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在晋代时还很偏僻，加之当时南方多瘴气，古人视为畏途。但又因为广州靠山临海，自古盛产奇珍异宝，到这里来“捞一票”的人也大有人在。据《晋书·良吏传》记载，当时派到广州去当刺史的皆多贪赃黩货，广州官府衙门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晋安帝时，朝廷欲革除岭南弊政，便派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吴隐之走马上任，路过广州三十里地的石门（在今广东省南海县西北），这里有一泓清澄明澈的泉水，这泉水名之曰“贪泉”。当地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即使清廉之士，一饮此水，就会变成贪得无厌之人。吴隐之来到清泉边，深有感触地对身边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他酌泉赋诗言志，成为我国诗歌史上一段动人的佳话。
吴隐之这首诗前两句先陈述由来已久的传说：古人说这贪泉水，谁饮了它，心里就要产生牟取千金的贪欲。歃（shà），歃，以口微吸也，是说只喝一点，极言其少，千金，极言钱财多。怀，思也，思得千金，便是贪。“一”与“千”对照，强化贪泉之贪。只喝一口，便贪图千金，多喝几口，不用说更贪得无厌。这传说在他心里引起了疑问：事情真会这样吗？他想起了历史上两位视富贵如浮云的高士——商朝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人世间的大富大贵莫过于帝王的宝座了。可是，这兄弟俩互相推让。孤竹君死后，按照遗嘱要叔齐继承王位，可是叔齐却坚决要让位于兄长伯夷。伯夷避而不受，出奔于外。叔齐仍不肯登位，也出走了，结果兄弟俩为了互相推让王位，都逃离了孤竹国。天底下最大的富贵他们竟然弃之如敝屣。想到这里，吴隐之在诗的后二句深深感叹道：这贪泉水啊，试教伯夷叔齐来饮，我相信他们终不会改变自己的高尚思想和情操的。贪与廉取决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的确与是否饮用贪泉无关
吴隐之终不相信这古老传说，不相信贪泉有如此巨大的魔力，他勇敢地酌贪泉而饮了，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考验。诗的后二句，他是借伯夷叔齐自比，表示自己清廉为政的决心。
吴隐之这首述志诗，不事雕琢，直抒胸臆，言简意赅，古朴动人。更可贵的是作者言行一致，他在广州任上数年，果然没有因饮了贪泉而变成贪官。《晋书》上说他“及在州，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终始不易。”由于他整饬纲纪，以身作则，广州风气大为改观。皇帝诏书嘉奖他“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飨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是一位难能可贵的清官。后来他离开广州北归，行囊萧萧，船舱空空。回到家中，数亩小宅，茅屋简陋。当时著名将领刘裕赐赠车牛，并要为他建造住宅，都被他谢绝了。一生清廉，始终不渝，一代良吏，名垂青史。
首句“风云突变”，起笔突兀凌厉。不仅渲染了形势的突然变化，制造出一种浓重的气氛，而且十分形象地写出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指出当时蒋桂之战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和混乱局面。
接着诗人以强烈的感情色彩浓墨一点：“洒向人间都是怨”这一句写得非常有力，坚定，“洒向”这个动词用得完美无缺，而收尾一个“怨”字搭配浑然天成，意象突出；接着又一个大对比，坏人只能是一枕黄梁美梦，这在诗之技巧上也可以说是转换切入都准确、快捷，从人民之恨陡地转到了坏人必败，两个鲜明画面并立，空间广阔但又一目了然。
下阕开头两句红军进入闽西的描写，一变上阕沉重、激愤的笔调，充满欢乐和喜悦的气氛，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一幅雄伟壮丽、气氛热烈的图画。
用红旗借代红军，突出描绘了鲜艳的红旗在队伍前头开路的情景，写出了高举红旗进军的神速和红军战士龙腾虎跃、冲锋陷阵的战斗英姿。最后两个描绘了红军在新开辟的根据地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动人景象。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红旗”指红军。用“跃过”、“直下”两个动词极其生动形象地描写了红军迅速、快捷地越过汀江，快速地开辟了龙岩、上杭等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情景，反映了人民革命战争所向披靡的现实。红军到达这里，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一派热火朝天的气象。
“收拾金瓯一片”中的“金瓯”，毛泽东在这里沿用典故，不过，这个金瓯已经破碎，因为军阀割据使中国四分五裂，故作者把自己用工农武装割据战略思想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比作收拾金瓯一片。“收拾”一词，看似口语，却有来历。收拾，收捡、收复、整顿之意。岳飞《满江红》中有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分田分地真忙”又是毛泽东作为诗人一贯的大气坦然，无拘无束，而且写出祖国的真欢喜，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真欢喜，尤其是“分田分地真忙”极富有动感和画面感，亲切、快乐，对祖国乡村朴实浑厚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貌似平淡，却极为精当。恰如宋代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中所说：“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平淡而到天然处，则善矣。”
全词的叙事、议论和抒情交相混融，既有写实之动，又有抒发之妙。显示了一代领袖目睹人民富足而自己也感到无比的乐趣，同时也反映了贫苦农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历史变革，蕴涵了十分深刻的历史内容。
《范增论》属于史论，是一篇翻案文章。苏轼善于读书，能从书缝中看出问题。一般人读史，见项羽与范增君臣不能善始善终，常为之叹息，认为这是楚失败的原因之一。苏轼却相反，独恨范增不早离开，认为项羽早有杀增之心，还认为义帝之存亡，关乎楚之盛衰，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全篇并没有贬低范增，篇末还高度肯定范增是人杰，只是惋惜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早有裂痕，范增不明“去就之分”。
全文围绕“去就之分”这一中心论旨，逐层展开：首先，简叙历史史实，提出论点：“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其次，具体论证观点。文章反复分析了项羽杀掉宋义之后，势必要谋害义帝，而范增必然力谏，项羽肯定不从，最终必然疑忌范增等等情势，论证了范增应当在此时离开项羽的主张，批驳了那种认为陈平反间计离间项范二人的传统看法。然后，作者替范增设想，“合则留，不合则去”，“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仍然不失为大丈夫作为；批评范增不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最后，又从另一侧面论述：“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作者对范增的谋略、才干表示了肯定，实际上批评了项羽的不知人、不善任。
该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经文的表现手法，设为问答，层层推论。如由义帝之立，范增为谋主，推断义帝之兴废关乎范增之祸福，又进而推断项羽弑义帝，范增必反对。由义帝之明推测项羽之杀宋义，义帝必不能堪，又推测义帝必杀项羽，项羽故必杀义帝。一环套一环，有很强的逻辑性。作者征引史料不多，才识、才气胜过才学；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反诘句，多用感叹句。全文共有七个反诘句、六个感叹句，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热烈深切的赞叹、惋惜相结合，使文章笔调变幻无端，抑扬顿挫之至。
