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
此词是一首以闺中人思念远人的口吻创作的闺怨词。词写丈夫远出，逾期未归，妻子在家望眼欲穿。上见叙事言情，下见因景及情。此词虽是古典诗词中常见的题材，意境却与众不同；结构上“无大起落”，却层次分明，在平易晓畅之中显现出浓郁蕴藉的情思，丰腴隽永的韵致，“味极隽永”。全词语言工巧，情感表现得细腻而又生动，含蓄而又深沉。
上见叙事言情，写出女主人望远盼归时望眼欲穿的心中之怨。“楼倚春江百尺高，烟中还未见归桡。”起首两句写闺妇登高楼凭曲阑，思亲怀远凝目看，江上水雾弥漫，白帆点点，由远而近，却始终不见她所盼的那只归夫船。看似平直，慢慢体味，颇多婉曲。“楼倚春江”一方面交待了百尺高楼临江而建；且因楼、江及人，把楼上凭栏人与春江中的“归桡”联系起来；二是以“春江”之浩瀚溶满衬托倚楼人之孤单冷寂。“春江”及下见又写到的繁花飞落，柳树成荫等，交待出时间是暮春——惜春之情甚也！“百尺高”与“还未见”相呼应，传写出思妇从低到高，拾级而上，登高骋望，伤高怀远的急切情态与望而不见，思而不得的苦恼和哀怨。一个“倚”字，就指示了位置。“烟中”二字乃点染之笔，它一是春江景象的具体、形象的描绘，二是以这迷蒙的春江景象巧妙地烘托思妇的伤高怀远、惆怅哀怨的情怀。“几时期信似江潮？”失望之余，她埋怨起那远行未归的人来了：你还不如江潮有信，什么时候你也能如江潮那样如期如约？紧承前面，从叙事言情转而直抒胸臆。此句既扣上“春江”，即景取喻，又暗用唐代李益的乐府诗《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的诗意。诘问之语，进一步刻画思妇的心理活动，写出失望尚未绝望思妇痴情、幽怨与期待的复杂心理。在对远行人的埋怨声中，似乎也隐隐含着“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的自哀自怨。
下见因景及情，以景物衬托出女主人公度日如年的痛苦心情。“花见见飞风弄蝶，柳阴阴下水平桥。”过见两句写暮春的对偶句是思妇望中的眼前之景：落花在风中见见飞舞，蝴蝶在飞红中翩翩相戏；溪边细柳荫浓浓，柔条拂水渌溶溶，雨后新波涨满春江，江水与桥平——春去也。“水平桥”与上见的“春江”“江潮”前后呼应，结构严谨。“弄”“平”两个动词用得极妙，用拟人手法把景物写活了。在思妇眼前，庭院池塘，小桥流水，春风杨柳，飞花舞蝶，自然界充满生机，和谐惬意。然而在这一美景前，孑然独处的她，触景伤情，反而增添了无穷的哀怨。看飞花舞蝶亲昵作态，叹人不如物之感生，见杨柳青青之色，则想起曾与丈夫分手时春日重聚的约定，春将去，人不见，引起无限的怨情，真有“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之感！“日长才过又今宵。”日复一日地登高凝望，又到斜阳西下暮色昏暝时，主人公不由得发出一声压抑已久的喟然长叹：漫长的白天刚刚挨过去，寂寞难耐的夜晚又将开始——登高望春春将去，高楼望远远念情。人未归，怨难平。结句的一声喟叹，把女子度日如年的离别之苦写得含蓄而又深沉。
这是描写百官上朝场面的一首作品。这首诗的政治色彩很浓。皇宫豪华的气派以及百官上早朝时严肃隆重的场面写得活灵活现。
贾至的诗第一联是描写一个“早”字。进宫去朝见皇帝的时候，天还没有亮，还得用蜡烛。到了宫城里，才是黎明。第二联写大明宫的景色：千株嫩柳挂在宫门外，飞来飞去的黄莺绕着宫殿鸣晓。第三联写百官上殿朝见的情况：穿着朝服的官员肃静无声，走上白玉的阶陛，只听得身上悬挂的剑和佩带物的声音。衣冠端正的身上，沾染着两旁香炉里散发出来的香气。第四联就是感恩效忠的话了：我们大家都在凤池中享受皇帝的恩泽，应该天天写文章侍候皇上。
这首作品的一个特点是全诗用比较贴切的文字描写场面，虽说用到一些褒义的修辞，但是却没有出了早朝大明宫这个场面，用字很集中，并没有用使读者有更多题外思索的字眼，说白了就是意境上苍白，虽然有词藻的堆叠，可是还是落在俗套里。不过或许是场面过于宏大，诗人作为一名官员，能如此下笔已是难能可贵了。
用紫陌形容甬道，前人的诗里就有，不新鲜；对青琐的描写，也很平常；建章殿是汉代的宫殿，这里因为避讳而代指唐朝的宫殿，走了一般的路子；大臣受皇恩而得以站于凤凰池上，这更是封建社会千年的传统；至于朝朝协助君主，古代三纲中臣以君为纲讲了好几千年了，写出来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可也是因为这首诗记载的场面在那个时代日日重演，所以诗还是有了历史见证一样的作用。
政治色彩浓厚的诗通常因为要表达主观上的尊重及客观上的严肃，诗写出来个性却不突出在所难免。当然这不是说写宫廷生活一定不能加入个人色彩，而是说封建社会里的诗人写宫廷生活就会免不了有如此的缺憾，在当时政治局面是不允许他们那样的，和现在写诗不一样。现在讲民主，批评起时事来可以酣畅淋漓得加进自己的感情。可是那个时代写诗却是不兴这样的，一旦如此，就会被人另眼相看，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写一个宫廷生活的场面，不是为了让人躲着自己，在这里诗人是想让更多人了解这种场面，从而了解自己也是个本分的臣子，要不然这首诗不会写得如此直白。
读者如果能体谅贾至不能免俗的原因，那就会明白诗里那些臣子为什么亦步亦趋小心谨慎，就会较为容易得理解在那座华丽的宫殿上演出着一幕什么样的大戏。
在唐代灿若繁星的诗人中，李贺流星般短暂的传奇式的不幸命运，他绚丽奇崛的才华，随着时光的流逝愈加光灿夺目。他是那个时代的另类天才，他没有王维、孟浩然的淳淡深远、恬静优美；没有高适、岑参的深广悲壮、淋漓豪迈；也没有李白的洒脱旷达。王维失意时可以隐居辋川庄，可以“行到水深处，坐看云起时”，李白失意时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但李贺不行，他是悲歌的骏马，他的诗是他灵魂的狂放、孤独、失意与绝望的写照，他甚至只有死亡才能终止他的绝望。
李贺离开家乡昌谷的最后一次，是到泽潞二州去作张彻的幕僚。遭谤而不得中进士，又在京城从九品的奉礼郎的寒职上无谓地消耗了三年光阴，这都已是过去的事了。在诗人心中，泽潞之行，已谈不上什么争求仕进，只是为了谋求生路而已。在昌谷到潞州途中经过泽州长平的时候，李贺写了这首《长平箭头歌》。这是一首怀古诗，诗歌的这种发生机缘在唐代诗人中很是常见，怀古诗早已是具备自身创作规则的诗歌类型。大概地说，诗人写凭吊古迹时的内心感触，先交待景物与时令，然后用一两个典故，以示对当年情形的追忆，最后归结到自己的身世之感，并借以抒发渴望用世的情怀。然而，《长平箭头歌》鲜明地表示：李贺的性格和想象方式与正统文人是多么地不同。在应该写怀古体的场合，李贺选择的却是“国殇”。
诗由诗人在秦白起曾坑卒四十万人的长平驿所捡到的一个铜箭头引发，这是一个浸沾人血、入土年深、漆灰等物犹然未泯、斑斓如花的铜箭头。箭头仅仅是一个符号，在刚拾到之际，我感到，诗人似乎尚未清晰地意识到它的含意。诗歌所描述的事情发生在傍晚时分的一个空旷的古战场上。诗歌在进行中陈述了这一来自另一时代、另一世界的符号，如何在诗人的注视下逐层透露出它的内涵。到了第七、八句“风长日短星萧萧，黑旗云湿悬空夜”时，我就分明地感受到的这里显然不仅仅是白昼到黑夜的转变，而是诗人自身两种迥别的心灵状态之间的分野。在接下来的诗句中，我比在《长吉歌诗集》中其它任何地方更清楚地看到了鬼神世界中的李贺：云彩变成了近千年前的战旗，风的呼啸声是阵亡的鬼魂的哀嚎。这绝不仅仅是一种“泪沾襟”式的感伤，而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宗教体验。但是，这种体验是不可能持久的。“访古丸澜收断镞，折锋赤璺曾刲肉”。一切过去之后，剩下的又只是这块浸沾人血、斑斓如花的短箭头，这块被人世遗忘的小铜片。然而由于这一历史的碎片在诗人想象中曾起到过的效用，在诗人心中，它现在也成了一种神符，是诗人的珍宝。
即使是珍宝又能被谁珍惜呢？拿到城中之后，只有骑在马上的一个小男孩子觉得好玩，愿意拿一些编篮子的竹簝来交换。李贺在与神交往后所遗留下来的唯一信物，在世俗的人世间竟然没有了丝毫的意味。这是一种多么令人窒息的讽刺啊！诗人祭神的仪典，注定只能一个人在无人涉足的荒原上举行，注定无法遮蔽住自然流溢的森森寒意！
诗人曾高唱：“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而现实中他遭遇的却是“啼鸟被弹归”的宿命。他内心企慕着“灵偃蹇兮姣服”的舞步和“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阔而无天”的神游，而人世所给予他的最高的承认和最大的荣耀，却是在一个元气大伤的王朝的太常寺里做一个小小的奉礼郎，为一些早已没人信奉的鬼神的祭祀捧捧场。这个曾经是“少年心事当拿云”的意气少年，在灵魂旷绝尘嚣的凄伤落寞之逼迫下，不得不发出“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的长叹息！静静地思索这个奉礼郎的心灵及其境遇，不难想象对历史、对人生、对他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诗人感受到的是多么旷绝尘嚣的悲哀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