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行舟过湘水的情景。开头“濯足”二句即用屈原作品的词语，又非常切合舟行途中情景。首句见《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次句见《楚辞·九歌·少司命》：“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但“北风凉”出自《诗经·邶风·北风》“北风其凉”。“濯足夜滩急”二句，既写驾舟远行者的表象动态，又借以抒发自己高洁的情怀，并且贯穿全篇。从濯足到晞发的意象，显示出词人胸怀的高洁脱俗。“吴山”二句承上则抒发词人渴望到潇湘的心愿。“买山扁舟”三句，进一步展示想象与现实相结合的美好机遇。“六月下沧浪”，既点明了时间，又借指湘江并与上文潇湘呼应。”天公付我”，从表象上看，大概是写天公为我作美，其实，词人此刻的心绪是异常复杂的，透过这幽默诙谐的词语，读者可以体察到词人埋藏于内心的人生苦涩滋味。“蝉蜕尘埃外，蝶梦水云乡。”词人转换视角，采用两个不同层次景色来展现蕴含着的奥秘。前句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的，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后者运用《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水云乡为隐者所居。这种多视角的审美情趣既是对屈原身处浊世而不同流合污的高贵品格的赞美，又是借以自喻而显露出豁达自适的心情。
下片即景抒情。作者荡舟湘江，脑海里浮现出屈原的形象。屈原那种忠愤忧国的情操，精美多姿的诗句，撼动着词人的心扉。于是词人情不自禁地运用《楚辞》中的诗句注入渊篇，而落笔灵活自然，别开生面。“制荷衣”三句，承上启下，虽然词人运用《楚辞》成语，但思维意识已超越时空而带有飘飘欲仙的幻觉。“湘妃起舞一笑”二句，由撷取成句到感情升华，由丰富的联想而产生飞动的意象。这里既写“湘妃起舞”的场面，又有“抚瑟奏清商”的舞曲。“紧接着”唤起“三句以崇敬的心情颂扬屈原的伟大品格及其作品不朽的艺术价值。“结末”莫遣“二句用典。这里词人从幻想的画面中返回到现实的境界，寓怨愤于欢乐中，余韵不尽。
词中不仅变换奇横，富有浪漫色彩，而且表达宛转曲折。全篇运化屈赋诗句和意象，将湘水人文典故、神话传说与屈原文字融为一体，浑化组合，构成虚幻、空灵、高洁、纯美的意境，寄寓词人由忠愤而转换为洒脱超旷的复杂心态。
此诗通过歌舞场面的描写，表现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的友好感情，表现了广大人民对胡腾儿离失故土的深切同情，并寓以时代的感慨。全诗从正侧面表现人物的高超技艺，脉络清晰，结尾点睛，余韵悠远。
第一段描述胡腾儿原籍凉州（今甘肃武威），是“肌肤如玉”的白种人，隆准稍尖，鼻型很美；身着桐布舞衣，镶着的宽边如同前后卷起，以葡萄为图案的围腰，带子长长地垂到地面。这一段写得很朴实，字里行间浸透着诗人对艺人的深切同情。例如，胡儿最喜丝绸彩绣，“桐布”、“葡萄”也并非多美，诗人在此特书一笔，说明胡腾儿飘泊穷途，卖艺求生，又深恐破衣烂衫难以吸引看客；倾囊购置，也仅能置些民用布帛、自绣彩绘而已。
第二段描写舞蹈开始前的场面：“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摆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胡腾儿起舞之前，首先跪在帐前，向各位看客用“本音语”诉说家乡沦亡、同胞被杀的诸般苦情，然后“拾襟摆袖”，向诸位施礼，准备起舞。那曾在安西做过地方官的人强忍着眼泪观看，洛下词人也主动把自己写的歌词抄送给胡腾儿演唱。这段虽然仅写了“旧牧”含泪和诗人赠曲，但却显示出了一个很大的场面，写出了不同人的思想和表情。艺人先以汉民族的习惯而跪，再以本民族的习惯施礼，其友好之情可知；诗人也不管艺人能否读懂并演出自己的创作，真情相赠；众人报之以热泪；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交流。
以下至篇末为第三段，是写艺人的舞蹈和诗人的感慨。看客们的同情使得胡腾儿大受感动：“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上句写“起始”动作，“扬眉动目”，可知表情丰富，义情激奋。下句写飞旋动作，垂珠斜飞，“红汗交流”可知舞得十分卖力。“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进入另一种意境，上句既是写舞姿的妙曼，也是写他以舞蹈语言，痛陈离乡背井之苦。在舞蹈艺术中，“醉步”要求“形散神凝”，看似如醉如痴，飘忽不定，实则缓促应节，刚柔相生，是一种高难度的表演。下句写双腿飞旋，双靴闪动，恍如灯前闪烁出一层层柔弱的光圈。“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应节”二字，照应前后诸句。说他无论“环行”如轮，还是“急蹴”起跃，还是“反手叉腰如却月”的造型，都能丝毫不差地吻合着音乐的拍节；可知不论“踏花毡”的起步，还是“东倾又西倒”的醉步，还是“柔弱满灯前”的急旋，也无不与音乐的拍节相侔了。接着以点睛之笔兼写几个方面：“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说伴奏的“丝桐”（弦乐器）忽停，表示了舞蹈的结束；舞蹈结束，方听得“画角”呜呜，又见看客们因全神贯注于音乐舞蹈，其他音响均不得干入其耳，烘衬出了舞技的超绝，引人入胜：“画角”发于城头，又说明时局紧张，岂止边地沦陷，京畿亦有烽火相照。时代气氛如此，不能不引起诗人深沉的感慨。
“胡腾儿，胡腾儿，家乡路断知不知？”这里说的“家乡路断”，并非指山川隔阻，而是指中原藩镇割据，唐王朝边事失利。这既表现了诗人对胡腾儿的深切同情，也暗含了对于中唐国事的叹惋。诗贵含蓄，收尾尤贵意在言外。如果说前面叙事端、写看客、状舞蹈，都能写得精炼而动人的话，那么这收尾四句却更富于余韵远响，具有耐人寻味的妙趣。卢纶盛赞李端：“校书才智雄，举世一娉婷。赌墅鬼神变，属词鸾凤惊。”中唐前期，诗歌暂处低潮，“大历十才子”多不擅长歌行。这首歌行，应该是当得起“举世娉婷”的赞誉的。
唐代以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为题材的好诗不少，并且各有特点。岑参的这首五绝，表现的不是一般的节日思乡，而是对国事的忧虑和对战乱中人民疾苦的关切。表面看来写得平直朴素，实际构思精巧，情韵无限，是一首言简意深、耐人寻味的抒情佳作。
首句“登高”二字就紧扣题目中的“九日”，点明了诗文写作的时间。劈头一个“强”字，是不愿为之而又不得不为之的心态体现，表现了诗人在战乱中的凄清景况。“登高去”，还见出逢场作戏的味道，而前面冠以“强欲”二字，其含意便深刻得多了，表现出强烈的无可奈何的情绪。重阳节大家都喜欢登高，而诗人却说勉强想去登高，透着些凄凉之意，不知这是为何。结合题目“思长安故园”来看，诗人是流露出浓郁的思乡情绪。岑参是南阳人，但久居长安，故称长安为“故园”。但长安不仅是故园，更是国家的都城，而它竟被安、史乱军所占领。在这种特定情境之下，诗人就很难有心思去过重阳节，去登高胜赏了。典型的环境，使诗人登高时的心情愈趋复杂：既思故园，更思帝都，既伤心，更感慨，两种感情交汇撞击着他的心房。
“无人送酒来”句化用陶渊明的典故。既是“登高”，诗人自然联想到饮酒、赏菊。据《南史·隐逸传》记载：陶渊明有一次过重阳节，没有酒喝，就在宅边的菊花丛中独自闷坐了很久。后来正好王弘送酒来了，才醉饮而归。此句承前句而来，衔接自然，写得明白如话，虽然巧用典故，却无矫揉造作之感，使人不觉是用典，达到了前人提出的“用事”的最高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邢邵语），所以能引起读者的联想和猜测：不知造成“无人送酒来”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里反用其意，是说自己虽然也想勉强地按照习俗去登高饮酒，可是在战乱中，没有像王弘那样的人来送酒助兴，共度佳节。所以，“无人送酒来”句，实际上是在写旅况的凄凉萧瑟，无酒可饮，更无菊可赏，暗寓着题中“行军”的特定环境。
“遥怜故园菊”句开头一个“遥”字，是渲染自己和故园长安相隔之远，而更见思乡之切。作者写思乡，没有泛泛地笼统地写，而是特别强调思念、怜惜长安故园的菊花。这样写，不仅以个别代表一般，以“故园菊”代表整个故园长安，显得形象鲜明，具体可感；而且这是由登高饮酒的叙写自然发展而来的，是由上述陶渊明因无酒而闷坐菊花丛中的典故引出的联想，具有重阳节的节日特色，仍贴题目中的“九日”，又点出“长安故园”，可以说是切时切地，紧扣诗题。
诗写到这里为止，还显得比较平淡，然而这样写，却是为了逼出关键的最后一句。这句承接前句，是一种想象之辞。本来，对故园菊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象，诗人别的不写，只是设想它“应傍战场开”，这样的想象扣住诗题中的“行军”二字，结合安史之乱和长安被陷的时代特点，写得新巧自然，真实形象，使读者仿佛看到了一幅鲜明的战乱图：长安城中战火纷飞，血染天街，断墙残壁间，一丛丛菊花依然寂寞地开放着。此处的想象之辞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惜花和思乡，而寄托着诗人对饱经战争忧患的人民的同情，对早日平定安史之乱的渴望。这一结句用的是叙述语言，朴实无华，但是寓巧于朴，余意深长，耐人咀嚼，顿使全诗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出现了一个飞跃。
这首诗先把欧公与唐代诗人韦应物相提并论。且盛赞欧公：“下笔犹高帆，十幅美满吹。一举一千里，只在顷刻时。”然后就此生发，勉励欧公尽其才力写作诗文，以达到惩时救世的目的，从而光照千古。诗人还着重劝勉欧公安于滁州生活“慎勿思北来”，言外之意也就是望其坚持刚正的政治立场，而不要有丝毫妥协，用意十分深切。
诗开篇借读韦应物诗集谈及对滁州的印象，实则借韦赞欧。接着“君才比江海”以下六句赞美欧阳修在文学上的贡献。然而这样有才能的人士，却得不到朝廷的重用，就像傍岸撑船一样，滁州毕竟地小，先生的才能是不能得到很好施展的。一个“恨”字包蕴了诗人对政坛变迁、朋友遭贬的愤懑之情，同时也是诗人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鸣。
接着诗人以孔子著《春秋》为例：“虽然孔子曾经遭受‘贬骨’、‘苦笞’之厄运，但历史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要坚持‘直辞鬼胆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的气节。”这实际上是朋友之间的相互勉励，商定二人要继续以文学作为斗争的武器，用诗歌的美刺传统，来干预现实，改造社会“人事极谀谄”的不良士风。由此可以见出梅尧臣的文学主张，他提倡不著空文，不谈风月，实际是儒家秉笔直言的直史精神，包含着诗人身在山林心在朝野的济世情怀。
最后诗人郑重嘱咐朋友“慎勿思北来”，实际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回避。当前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两人虽然不忘他们的政治理想，但如今还是暂避为好。满腔政治热情却迫于形势不得释放，兼济天下之志只得暂以明哲保身代之，诗人内心的无奈与感慨是可想而知的。
欧阳修《朋党论》所说：“君子以同道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其济。”这首诗正可证明此理。全诗侃侃而谈，毫无顾忌与保留，于义理则为高论，从艺术方面推求则嫌其拙直，略欠情韵。
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在梁太子萧统《文选》中被放在“祖饯”一类诗歌的首位。后来，人们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在文学评论或文学欣赏中谈论到《送应氏二首》诗时，大多数只提及其中的第一首，多为分析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对第二首则往往避而不谈。其实，这两首诗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这样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及主题，还能使读者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第一首诗写洛阳遭董卓之乱后的荒凉景象。此诗开头由”登“字引出一个“望”字，接下来即描写“望”之所“见”。北邙阪，即洛阳北邙山。《文选》中李善注曰：“郭绿生《述征赋》曰：‘北邙，洛阳北邙，岭靡迤长阜，自荥阳山连岭修亘暨干东垣。” 段珪等内宦等即携帝于此而后投河自尽，董卓即于此带兵迎帝回洛。而诗人登临此山向远处望去，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景象：宫室尽为荒墟，处处断壁残垣，蒿草疯长，荆棘参天。接着，诗歌由景写到人。董卓之乱后，军阀混战，战乱频仍，这里已经见不到年老之人，只看到一个少年于这片荒芜之中，欲抬脚举步，却找不到路径。四下里荒草遍地，不见一片农田。这个从远方回家的游子，已经看不出哪里是曾经的田间小路了。有人说这个游子便是应氏兄弟，因为他们的父亲曾在洛阳为官，他们也应在这时生活过。这固然不错，然而且不说应氏兄弟本为汝南郡人，而单是就诗歌抒情的主体来看，这个“游子”也就是诗中的那个“新少年”，他的所睹所想分明是诗人自己内心的感受！他感叹着民生的凄惨：“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面对这一番破败景色，竟至“气结不能言”，这分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而所谓“平常居”之语，则曹操曾在洛阳多时，曹植也曾在那里居住过也未必不是事实。就是这次分别之前曹植也已于洛阳逗留了几日，且"平常居"亦可不必拘泥为"常所居"。
这首诗歌中，诗人以一个少年的眼光看一场社会大劫难后的情景。他所见之状，无非荒残破败，班固、张衡所描画赞颂的“东都”、“东京”的昔日盛况，早已化为灰烬。诗人以严肃的态度如实地记述了目睹的情状，始而遥望洛阳的全貌，由宫室到墙垣，再由景色的萧条到人物心情的震惊和所怀的悲悼。从这首诗中可深深地感受着这个少年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和对社会生活严肃的态度。可以说，在今存建安文士纪丧乱的诗歌中这首诗歌与王粲的《七哀》诗确实同为最优之作。如果诗歌就此而止，那么全诗与“祖饯”之意似嫌有些距离。因为这首诗毕竟是送别时所作，而且在这样的动乱年代中与友人分别，定是感慨良多。于是诗人接下来写了第二首诗。
在第一首诗中写过那一番破败之景后，诗人在第二首中主要写与友人分别的感受。关于“清时”“嘉会”两句，《文选》五臣刘良注曰：“‘屡’，数也。言清平之时，嘉会之赏，不可数得而常有。”诗人这样的想法自是与第一首诗所写的景与情密不可分的。时历战乱，世事多变，清平之时与嘉会之美怎能常有？想到这里诗人不由感叹：与天地相比，人生之短促可不恰如“朝霜”之易逝！这种人生苦短伤时感怀的心情在古诗十九首中可谓常见，读者也知道在离乱的年代里，没有多少人不会产生这样的心情。虽然诗人在第一首诗中多是对民生的感慨，而与友人相别，自然地想到自己与友人的感情是多么值得珍惜。于是他“愿得展燕婉”于友人，可是事实是“我友之朔方”！关于“燕婉”一词，《文选》中李善注曰：“《毛诗》曰：‘燕婉之求’。”《文选》六臣注中，张铣曰：“燕婉，欢乐也。言我愿得舒此欢乐也。我友，谓应璩也。”因为友人将“之朔方”故而要祝福他们一路平安，于是诗人“置酒”河阳，为他们饯行。六臣注吕向曰：“中馈，食也。言情爱至极，相望苦深，今为离别岂不各愧于中肠。”关于"愧"字的解释李善注引郑玄注《礼记》曰：“病愧，谓罪苦也。”可知其意当为别离之苦百转肠中。再想到友人所去路途遥远，诗人不由想象：如果自己能够与友人化作比翼鸟一起展翅高飞该有多好啊！这些诗句中表达着诗人与友人别离时的无奈与恋恋不舍之情。于是祖饯送别之意溢于纸上。
再者，从诗歌的“气”上来看，自可以将第一首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然而对于第二首诗歌而言，如果没有第一首诗歌中对洛阳残败景象的描绘，则起句“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似显突兀，而不知其由何而生发出的感慨了。建安诗歌“慷慨多气”，陈思王诗则更是更重“骨气”，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 钟嵘在《诗品序》中更是目曹植为“建安之杰”，《诗品》列曹植的诗于上品，并说：“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且感叹：“嗟呼！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之有黼黻。”在《诗品集注》注释中，骨气之“骨”是指诗歌的具体内容，“气”是指诗歌的思想感情。而在一些诗歌欣赏中对《送应氏二首》中“气结不能言”一句中关于“气”字亦解释说：“气，指感情。”的确，第二首诗歌与第一首应为一气呵成，所以"气"不断。将这两首诗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还是一个少年诗人的曹植在诗歌中有对世事的慨叹，对百姓的同情，更有在此情此景下与友人分别的无限惜别之情。只有这样把两首诗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才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曹植这两首诗歌由感时而更伤送别的主题，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文选》将这两首诗列于“祖饯”一类之中的原因了。
这两首诗也一样体现了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第一首诗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洛阳城的景象：从破败的皇家宫室到闾里乡间荒芜的民田，从断壁残垣到参天荆棘，又从“寂寞”的景色写到从远方归来不识阡陌的游子独立于“千里无人烟”的荒野中那一种凄惨和悲凉。此诗除结句外，全用白描手法勾勒了洛阳城的荒芜悲凉景象，从宫室、垣墙写到所见之人，由人而写到了路径与耕田，最后从游子的眼中写明今昔之异，说明繁华消退，一去不返，令萧条不堪的现实画面历历在目。全诗语言质朴，无过分的铺采文藻，然其真实的感受溢于言表。在结构上的特点十分明显。全诗的重点放在描写遥望洛阳所目赌的荒凉景象上，只是由最后的几句带出“游子”，收回到送客远行的主题上来。诗的现实性强。曹植不是为了怀旧或描绘历史的陈迹而写下这篇诗章的，他在北邙山上遥望洛阳城所发的悲悯，是现实的，而不是历史的。诗人对由董卓之乱以来的战争频仍，良田荒芜，人民流徙，赤地千里，表现了无限的悲愤，说明诗人是关心国是，不忘民生疾苦的有识之士，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此诗所表现的少年诗人忧国忧民之心，正说明了其诗歌气骨不同凡响的原因。对现实的关心与感情的沉郁，正是曹植诗歌成功的关键。全诗句句是景，却又句句是情，这一种情绝不是因了个人的遭遇而发，而是对天下苍生深切同情的表达。诗人的感情如江河般奔流，他忧国忧民的情怀，让后世读着这首诗歌的读者油然而生敬意。这正是诗歌强烈的抒情性的体现。这也许正是“骨气奇高”的体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谈到建安诗风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送应氏二首》中的第一首恰恰是这首诗风的体现，这也是后人谈及此二首诗歌时只提到这一首的原因所在。然而，建安诗歌中对真挚情感的强烈表达亦是建安诗风的一个方面，魏晋时代是一个个性大解放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敢于表露真情时代，这在诗歌中更是非常明显。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同样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珍惜朋友间的友情，对于离乱年代里的分别更觉无限伤感。在这第二首诗歌中有集中的表现。离乱的年代里分别，更会感觉无限的依恋。世事本无常，更何况在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时与友人分离。
曹植是一个极具感性的诗人，这一点贯穿他的一生。他重视人间的感情，无论是手足之情还是男女之情、朋友之情。他与曹丕立太子之争不能不说很是激烈，但他在随父出征与曹丕分别时依然恋恋不舍即是说明。这样一个视感情重于生命的诗人，如果在与友人分别时只看到了满眼的凄凉景象，而不言惜别之情，不是有些异样而不符合其本性了吗？所以这二首诗歌，必非如有的人所说的做于不同的时间地点，而是做于一时，或者说诗人认为这两首诗歌是不可拆开来作分析而必然要作为一个整体来鉴赏方可领会其中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