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与欧阳修过从甚密的刘敞(字原甫)知制诰;嘉祐元年(1056),因避亲出守扬州,欧公便作此词送给他。欧公曾于仁宗庆历八年(1048)知扬州,此词借酬赠友人之机,追忆自己扬州的生活,塑造了一个风流儒雅、豪放达观的“文章太守”形象。词中所写平山堂为欧公任扬州太守时所建。
这首词一发端即带来一股突兀的气势,笼罩全篇。“平山栏槛倚晴空”,顿然使人感到平山堂凌空矗立,其高无比。这一句写得气势磅礴,便为以下的抒情定下了疏宕豪迈的基调。接下去一句是写凭阑远眺的情景。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登上平山堂,“负堂而望,江南诸山,拱列檐下”,则山之体貌,应该是清晰的,但词人却偏偏说是“山色有无中”。这是因为受到王维原来诗句的限制,但从扬州而望江南,青山隐隐,自亦可作“山色有无中”之咏。
以下二句,描写更为具体。此刻当送刘原甫出守扬州之际,词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平山堂,想起堂前的杨柳。“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深情又豪放。其中“手种”二字,看似寻常,却是感情深化的基础。词人平山堂前种下杨柳,不到一年,便离开扬州,移任颍州。这几年中,杨柳之枝枝叶叶都牵动着词人的感情。杨柳本是无情物,但中国传统诗词里,却与人们的思绪紧密相连。何况这垂柳又是词人手种的。可贵的是,词人虽然通过垂柳写深婉之情,但婉而不柔,深而能畅。特别是“几度春风”四字,更能给人以欣欣向荣、格调轩昂的感觉。
过片三句写所送之人刘原甫,与词题相应。此词云“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不仅表达了词人“心服其博”的感情,而且把刘敞的倚马之才,作了精确的概括。缀以“一饮千钟”一句,则添上一股豪气,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气度豪迈、才华横溢的文章太守的形象。
词的结尾二句,先是劝人,又回过笔来写自己。饯别筵前,面对知己,一段人生感慨,不禁冲口而出。
欧词突破了唐、五代以来的男欢女爱的传统题材与极力渲染红香翠软的表现方法,为后来苏轼一派豪放词开了先路。此词的风格,即与苏东坡的清旷词风十分接近。欧阳修政治逆境中达观豪迈、笑对人生的风范,与苏东坡非常相似。
上片首句点明时令,交待出发时的天气。“冻云”句说明已届初冬,天公似酿雪,显得天色黯淡。“扁舟”二句写到自身,以“黯淡”的背景,反衬自己乘一叶扁舟驶离江渚时极高的兴致。“乘兴”二字是首叠的主眼,从“离江渚”开始,直到“过南浦”,词人一直保持着饱满的游兴。“渡万壑”二句,概括交待了很长的一段路程,给人以“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快感觉。“怒涛”四句,写扁舟继续前行时的所见所闻。此时已从万壑千岩的深处出来,到了比较热闹的开阔江面上,浪头渐小,吹起顺风,听见过往经商办事的船客彼此高兴地打招呼,船只高高地扯起了风帆。“片帆高举”是写实,也可想象出词人顺风扬帆时独立船头、怡然自乐的情状。“泛画鹢”的“鹢”,是一种水鸟,古代常画鹢于船头,这里以“画鹢”代指舟船。“翩翩”,轻快的样子。“南浦”,南岸的水边。“翩翩”遥应“乘兴”,既写舟行的轻快,也是心情轻快的写照。从整个上片来看,柳永当时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
中片写舟中所见,所有景物都“望中”生发,时间是“过南浦”以后,已届傍晚,地点从溪山深处转到了南浦以下的江村。词人乘兴扬帆翩翩而行,饶有兴味地观赏着展现眼前的风光。“望中”三句写岸上,只见高挑的酒帘风中闪动,烟霭朦胧中隐约可见有一处村落,其间点缀着几排霜树。“残日”句转写江中,渔人用木棒敲击船舷的声音把词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发现残日映照的江面上,渔人“鸣榔归去”。接下来却见,浅水滩头,芰荷零落;临水岸边,杨柳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透过掩映的柳枝,看得见岸边一小群浣纱归来的女子。“浣纱游女”是词人描写的重点,他工笔细描她们“避行客、含羞笑相语”的神情举止。眼前这三三两两浣纱游女,触动并唤醒了词人沉埋心底的种种思绪,顿生羁旅行役的感慨,真所谓因触目而惊心。整个中片承上启下,与下片存着内的有机联系。
下片由景入情,写的是去国离乡的感慨,用“到此因念”四个字展开。“此”字直承二叠末的写景,“念”字引出此叠的离愁别恨。“绣阁轻抛”,后悔当初轻率离家:“浪萍难驻”,慨叹此时浪迹他乡。将离家称为“抛”,更“抛”前着一“轻”字,后悔之意溢于言表;自比浮萍,又“萍”前安一“浪”字,对于眼下行踪不定的生活,不满之情见于字间。最使词人感到凄楚的是后会难期。“叹后约”四句,便是从不同的角度抒写难以与亲人团聚的感慨。
“叹后约”句遥当年别离时分,妻子殷勤叮咛,约定归期,而此时难以兑现。“惨离怀”二句一叹现时至岁暮,但还不能回家,因而只能空自遗憾;再叹目前自己离妻子寄身的京城汴梁,路途遥远,不易到达,只得“凝泪眼”而长望。结语“断鸿”句,重又由情回到景上,望神京而不见,映入眼帘的,唯有空阔长天,苍茫暮色,听到耳中的只有离群的孤雁渐去渐远的叫声。这一景色,境界浑涵,所显示的氛围,与词人的感情十分合拍。“断鸿”句所写的是情中之景,着重表现的是寄寓景物中的主观感受。下片把去国离乡的离愁和羁旅行役的苦况写得令人读来心神惨然。
柳永词善于铺叙,上、中片写景,感情悠游不迫,笔调舒徐从容,由叙述转为描绘。描叙内容也从自然现象转到社会人事,整体上层次分明,铺排有序。末片抒情,感情汪洋恣肆,一发难收,笔调也变得急促起来,抒写了悔当初、恨现的感情;接着的几句,围绕着“别易会难”这一中心,作多角度的反复抒写。音韵上,从“叹后约”句开始,用韵转密,如促节繁弦,正好适应了硬咽语塞、一吐为快的抒情需要。写景,为抒情铺垫;徐缓,为急骤蓄势。通篇转承自然、浑若天成,体现了柳永长调的突出优点。
这首词上片首三句明写荷花,实写美人,以“碧玉堂深”点出美人所居之地;以“水”兼写“小芙蓉”及美人所在玉堂的清姜环境。后三句连用“闭”、“掩”、“倚”、“拖”四个有独特含意的动词,把女主人公如痴如醉如怨的情状淋漓写出。
下片“迟迟”二句以乐景写愁情,以鸳鸯兴相思。结尾二句,是女主人公对上二句“凝望”后的瞬间表情,如梦如幻,以笑写愁,笑得愈沉醉,愁情也愈酸楚。
诗写鹦鹉洲,开篇便从鹦鹉入手,“鹦鹉”二字一出,便顿觉颇难收束,只好一气贯注,旋转而下,到了第四句才略略顿住,然而诗已过了半篇。鹦鹉洲是江夏的名胜,原在湖北武汉市武昌城外江中。相传由东汉末年祢衡在黄祖的长子黄射大会宾客时,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的《鹦鹉赋》而得名。后祢衡被黄祖杀害,亦葬于洲上。历代诗人临江夏,大都描写鹦鹉洲。此洲在明朝末年逐渐沉没。现在汉阳拦江堤外的鹦鹉洲,系清乾隆年间新淤的一洲,曾名“补得洲”,嘉庆年间改名鹦鹉洲。这鹦鹉洲是因为祢衡的一篇《鹦鹉赋》而得名,并不是因鹦鹉来过而得名。那么李白诗开篇的“鹦鹉”看似实写,其实乃是代指祢衡,“江上洲传鹦鹉名”,主要是指《鹦鹉赋》,而不是专指这里来过鹦鹉,至少是一语双关,虚实并用。接下第三句还是一语双关,它化用祢衡《鹦鹉赋》中“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的句子,说鹦鹉已西飞而去。相传鹦鹉生长于陕西、甘肃两省交界处的陇山一带,如今,洲上已不见鹦鹉,那么,定是飞回陇山去了。言外之意是说祢衡在这里被杀。因此,诗人感到非常的惋惜:鹦鹉曾来过这里,为此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然而又西飞而去。鹦鹉飞走了,不在了,可那芳洲之上还碧树青青。情韵幽深,余味无穷,表现了诗人对祢衡的无限怀念。这四句诗气势流转自如,而又一唱三叹,绝不是对崔颢《黄鹤楼》的简单摹仿,它是诗人的艺术创造。其中字面的点染,双关语的运用,词语的重叠出现,设问的语重心长,同崔诗比较,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有别具匠心之处。
五六两句诗意开始转折,转的过程中,又同第四句藕断丝连,接“何青青”三字,生动地描绘了鹦鹉洲上明媚的春光:远远望去,鹦鹉洲上,花团锦簇,水气缭绕,花之浓艳似云蒸霞蔚,轻烟笼罩;水之蒸腾成雾气上升,迷濛缥缈。烟花水雾,似花似雾,即花即雾,彼此迷离一片。一阵春风拂过,鹦鹉洲上如帷幕轻轻拉开,淡烟薄雾逐渐散去,可见洲上那嫩绿的兰叶、葳蕤纷披,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融融丽日、阵阵馨香,令人陶醉而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正是阳春三月的季节,江洲两岸的树树桃花临水盛开,如同朵朵红云,互相簇拥着、升腾着,像是被江岸和洲岸夹束在一起似的。微风中,桃花落英缤纷。飘荡在倒映着枝枝繁花的水面上。水中的,水上的,倒映的,飘落的,艳丽的桃花将晶莹明澈的江水染得像一匹绚烂夺目的锦缎,随着江波的起伏,一浪一浪地涌向岸边。然而,景色尽管明丽,却丝毫撩拨不起诗人的欢快之情,他依然沉浸在孤寂和悲苦之中。此时,诗人毕竟还是一位被流放过的“迁客”,眼前这一切生机勃勃的良辰美景跟他内心的索寞痛苦恰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大好时光,烟花美景,都只是徒有。自己一生流离困顿,晚年蒙冤遭流放,更趋穷困,尽管内心还存在一种奋起搏击的暮年壮志,但终不免落花流水,悲愁难驱。面对如此芳洲,此时此地只不过是徒然纵目而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的景色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所注望的仍是“鹦鹉”,是那位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祢衡。据陆游《入蜀记》载:“鹦鹉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洲盖祢正平被杀处。”诗人问道:如今,祢衡长眠地下,而长洲之上那一轮徘徊的孤月,又将清辉投射给谁呢?
诗写鹦鹉洲,实际上是在吊古伤今,怀祢衡而抒发自己的沉痛感慨。诗人晚年的不幸遭遇和处境,会使他自然地将自己和祢衡联系起来,况且他平生倾慕祢衡,常以祢衡自比:“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薇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于祢衡,暂来江夏;贺循喜逢于张翰,且乐船中。”(《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好友杜甫也曾以“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诗句来称美他的才华。他在诗中也曾多次写到祢衡:“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并有一首《望鹦鹉洲怀祢衡》。《望鹦鹉洲怀祢衡》与《鹦鹉洲》两首诗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而《望鹦鹉洲怀祢衡》表现得比较平直、明朗;《鹦鹉洲》则深沉、含蓄。
前人评诗认为李白这首诗同另一首《登金陵凤凰台》是与崔颢《黄鹤楼》争高下的。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曾对此说过这样一段话:崔颢《黄鹤楼》,千古擅名之作。只是以文笔行之,一气转折。五六虽断写景,而气亦直下喷溢。收亦然,所以奇贵。太白《鹦鹉洲》格律工力悉敌,风格逼肖。未尝有意学之而自似。方氏所论还是比较切合实际。艺术不乏相互影响,但无论如何,像《鹦鹉洲》这样感情深沉,意境浑融的作品断不会是摹仿所能得到的。
李白这首诗属于拗体七律,它前两联不合律,后两联合律。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曾说:李白《鹦鹉洲》一章乃庚韵而押青字,此诗《文粹》编入七古,后人编入七律,其体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韵也。
正是它未完全合律,前人曾将此诗看作七古:“李白《鹦鹉洲》诗,调既急迅,而多复字,兼离唐韵,当是七言古风耳。”(毛先舒《辩坻诗》)李白现存七律共十二首,且大都如此,同整个创作比较,七律诗比较少。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前人多有论述,或认为李白不善和不愿作七律:“李太白不作七言律……古人立名之意甚坚,每不肯以其拙示人。”(贺贻孙《诗筏》)“他所以只有很少几首律诗,不是不善写,而是不愿写。”(王运熙、李宝均《李白》)“他是不耐烦在形式上和字句上下推敲工夫的。”(王瑶《李白》)或认为李白反对作七律:“太白之论曰:‘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所谓七言之靡,殆专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翁方纲《石洲诗话》)这种种评价都缺乏公允,实际情况应该说是当时七律的发展现状决定的。李白所处的时代,七律尚未定型,因此创作难免不合律且数量少,不仅李白,其他人也多是如此。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对此曾有一段中肯的论述:
就有唐而论,其始也,尚多习用古诗,不乐束缚于规行矩步中,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犹少,七言亦多绝句,而律诗犹少。故李太白集七律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仅二首,尚不专以此见长也。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诸作,敲金戛玉,研练精切。杜寄高、岑诗,所谓“遥知属对忙”,可见是时求工律体也。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范围。然犹多写景,而未及于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藉诗遣日,于是七律益尽其变,不惟写景,兼复言情,不惟言情,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至是益大开。其后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于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
由此可知,七律的成熟是在李白之后。这样,《鹦鹉洲》诸作不合律也就很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