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嵏郁旁眺。
皇州总地德。
回江欵岩徼。
井干赩苍林。
云甍蔽层峤。
川霞旦上薄。
山光晚余照。
翔集乱归飞。
虹蜺纷引曜。
君子奉神略。
瞰逈凭重峭。
弹冠已籍甚。
升车益英妙。
功存汉册书。
荣并周庭燎。
汲疾移偃息。
董园倚谈笑。
麾斾一悠悠。
谦姿光且劭。
燕嘉多暇日。
兴文起渊调。
曰余厕鳞羽。
灭影从渔钓。
泽渥资投分。
逢迎典待诏。
咏沼邈含毫。
专城空坐啸。
徒惭皇鉴揆。
终延曲士诮。
方追隐沦诀。
偶解金丹要。
若偶巫咸招。
帝阍良可叫。
三嵏郁旁眺。
皇州总地德。
回江欵岩徼。
井干赩苍林。
云甍蔽层峤。
川霞旦上薄。
山光晚余照。
翔集乱归飞。
虹蜺纷引曜。
君子奉神略。
瞰逈凭重峭。
弹冠已籍甚。
升车益英妙。
功存汉册书。
荣并周庭燎。
汲疾移偃息。
董园倚谈笑。
麾斾一悠悠。
谦姿光且劭。
燕嘉多暇日。
兴文起渊调。
曰余厕鳞羽。
灭影从渔钓。
泽渥资投分。
逢迎典待诏。
咏沼邈含毫。
专城空坐啸。
徒惭皇鉴揆。
终延曲士诮。
方追隐沦诀。
偶解金丹要。
若偶巫咸招。
帝阍良可叫。
此词咏怀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也可以说是感情失败后的回思和反省。联系到柳永的生平经历，词的主人公应为他自己和他的妻子。
词的上片写词人与妻子发生矛盾的过程。“如花貌”，写妻子的美貌，看来词人的妻子是位非常漂亮的女子。“当来便约，永结同心偕老”，这是当初见面定情的誓言，两人曾约定，要永结同心，白头偕老。接下来，词写词人的重情，妻子“为妙年”，“俊格聪明”，柳永对她“偕方怜爱”。词写到这里，柳永夫妻之间的恩爱生活便写完了，这本是神仙眷侣般的生活，然而却藏有隐患。词以“何期”来转笔，写妻子心性浅薄，不重誓约。妻子“心性近”，这里却用了“养成”一词，也就是说妻子的这种心性是婚后养成的，这说明柳永在责怪妻子的同时也在责怪自己，因为自己的“偕方怜爱”，才导致妻子的“心性近”。尽管如此，两人的矛盾似乎已不可调和，“渐作分飞计料”，已经有了分手的打算了。
词的下片写词人与妻子分开之后，渐渐感觉后悔。“稍觉因情难供”二句接上片写其发生矛盾之后的心态，词人因为爱情难以维持而急恼。然而接下来，“争克罢同欢笑”词笔一转，以反问的语气说自己怎能忘记之前一起有过的欢笑，这段感情自己虽然使自己急恼却是难以中止。“已是断弦尤续”二句又进一步，以“断弦”和“覆水”两句俗语写两人的爱情已无法挽回。如此反复，生动地写出了词人心理的曲折心路。“常向人前诵谈”二句转而写妻子，妻子常常向别人述说两人曾经的往事，又时常寄信过来。两人似乎都有悔意，所谓打不散的夫妻，于此可见一斑。“漫悔懊”二句又折回来，思索这段感情究竟因何步入了这般不可收拾的地步。
整首词一步一进，一步一转，在记写这段爱情经历的同时，又抒发着内心的惋惜与自责。这样一首词，虽没偕大意义，也算不上什么好词，但写的真实、自然，平常人的情感，平民化的内容，世俗化的语言，富有生活气息。
李洞生活的晚唐时代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国势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而僖宗荒淫嬉戏，贪残昏朽，更甚于玄宗；这首诗表面是写唐玄宗的荒政误国，实是针对时政而发的。《唐才子传》说李洞写诗“逼真于岛（贾岛），新奇或过之”。此诗的新颖在于：诗人写李唐的衰朽，不着一字，而以“绣岭”小景出之。
“春日迟迟春草绿”写游绣岭宫的季节、天气以及满眼新绿的景色。“迟迟”，可推测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一般情况下，“春草绿”应是一种宜人之色，但用于此刻的登绣岭宫，却是荒草萋萋，听不到玉辇鸣鸾的荒凉之境。如果说这句还只是通过对背景的联想才透出了“春草绿”的时代气息，那么，这“野棠开尽飘香玉”的时代气息就更其明显了。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遂成开元盛世，后期迷于声色狗马，讨厌政事，酿成安史之乱。但这些具体过程及其前因后果是无法写到一首小诗中去的，诗人便抓住了绣岭野棠来叙述，手法新奇。“野棠”的“野”字，包含了诗人的无限感叹。“开尽”的“尽”字，道出了无限“芳树无人花自落”之慨。“飘香玉”的“飘”字，蕴藏着诗人无限惋惜之情。原为御地之树，变为无主之林；原为笙管之地，变为无人之境；弟子散尽，香玉惊风；“野”“尽”“飘”三字，写出了无限令人感慨的意境。只迷声色，不理国政，梨未成，梦已绝，君主的荒淫享乐带来了无比深重的国灾民难。
尾联写出一位白发老人的举动：“绣岭宫前鹤发翁，犹唱开元太平曲”。自玄宗的开元盛日，至僖宗的衰朽之朝，时历一个半世纪有余，活动在开元时代的人，自然一个也没有了。“犹唱”二字，表面似讥老人爱翻陈年老历，唱得不合时宜，实则感慨深远。通过鹤发老人对太平盛世的缅怀，诗人寄寓自己对时政的深沉叹息。诗四句全是写景，但字字流露出诗人对祖国命运无限关心的真挚感情。这种寄真情于字背，寓深义于眼前的艺术手法，含蓄蕴藉，颇得游刃骚雅之妙。
这首诗的新颖在于诗人写李唐的衰朽，不着一字，而以“绣岭”小景出之。诗四句全是写景，但字字流露出诗人对祖国命运无限关心的真挚感情。这种寄真情于字背，寓深义于眼前的艺术手法，含蓄蕴藉，颇得游刃骚雅之妙。
开头两句“踏阁攀林恨不同，楚云沧海思无穷。”开门见山，将离愁别恨和盘托出，而在用笔上，却又有委婉曲折之妙。一、二两句采用的都是节奏比较和缓的“二二三”的句式：“踏阁—攀林—恨不同，楚云—沧海—思无穷”。在这里，意义单位与音韵单位是完全一致的，每句七个字，一波而三折，节奏上较之三、四句的“四三”句式，“数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显然有缓急的不同。句中的自对，也使这两句的节奏变得徐缓。“踏阁”与“攀林”，“楚云”与“沧海”，分别在句中形成自对。朗读或默诵时，在对偶成分之间自然要有略长的停顿，使整个七字句进一步显得从容不迫。所以，尽管诗人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在表现上却又不是一泻无余的，它流荡在舒徐的节律之中，给读者以离恨绵绵、愁思茫茫的感觉。
三、四句承一、二句而来，是“恨不同”与“思无穷”的形象的展示。在前两句中，诗人用充满感情的声音歌唱；到这后两句，写法顿变，用似乎冷漠的笔调随意点染了一幅烟雨茫茫的图画。粗粗看去，不免感到突兀费解；细细想来，又觉得惟有这释写，才静隋真景切、恰到好处地表现出登楼怀友这一主题。
第三句秋风里传来“数家”零零落落的砧杵声，表现了五代南唐李煜《捣练子》“断续寒砧断续风”的意境。“秋山下”，点明节令并交代“数家砧杵”的地点。“秋山”的景色也是萧索的。全句主要写听觉，同时也是诗人见到的颇为冷清的秋景的一角。最后一句着重写极目远望所见的景象。用“一郡”形容“荆榛”，几乎塞满了全郡。而“寒雨中”三字，又给“一郡荆榛”平添了一道雨丝织成的垂帘，使整个画面越发显得迷离恍惚。这一句主要诉诸视觉，而在画外还同时响着不断滴落的雨声。
三、四两句写景，字字不离诗人的所见所闻，正好切合诗题中的“登楼”。然而，诗人又不只是在单纯地写景。砧杵声在诗词中往往是和离情连在一起的，正是这种凄凉的声音震动了他的心弦，激起了他难耐的孤寂之感与对故人的思念之情。秋风秋雨愁煞人，诗人又仿佛从迷迷潆漾的雨中荆榛的画面上，看到了自己离恨别绪引起的无边的惆怅迷惘的具体形象。因而。进入诗中的“砧杵”“荆榛”“寒雨”，是渗透了诗人思想感情的艺术形象，是他用自己的怨别伤离之情开凿出来的艺术境界。所以，三、四句虽然字字作景语，实际上却又字字是情语；字字不离眼前的实景，而又字字紧扣住诗人的心境。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采用虚实相生的写法。一、二句直抒，用的是虚笔；三、四句写景，用的是实笔。二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虚笔概括了对友人的无穷思念．为全诗定下了抒写离情的调子。在这两句的映照下，后面以景寓情的句子才不致被误认为单纯的写景。景中之情虽然含蓄，却并不隐晦。实笔具体写出对友人的思念，使作品具有形象的感染力，耐人寻味，又使前两句泛写的感情得以落实并得到加强。虚实并用，使通篇既明朗又不乏含蓄之致，既高度概括又形象、生动。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