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赋以铺叙手法，由登楼极目四望而生忧时伤事之慨，并把眷恋故乡、怀才不遇之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而各层自有重点，深挚的感情，徐徐道来，感人至深，真不愧名家手笔。
这篇赋主要抒写作者生逢乱世、长期客居他乡、才能不能得以施展而产生思乡、怀国之情和怀才不遇之忧，表现了作者对动乱时局的忧虑和对国家和平统一的希望，也倾吐了自己渴望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心情。全篇抒情意味很浓，“忧”字贯穿全篇，风格沉郁悲凉，语言流畅自然，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的代表性作品。
此赋有如下特点：一、层次清晰。全文分为三段，首段写登楼所见，次段叙怀乡之情，末段抒身世之惧，遵循主人公情绪的自然发展而来，层次极为清晰。
二、结构严谨。第一段写景中透露出“忧思”，“望”“忧” 两字，奠定了全文的抒情基调。第二段集中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沉重忧思。开头四句承上文“非吾土”抒发怀乡之情，“凭轩槛以遥望兮”中的“望”字，化景物为情思。第三段对思乡之情进一步开掘，揭示出“忧思”深层的政治内涵。情景交融。首段写异乡风光：地势开阔，山川秀美，物产富饶，以眼前乐景反衬心中哀情。末段写傍晚景色：日惨风萧，兽狂鸟倦，原野寂寥，烘托出作者内心的凄怆。前后景物描写，即景生情，寓情于景，一乐一悲，相互照应，真切的反映出作者愁绪步步加深、忧伤至极的过程。
三、语言清丽。文章用典贴切，注意与主观感情的抒发相契合。例如“瓠瓜徒悬”、“井渫莫食”等典故，都传达出作者的怀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怨愤。文章大量运用富有音乐性的修饰词语。例如“眷眷”、“惨惨”、“凄怆”、“憯恻”、“盘桓”等，音节流畅，朗朗上口。
四、主题深刻。这篇文章超越了一般的怀乡之作，揭示了深厚的政治内涵。“遭迁逝”句，概括了当时动荡的时代特征和作者悲惨不幸的遭遇；“惟日月”两句，表达了作者时不我待、急欲乘时而起的紧迫感；“冀王道” 两句，表达了作者以天下为己任、急于建功立业的使命感。总之，作者通过登楼四望，抒发了浓重的故土之思，倾吐了宏图难展的悲慨，表达了建功立业的迫切愿望。
综上所述，这篇赋体貌高度精练，情思深厚丰腴，使读者自然而然地感觉其意味深永，形象感人，因此成为建安时期抒情小赋的杰作。
诗的颈联和尾联，酒伴来相命，开樽共解酲。当杯已入手，歌妓莫停声。
作者与友人就着美景良辰，来此畅饮，并希望歌女的歌声莫停，不露痕迹地表达了惜春的心情。
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
林花已经开到极至，花至荼靡花事了，灿烂之后就是伤逝的开始了，显然林花已经开始凋零了，代表春天也即将逝去，但在作者心里的惋惜是不明显的，而是对更加灿烂的生命寄予希望，这一点从径草的”踏”而”还生”可以看出来。
这首诗开篇就展现一幅暮春景象：宫中，一个暮春的清晨，宫女徘徊于桃树下，仰看“树头”，花朵越来越稀；俯视“树底”，则满地“残红”。这景象使她们感到惆怅，于是一片一片拾掇起狼藉的花瓣，一边拾，一边怨，怨东风的薄情，叹桃花的薄命。在古典诗歌中，伤春惜花，常与年华逝去，或受到摧残联系在一起的。如“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宫人的惜花恨风，只是自觉不自觉地移情于物罢了。当然也隐含着对自身薄命的嗟伤。
诗上下联间有一个转折。从“觅残红”忽然想到“桃花贪结子”，意境推进了一层。《诗经·周南·桃夭》云：“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用桃花结子来暗示女子出嫁，此诗“桃花贪结子”同样具有强烈的暗示性。桃花结子是自然的、合理的，人也一样。然而这些深闭禁苑的宫女，却连开花结子的桃花都不如，写“桃花贪结子”，委婉传出宫女难言的隐衷和痛苦。
诗至此，读者会感到宫女惜花的心情渐渐消退，代之以另一种情绪和心境，这就是羡花、乃至妒花了。从惜花恨风到羡花妒花，是诗情的转折。也就是“在委曲深挚中别有顿挫”（《石洲诗话》）。这一顿挫，使诗情发生跳跃，意境为之深化。如果说仅仅从惜花恨风，读者还难以分辨宫女之怨与洛阳女儿之怨的不同；那么，这羡花妒花的情绪，就把二者完全区别开来，写出了人物感情的个性，赋予形象以深度与厚度了。同时，这一转折又合乎生活逻辑，过渡自然：桃花被五更风吹散吹落，引起宫女们的怜惜和怨恨，她们以桃花自比，惜其飘零，同有一种沦落之感；但桃花凋谢了会结出甘美的果实来，这又自然勾起宫女的羡艳、妒嫉了。但诗人的运笔并不这样直截表达，却说是桃花因“贪”结子而自愿凋谢，花谢并非“五更风”扫落之过。措词委婉，突出了桃花有结子的自由，也就突出了宫女无结婚生子的自由，其悲惨命运也就大可怨恨了。
王建《宫诗》以白描见长，语言平易清新。此诗近于口语，并适当运用重叠修辞，念来琅琅上口，颇见民歌风情。尤其因为在明快中见委婉，于流利中寓顿挫，便成为宫词中百里挑一的佳作。
此诗首字“至”字在诗中反复出现八次，故题名“八至”。从内容上说，全诗四句，说的都是浅显而至真的道理，具有深刻的辩证法，富有哲理意味。从结构上说，作者设置了层云叠嶂，前三句只是个过场，主要是为了引出最后一句“至亲至疏夫妻”，专在针砭世情，极为冷峻。
首句“至近至远东西”，写的是一个浅显而至真的道理。东、西是两个相对的方位，地球上除南北极，任何地点都具有这两个方向。两个物体如果不是南北走向就必然有东西区别。所以“东西”说近就近，可以间隔为零，“至近”之谓也。如果东西向的两个物体方向相反，甚至无穷远，仍不外乎一东一西，可见“东西”说远也远，乃至“至远”。这“至近至远”统一于“东西”，是常识，却具有深刻的辩证法。
“至深至浅清溪”，清溪不比江河湖海，一目了然能看到水底，“浅”是实情，是其所以为溪的特征之一。然而，它又有“深”的假象，特别是水流缓慢近于清池的溪流，可以倒映云鸟、涵泳星月，形成上下天光，令人莫测浅深，因此也可以说是深的。如果说前一句讲的是事物的远近相对性道理，这一句所说的就是现象与本质的矛盾统一，属于辩证法的不同范畴。同时这一句在道理上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世态人情。总此两句对全诗结穴的末句都具有兴的意味。
“至高至明日月”，因为旁观者清，站得高望得自然就远看得自然明朗。日月高不可测；遥不可及，这个道理很浅显。这第三句，也许是最肤浅的。“高”是取决于天体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而太阳与月亮本不一样。“明”指天体发光的强度，月亮借太阳的光，二者更不一样。但是日月同光是人们的感觉，日月并举是向有的惯例，以此入诗，也无可挑剔。这个随口吟出的句子，在全诗的结构上还有其妙处。警句太多容易使读者因理解而费劲，不见得就好。而警句之间穿插一个平凡的句子，恰有松弛心力，以便再度使之集中的调节功能，能为全诗生色。诗人作此句，应当是意在引出下句。
前三句虽属三个范畴，而它们偏于物理的辩证法，唯有末句专指人情言之，是全诗结穴所在——“至亲至疏夫妻”。因为夫妻是没有血缘的亲人，在一起就是一个人，分开则形同陌路，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有之。当代某些学者试图以人的空间需求来划分亲疏关系。而“夫妻关系”是属于“密切空间”的，特别是谈情说爱之际。从肉体和利益关系看，夫妻是世界上相互距离最近的，因此的确是“至亲”莫若夫妻。然而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复杂的，伉俪情深固然有之，貌合神离而同床异梦者也大有人在。夫妻间也有隐私，也有冲突，也有反目成仇的案例，正所谓“爱有多深，恨有多深”，不相爱的夫妻的心理距离又是最难以弥合的，因此为“至疏”。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夫为妻纲，男女不平等的地位造成了夫妻不和谐的关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了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女子的命运往往悲苦。这些都是所谓“至疏”的社会根源。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妙在饶有哲理和兴义，则末句之妙，专在针砭世情，极为冷峻。
这首诗和一般讲究起承转合的诗不同，这诗语言淡致，和唐代诗僧王梵志的诗一样平白如话，但平中见奇绝。
诗的前三句是个过场，其存在是为了衬托最后一句。层云叠嶂，前三句过后，才显出最后一句峰峦。“至亲至疏夫妻”这话满是饱经人事的感觉，比一般的情诗情词要深刻得多，可算是情爱中的至理名言。夫妻间可以誓同生死，也可以不共戴天。这当中爱恨微妙，感慨良多，寻常年轻小姑娘想说也说不出来，必得要曾经沧海，才能指点归帆。 或许正是看透了这些，李冶才宁愿放纵情怀。因此，即使隔了千年，也依然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鱼服》这首诗描写了少年诗人起兵抗清的壮志和决心。诗题“鱼服”即用典意，以喻明亡之后明王室贵人微服逃难，受人欺侮，处境艰危。
诗的首联写诗人随陈子龙起兵抗清的豪情壮志；颔联描写了抗清的军旅生活；颈联诗人用祖逖之典故来激励自己；尾联诗人以申包胥自况，表明其不复明室不甘休的坚定决心。全诗语言华美，气势昂扬，洋溢着一个少年英雄的爱国思想与文学才气。
首联是说诗人自己投笔从戎，随陈子龙起兵太湖，誓师灭清。东汉班超曾因出使西域有功，汉明帝任他为西域都护，封定远侯。诗人在此借指陈子龙。“月支”诗中喻清朝，此用其事以明登坛拜将，誓扫顽敌之志。
颔联是说宝剑锋利，不怕清朝势力强大甲衣氏便，正宜秋天夜战。“胡霜重”，是承上句“月支”而言，明谓西北霜重，实指清朝势力强大。“汉月”，表明了诗人复明的意念，清朝的势力虽然统治了中国，但照耀大地的依然是那一轮汉家之月。
颈联上句是说诗人自己要效学晋代祖逖，矢志灭清；下句是说清军亡明，明王室流亡，处境艰危，触目惊心，自己未尽同舟共济之义，心中抱愧。“鸡鸣”、“击楫”之事，见《晋书祖逖传》。诗人引用此典，足现复明之志。
尾联，诗人表示要终身在民间从事活动，灭清复明。“湖海”，是与朝廷相对而言的，喻指民间。“茫茫恨”，说明诗人无限的亡国之恨。末句诗人以申包胥自况，表明其不复明室不甘休的报仇之志。
夏完淳的诗歌创作，曾受陈子龙复古的影响，所作有摹拟之句，文字倾于虚华，但十四岁从军以后，诗中就出现了浓烈的战斗生活的气息，表现出悲壮激越的风格。《鱼服》一诗可算代表之作。此诗虽仅四联八句，但用典达六处之多，且典典贴切诗意，年氏诗人灭清复明之志，反复申述，层层得以展示，真可谓“一篇之中三致志也”。同时，从诗中又可看到诗人那过人的才华和深厚的文学修养。王弘撰《夏孝子传》称其“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奇中”，当为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