，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副情趣盎然的图画。
词的上片写景。“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这两句既点明了季节，又写出了季节与景物的关系，给人以具体的印象。行文轻快流丽，蕴含喜悦的情意，为全词的明朗、和谐、优美的基调打下了基础。“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三句描绘了一个春意盎然的园子，园中有一个碧水荡漾的池塘，池面上点缀着几点青苔，密林深处不时传来莺儿的歌唱，空中还有柳絮飞舞。“日长”，表明季节已开始变化，多少有点惜春的意味。柳絮在空中飞舞，显示出晴和的景象。“碧苔”、“黄鹂”、“飞絮”，看来似乎是极其常见的自然景物，经词人稍加点染，宛如一轴初夏风光小幅，特别惹人喜爱。
下片写人。“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趁着这春暮夏初的季节，少女们停了针线，来到这大自然的怀抱里。这时，东边邻居的女伴笑眯眯地走了过来，她们正好在那条桑田小路上相逢了。“巧笑”二字，捕捉到了“东邻女伴”用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情态的描写，由内心到外表塑造了东邻女这一形象。内心真情流露的一刹那，巧妙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读时，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这位天真的少女充满着青春的欢乐。她忽然想起昨天夜里做的那个好梦，认为那原来是“斗草赢”的兆头，脸上又飞起了笑容。词中没有正面来描写斗草的活动，而是捕捉住两人斗草时的情景，着意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与神态，以轻松欢快的笔调写出了少女纯洁无暇、活泼天真的性格特征。只用一笔点出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了这位少女不仅聪明，富于想象，而且心灵是那样纯洁无瑕。
此词画面明媚，情调欢快，风格质朴，或可视为晏殊词中的别调。上片写景，刻画出一幅秀丽的春景图。 “燕子”、“梨花”，形态一动一静，色彩一黑一白，以之对举开篇，有相映成趣之妙。同时，用“燕子”、“梨花”带出“新社”和“清明”，又为下片中少女的登台亮相埋下了伏笔。下片写人，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仕女图。“巧笑”二句写女主人公与她的女伴在采摘花草的小路上欣然相逢，逗出下文所描写的斗草游戏。但作者既不对斗草场面稍加展示，也不对斗草规则略作交待，而聚焦于主人公斗草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这同样别具匠心。“笑从双脸生”，尤为传神写照之笔：只有涉世未深、全无心机的纯情少女才会因为如此细小的缘由而笑得这般自然、这般天真。
《跂乌词》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不久。在此诗中，诗人借助于跂乌形象婉曲而真实地展示自己坎坷的人生遭遇和凄苦心灵创伤，描绘出一副令人心恸的自画像。通过此诗，可以深入地窥视柳宗元的内心世界，准确地把握他初贬永州时的创作心态。这不仅对读者欣赏他的寓言诗帮助不少，而且对全面地了解柳宗元和他的整体作品也大有裨益。
在这首诗中，诗人叙述了一只受伤乌鸦的落魄遭遇和打算未来避祸自保的寓言故事。全诗的内容可分三层。第一层，群乌和乐图。当旭日升起时，一群乌鸦在城头上空飞翔，哑哑地鸣叫着、争抢着飞向那朝阳的树枝，享受着阳光沐浴的温暖。它们梳梳羽毛、舒展舒展翅膀，显得那样的舒坦、惬意和快乐，似乎幸福的时光全属于它们了。于是它们对不幸的跂乌评头品足的大加议论起来，并伴有几分嘲弄和幸灾乐祸。这层对全诗来说，既交代了跂乌落魄的原因和背景，又显示出了跂乌同群乌命运的巨大反差。第二层，叙述跂乌落魄的原因和惨状。原因有二：一是志向太高，招致太阳里的三足乌的嫉妒，使其足病。二是损人害己。因抢夺别人的既得利益，为人所伤。因而处境狼狈，只能告别展翅高翔的蓝天，口衔树枝艰难地在低矮的树丛中跳跃。还须时时提防泥涂中蝼蚁和栋梁上的燕雀偷袭和伤害。这层是全诗的重点，集中描述了跂乌的落魄之状。第三层，跂乌所思。面对着环视的敌手，自己已经丧失了搏击长空的能力，与其受辱于敌手，不如效法支离和无趾，全身而退，以求自保。此层进一步写跂乌由身体的伤害到精神的伤残，加浓此诗的悲剧色彩。
这是一首寓言诗，作为寓言诗，最本质的特征是托物寓意。首先，须看所托之物与所寄之意能否融为一体。其次，要求所寓之意真实。因为“意”是寓言诗的关键、生命和灵魂，“物”之不过是其载体而已。如果没有灵魂，寓言诗同平庸的写景诗和咏物诗就没有了差别。欣赏寓言诗，关键是对所寓之“意”的真实性的把握。再次，对“意”的表达方式是否幽深婉曲，尺度适当。太直则成为了咏怀诗而显得浅露，太曲易变成朦胧诗而不知所云。此诗成功地处理好了这几种关系，因而具有特殊的魅力。
形象鲜明、生动真切是突出特征之一。在“跂乌”这一形象中，诗人寓于了作者真切的经历、遭遇、感受和悲愤。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读者从群乌对跂乌受伤原因的议论中得到的答案是：志高和损人。这两点正是柳宗元遭贬的直接原因。他年少精敏，志向高远，再加之仕途通畅，三十来岁就成为了朝廷中的决策要臣，这使他的从政理想变得更加狂热和高远。他立志革除一切社会弊端和痼疾，再现盛唐的繁荣景象。正如“群乌”所言“慕高近白日”。结果势必引起政敌的嫉妒。再就是它们的革新的措施，就更严重的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如废除宫市、收回宦官特权、削弱藩镇势力和惩治贪官污吏等等，在“群乌”的眼中都是些“贪鲜攫肉”的损人行为，自然要遭到群起而攻之。这些都是柳宗元的真实遭遇。过激的革新立即招来了宦官、藩镇势力和朝官的反对派里外呼应的联合进攻，拥立太子李纯，强迫顺宗退位，严惩革新派骨干，在磨刀霍霍、刀光剑影的疯狂围攻下，其结果岂止是伤痕累累。另外，如和乐的群乌、窥视的蝼蚁和燕雀，正是政敌们弹冠相庆和仍将继续落井下石置人死地的丑态的传神刻画。他的好友韩愈写的《柳子厚墓志铭》和《唐书》本传看法是一致的，认为柳宗元落魄主要是“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不自贵重顾藉”，得罪权贵所致。而“名盖一时”、人“畏其才高”又是久贬不用的根本原因。朋友之说的真实性和史书记载的权威性，足以说明了柳宗元落魄原因的真实性。所以韩醇《诂训柳集》说《跂乌词》是“用寓言之体”，“显以自况”。跂乌形象的真实，就是艺术地再现诗人经历的真实。
凄婉哀怨、悲壮刚强是此诗的又一特色。柳宗元在落魄的跂乌身上寄予的情感，也是自己那段特殊时间内的特殊情感的表现。失势的跂乌面对险恶的环境，他选择了效法支离无趾、避祸全身。这正是柳宗元内心矛盾、苦闷、彷徨和恐惧之情的真实表现。现代人大可不必去责怪柳宗元过于消沉、妥协和退却，也不必要求他当时为何不一直斗争到底、视死如归、气贯长虹。其实，谁都知道任何顽强的斗士，不可能内心没有丝毫胆怯和软弱。因此，柳宗元非但无可厚非，反而更让人敬佩他有敢于袒露真实内心的勇气。当时的柳宗元没有选择余地。一夜之间的命运逆转，不得不扶老携幼，从京城来到永州。到后的水土不服、亲人病逝、多病缠身，人身攻击的恶语、用心险恶的诽谤，还有那“不在量移之限”的一纸诏书，打击一个接一个的劈头盖来，柳宗元的前途几乎被全部封杀。伴随而来的还有那令人窒息的孤独和寂寞。对于这种远远超出肉体和心理承受能力的伤害，迫使他与佛门有了亲密的接触。“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佛门何处销”。在这条王维当年选择的道路上，柳宗元又蹒跚地行走着。当然，佛门并不是不幸的真正的避难所，暂时的安慰无法治愈永恒伤痛。这大概是前人众口一词的认同柳宗元的作品以哀怨、凄婉为感情基调，深得骚人之趣的原因吧。在柳宗元的集子里，处处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常积忧恐”、“恒惴栗”的情感涌动。周昂在《中州集》中的《读柳诗》一诗写道：“功名翕忽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开卷未终还复掩，世间无此最悲音。”乔亿的《剑溪说诗》更是明确指出《跂乌词》“恻怆动人”，情感哀怨。刘克庄认为“可悲而泣”。因此，《跂乌词》所表达出来的凄婉哀怨，是柳宗元当时最真实的情感。不过，在悲切中还夹有一点悲壮。跂乌的昂首，正是张谦宜评柳诗时所说的“矫矫凌人意”，“毕竟不平和”。
物我一体、婉曲含蓄是此诗表现手法上的特色。在《跂乌词》中，柳宗元以高超技巧，展示出寓言诗的魅力。全诗无一不在说跂乌，又无一不在言自己，真正做到了物我难分。这种效果的取得，首先在物的选择上，诗人以跂鸦为意的寄托物，是很有深意的。它具有多层含义。一方面，乌鸦是不吉祥的小动物，给人的印象是多嘴惹祸、制造麻烦、没有婉转动听声音，常常被人指责。柳宗元的革新中的言行举止，被众臣视为“怪民”，群起攻之，这点与乌鸦十分相似。当然，群乌给柳宗元的印象也是一样。这就缩短了物与人之间的距离，启动了读者的想象。另一方面，跂乌又是令人同情的弱者，它那伤残的躯体、危险的处境以及惶恐退避的心理，读者更易锁定被贬的柳宗元。其次，在跂乌的刻画上传神而深刻，作者舍弃外貌描绘而直达其神。突出的只是落魄过程和此后的感受，及避免了浅直之弊，其婉曲之美、含蓄之韵，使物我浑然一体。
总之，《跂乌词》不仅集中地体现了柳宗元的寓言诗的特点，而且代表了柳诗的主要风格——凄婉哀怨。也是深得楚骚精髓之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