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马诗，诗人借骢马的伏枥境遇、雄姿才力以及立功心愿，比喻自己困守长安的遭际和自己的才能襟怀，寄托自己施展抱负的愿望。此诗分四段，每段四句。起四句为第一段，叙写骢马立功西域；“功成”四句为第二段，写骢马的性格；“腕促”四句为第三段，写骢马的骨相才气；末四句为第四段，写骢马的志愿。全诗结构严谨，构思精巧，借物抒情、托物言志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段写骢马的来历。“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欻然来向东”，高仙芝是安西都护，他的毛色青白相间的骢马，随着主人东至长安，名声与身价也随之骤增。“此马临阵”二句，补叙骢马曾在边地立过战功，它虽是牲畜 ，却有人的感情。一心助主人建立大功。“与人一心成大功”句，深受清代诗歌批评家沈德潜激赏，可见它们都是杜甫颂马德的名句。
次段“功成惠养”四句，描写骢马的性格。这一段诗意紧承上文，从前，骢马立功西域，如今，随主人入朝，受着恩惠被豢养在厩里。“飘飘远自流沙至”，意思是说骢马从遥远的沙漠地区来到这里。此句照应上文，与“来向东”同意，仍然是叙述骢马的来历。继而，诗人借用曹操《步出夏门行》诗意，称誉骢马的品格。老骥伏枥，尚且有千里之志，何况骢马并没有衰老 ，“雄姿”尚在，“猛气”犹存，因而，它不甘心接受伏枥豢养的恩惠，时刻不忘建功沙场。诗意透进一层，骏马的品格表现得极为鲜明。
“腕促蹄高”四句，概述骢马的骨相形貌，二句写腕蹄，二句写身躯。“腕促蹄高如踣铁，交河几蹴曾冰裂”。据《相马经》载，良马腕须短促，促则力健；蹄须高厚，蹄高则坚硬。正因为腕促蹄高，踏地如铁，所以几次蹴踏，就使层积的交河冰破裂。“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五花，骢马毛色，散在各处，如满身云锦。这匹骢马是汗血马，奔驰万里，才能见到身上汗流如血。这两句已从马的形貌写到马的材力，与末段诗意紧相衔接。
末段四句写马的才力和志向。“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电掣倾城知”，二句承上文诗意，继续写出马的才力。因为它雄俊绝伦，京都“壮年”都不敢骑乘它，骑术高超的人驾御它，风驰电掣地在城里奔跑，全城的人都知道它是一匹良马。“青丝络头”二句，照应“雄姿未受伏枥恩”，写出骢马向往西域战场，诗人代马言志，是说带上青丝络头，老死在槽枥间，这并非它的志向，它要冲出横门道，重新驰骋于西域战场上。横门道是去西域的必经之道，出横门道，意谓欲驰驱于战场。以感慨的语调结束全篇，更能点明全诗的题旨。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结构独到。杜甫的歌行，纵横跌宕，富于变化。此诗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在结构上，颇见诗人的匠心。他并没有走从马的形貌写到它的品性、志向这种艺术构思的老路，就题落笔，从高都护回朝，写到骢马的来历，第一段叙骢马立功西域，第二段接写它因功成而受到惠养，第三段写马的骨相形貌，与第二段“雄姿 ”、“猛气”相吻合，又为第四段写马的才力和志向作铺垫。可以说，这样安排，不但层次清楚，而且很注重前后的关联，达到了更好“寓情于物”的审美效果。诗人将马的来历、形貌、品性、志向融合起来描写，分插各段中，其结构方法适应了连接联想的构思特征。
其次，前后照应。诗歌十六句，共四段。诗人在段与段之间，前后衔接紧凑，前后相互照应，情感线索蕴含其中，筋脉联络，如走月流云，使马的形象生动，也有利于表现思想情感。
再次，咏物特点。作为咏物诗，此诗摹写骢马的形貌、才力、品格、志向，句句写马，体贴入微，颇得其神理。诗人借着骢马的伏枥境遇，比喻自己困守长安的遭际；借着骢马的雄姿才力，喻写自己的才能襟怀；借着骢马的立功心愿，寄托自己施展抱负的愿望。杜甫确是一位“未受伏枥恩”、“犹思战场利”的、不懈地追求理想的诗人。可以说，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在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另外，讲究韵律。这首诗的前三段，各押一韵（一、平声东韵；二 、去声寘韵；三、入声屑韵），唯独末段却是二句押一韵，“骑”、“知”，押平声支韵，“老”、“道”，押上声皓韵。沈德潜对此诗结句的用韵评价甚高。
首联：“侧身人海叹栖迟，浪说文章擅色丝。”诗人对自己作了一个概括的写照。置身茫茫人海，哀叹自己飘零失意。漫言自己有创作专长，能写出极好的诗文。侧身：置身。栖迟：游息，淹留，引申为漂泊失意。浪说：无根据地信口胡说，色丝：《世说新语·捷悟》载，邯郸淳作孝娥碑，蔡邕题其后曰：“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此为绝妙好辞之隐语。黄绢，色丝也。色丝相合为“绝”。擅色丝：擅长写“绝妙好辞”。首句一“叹”字流露出浓情深慨，显得沉重压抑。下句高扬，毫不遮掩自己具有创作才华，而“浪说”二字又显得谦逊。
颔联“倦客马卿谁买赋，诸生何武漫称诗。”意思是：我象疲惫的司马相如，谁来买我的诗赋，又象少年时代的何武，信口随意地吟唱诗歌。马卿：司马相如，字长卿，故曰马卿。司马相如《长门赋》序云：“陈皇宫别在长门宫，闻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词。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亲幸。”何武：《汉书·何武传》：“字君公，蜀郡郫县人……盖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紧接上联，用两个典故，写出自己的文学才能，但有艺难售，无人看重，空有逞才献技愿望。于自傲自负中自叹自怜。一“谁”字问得力透纸背，一“漫”字又显得似不经心，使诗句起伏跌宕，饶有意味。
“一梳霜冷慈亲发，半甑尘凝病妇炊。”慈母头上己现出冷霜似的白发，甑上己凝结尘埃，带病的妻子难为无米之炊。字面不写白发而白发自现，不言家人饥饿而饥饿自明。用“冷”用“病”，可见人物之悲惨，景况之凄凉。作者对家人的挚爱深情，包孕于字句之中，又溢出字句之外。遣词造句，工巧新颖而不失自然，可谓“人工天巧”。两句展现母老、家贫、妇病，既形象真切，又精炼至极。
“为语绕枝乌鹊道，天寒休傍最高技。”我向那绕树飞旋的乌鹊发出劝告，虽然大气寒凉，也休要向最高枝投靠。绕枝乌鹊：见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诗人运用此典，别出新意，即是有枝可依也不依。它否定了向最高统治者投靠依附，表现出凛凛正气，铮铮铁骨。这也许还含有他多次科场败北后的沉痛教训。
此诗首先回顾栖身于世写诗作文的生活，继用司马相如卖赋、何武少年时咏唱诗歌自比，在委婉谦逊
中隐含自负。但自己遭遇如何呢？于是转笔写穷困家境。白发如霜的老母，饥饿无食的病妻，使诗人忧心如焚，痛苦难耐。最后，诗人领悟到自己命运多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逢迎攀附，尤其没有“傍最高枝”，但诗人始终坚持操守，决心放弃对买赋者的希望，不去写作歌功颂德的诗让人传唱。可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滕王阁序》）而且，他还劝告与自己命运相似，境遇相同的人也“休傍最高枝”。反映出诗人对所处社会有了深刻认识后的抉择，表现出一种遗世独立的精神。
《拟行路难·其六》 鉴赏
这首诗也是反映的仕途失意与坎坷。和《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相比，表现形式上纯用赋体，抒述情怀似亦更为直切。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