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意看,这首词的主人公应是一位妇女。起句“人影窗纱”,点明她看见窗纱上映出人影。“是谁来折花?”她心里想,这是谁来折花呢?她没有怀疑这人会来干别的,首先想到的是来折花,则她爱花之心切,便可想而知。既然爱花,尤其爱自家的花,当然要护花而不愿让人攀折。但她转而又想,虽然不知来折花的是谁,可既来折花,想必也爱花,“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那就“折则从他折去”吧。况且“知折去、向谁家?”如果送到爱花、惜花的人家,岂不是花得其所、花得其人了吗。上片,写发觉折花人时的思想活动。
下片承前,写交代折花人折、插的具体方法。这时,女主人干脆发话了:“从牙,枝最佳。折时高折些。”她告诉折花人,靠近屋从边的花枝最好,折时要把手伸得高些。从这番话中可知,女主人对家中的花枝多么熟悉;生怕别的花枝被损害,又是多么怜爱。及至折花人折完花即将离去时,女主人还向折花人说道:“须插向,鬓边斜。”言这些好花最适合美人插戴,“花面交相映”,方能相得益彰。只是戴的时候,要斜着插在鬓边,才更显得别有风韵。女主人交代别人如此插法,则表明她自己必然是这样插惯了的,是非常欣赏这种插法的。
这首词反映了妇女爱花、爱美的思想和表现,写得极有层次:从“见影”到“猜想”,到“发言”;女主人和折花人由对立(一防一折)到统一(女主人同意折花人折花,并告诉他什么地方花好,怎样来折,怎样去插)。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首短词中先后用了7个“折”字。其实,这是词人有意这样安排的。在中国诗歌领域的创作中,运用“反复”这一修辞方法,增强语言的复沓美,是屡见不鲜的。单以词而论,如王观的《卜算子》下片“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便是明证,四句中便用了三个“春”字。
这是一首极有韵味的小令。词人通过对日常生活中一件小事的描述,反映了他的近乎童心的情趣。辛弃疾《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下片云:“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中闲看。”两首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颇异其趣的一面:都表现了作者某种童心未泯、热爱生活的情趣,但一是单纯的旁观者,一是积极的参与者,就富有人情味一端而言,此词更能贴近生活,因而更能引人入胜。通首皆用通俗的语言和白描的手法,更使作品写得异乎寻常的生动活泼。
上片写作者游历所引起的感慨。开头三句总叙游历江淮和荆湖期间的豪情逸兴。“望长山远水”四句分两处表述:一是游荆湖登岳阳楼所见。那荆州一带雄伟秀丽的景象和开阔的境界,激励着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赞美之情;二在南京“尝与友人命酒层楼”,目睹山河之胜,可却从“夕阳枯木”的凄凉景色中,不禁触发他感叹起建都金陵的“六代兴衰”来。在回溯六朝的历史中,作者又由六朝故物,“孙、刘虎视遗迹”回忆起三国的英雄。由今思古,由物及人,“扶起仲谋”三句,表达他对吴主孙权和蜀主刘备的无限怀念,仰慕他们的雄才大略和英雄业绩,鄙视刘琮的庸懦无能,并以此反衬孙、刘。因此,“扶起”、“唤回”与“笑杀”,表现他对历史人物的鲜明态度。由此人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现实的用心:他恨南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无能,而渴望有孙、刘这样的贤君来当政,也鄙视、痛恨像刘琮那样当权的投降派。含义是深刻的,起着影射现实的作用。“归来也”三句进而写他从巴陵回到京都临安,诵了友人“东南妩媚,雌了男儿”之句后的感触。把他对现实的感伤,全部蕴藏在“叹息”二字里,从而自然地过渡到下片。国势日非,可南宋统治者仍纸醉金迷,西湖内外,一派歌舞升平景象,使得作者感到忧伤。歇拍句“是梦耶非”不过是以不肯定的语气,来肯定归来所见所感的真切罢了,对比在金陵的所见所感,起着感情的深化作用,讽刺意味是浓郁的。
下片直抒自己对南宋君臣文恬武嬉、歌舞湖山的愤慨。“诸君傅粉涂脂”九句,承“对西湖叹息”,由“人”及“物”具体展开描述,来说明“叹息”的原因:首先是南宋统治阶级只知游山玩水、沉迷声色、不问战事的荒淫腐朽。“南北战争都不知”一句,以嘲弄的口吻,突出地反映他们享乐腐化的程度,表达作者强烈的愤恨。这与孙权、刘备的志在天下、身体力行是很好的对照;其次是西湖的自然秋色一派萧索凄凉,太令人感伤。这与游建康、巴陵一带所见山河壮丽景象又是一对照,烘托出国势的衰危;最后是“诸君傅粉涂脂”的严重后果:蒙古军队加紧侵扰,从东边的淮水到西边的四川,战火遍地,民不聊生。“万里腥风送鼓鼙”一句形象地表现出敌人进犯的嚣张气焰。这些景物便成了作者感情外射的产物,寄托他对国危敌占的强烈愤恨和忧伤,深刻地表达他对国家、人民命运的关切。最后三句却又调转笔锋,向文墨之士猛击一掌,指出国家政局已败坏到如此地步,会耍笔杆子也无用。于国事毫无补益,只能表明自己的幼稚可笑。以此提醒人们应该用长枪利剑去抵抗敌人,挽求国难,收复失地。作者对这些文人的鄙视(亦包含对自己的嘲笑),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他对抗敌救国的积极态度和急切心情。
全词对比衬托强烈,脉络清晰,感触深刻。作者对南宋统治集团的愤恨,实际也是“胸中之勃郁”的集中表现,因为国事的忧与愤,对一个爱国者来说,往往是交织在一起而难于分开的。
韩愈《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愈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愈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愈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词语,既富于独创性,又贴切凝练,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发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此外,本文文体系沿袭扬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
这是早春的季节,大雪纷飞,宛如严冬。腊梅虽然开始凋落,然而,落梅映雪,苔枝缀玉,别是一番景象,犹能引人一醉,正好整治杯盘,迎候春天的信息。黄庶在这首《探春》绝句中,以其首二句描画出一幅早春图景和由此表达出对春天的向往心情。“雪里犹能醉落梅”句,令人想象到“雪里落梅”的画景;“犹能”说明百花虽未生发,然而犹有落梅值得醉赏。“好营杯具待春来”句,是补叙,是“醉”的准备,流露出一股盎然的兴趣。“落梅”二字,实际上也暗含笛曲《梅花落》的意义。作者显系受到江总“满酌金卮催玉柱,落梅树下宜歌舞”和徐陵“落梅奠酒杯”等诗句的启示,以落梅金卮的情趣,以飞雪迎春的画面,融合成一种新丽的意境。
诗的三、四两句承接上联“待春来”的意思,展开丰富的想象,描画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意图。“东风便试新刀尺,万叶千花一手裁”,用的是唐人的表现手法和构思,如贺知章的“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徐凝的“勾芒宫树已先开,珠蕊琼花斗剪裁”、温庭筠的“远水斜如剪,青莎绿似裁”等描写春天景物的诗句,都是将“东风”拟人化,赋予它一把神奇的剪刀,精心剪裁出春天的红花绿叶,表现了春风的造化之功。黄庶这两句的构思有自己独到之处:一是表现在“便”字的使用上,便,习也,有熟练自如之意。“便试新刀尺”,说明“东风”年年运用“刀尺”来裁剪大好春色,已成为能工巧匠,今年虽是初试,但大显身手,定属不凡;二是表现在“新”字的使用上,“新”字突出强调了新春伊始,唯其是“新”的刀尺,方能裁剪出新的气象。而且,这一“新”字也不无显示与唐诗中熟见的“刀剪”有所区别的微妙用心。“万叶千花一手裁”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万叶千花”,语意双关,既是眼前所见如徐凝《早春咏雪》中描绘的“珠蕊琼花”的奇特景色,更是想象之中的百花斗妍的春天的气象。而“一手裁”三字之中充满了对春之神造化之功的赞赏。
这是一首即兴写景小诗,严格地说,它只是表达了诗人一种闲情逸致。诗中洋溢着一股欢畅、惊喜的情绪:惊喜于白雪落梅的早春奇特景色,惊喜于春天气息的萌生,惊喜于见梅落而知万叶千花之更新。诗题中之“探”,正表露了一种追求和喜悦。整首诗的格调是清新的:冰清玉洁的景象,芬芳醉人的酒香,飞雪迎来的春意,惊喜畅适的心绪。这便是意境,这便是此诗所独具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